10.没有贤公子辅政的日子怎么过？

从结果来看，贤公子辅政没一个是成功的。大概有人会问，有贤公子及数千门客辅政尚且如此，要是连贤公子的偶像效应都没有，又怎么能招揽到天下士人呢？

历史实践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其实，没有“贤公子”辅政的求贤之道已经高度成熟，还不止一途。魏、秦、齐三国最为经典。

前面提过，魏国霸业始于魏文侯时。魏文侯的富国强兵经验就俩关键词：变法、招贤。包括秦国在内的其他诸侯无非是在这两方面做文章。魏文侯的求贤之道集中体现在一个故事中。

魏文侯打算在宗室贤臣魏成子与非宗室能臣翟璜之间选一人当丞相，最终选择了魏成子。翟璜不服气，找李克抱怨。

翟璜举荐了西河守吴起、邺令西门豹、灭中山国的将军乐羊、中山守李克、太子傅屈侯鲋，自认为功劳很大。但李克说：“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三位“王者师”的价值大于五位“王者臣”，所以魏成子更适合当丞相。翟璜当场表示惭愧，自叹不如。

可见，魏文侯求贤分双轨：学问家做王者师，实干家做王者臣，天下士人不分国籍多多益善。这与信陵君专找门客的路子迥异，事实证明也更有效。

秦国的思路略有不同。秦孝公发求贤令时明确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国求贤也是不分国籍多多益善，但不分双轨，只要战略家与实干家。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罗列了一大堆入秦山东士子的名字，让秦始皇充分认识到，秦国强大离不开这些出将入相的外邦客卿。

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国求贤模式也可称之为客卿将相模式。

其实，客卿制度谁都搞。从春秋到战国，不光是秦国重用过外邦客卿。但秦穆公、秦孝公及其后世几代子孙，用人不拘一格，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在列国中，唯有秦是彻底的尚贤政治。自商鞅变法后，宗室特权最少，无功者甚至不得属籍。无论是山东列国的布衣士子，还是秦平民人才，都能以功劳成为卿相将军。

贤公子所在的四国也有客卿制度。但只有赵国的客卿将相比重超过宗室贵戚权臣的比重。毫不夸张地说，贤公子辅政模式与客卿将相模式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两者最基本的关系是此消彼长。

除了魏文侯、秦孝公的求贤模式外，齐威王也发明了一种具有齐国特色的稷下学宫模式。

齐威王创立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学派基本上都在稷下学宫里设据点。在齐湣王之前，稷下学宫兼有齐国最高学府、百家文化研究院、国家最高智库三重属性。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称：“（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稷下学宫模式要点是：“不治而议论”，只招顾问不给实权。稷下先生多为诸子学派大师级名士，平时只讨论学问。有个例外是名士淳于髡。他多次讽谏齐威王，曾在一天中向齐宣王引荐七个人才，还做过主管外交的诸侯主客。

因此，齐国人才结构比较微妙，军政要职几乎都掌握在王族之手，外邦士子多为稷下先生或将相门客。

不知孟尝君首创贤公子辅政模式，是否受到了稷下学宫模式启发。因为，稷下先生的性质有点类似齐王的上宾（高级门客）。但在某种程度上，两种模式是竞争关系。齐湣王对尾大不掉的孟尝君势力始终无法充分信任。他先后重用秦国流亡者吕礼与燕客苏秦等人主政，似乎有用客卿将相模式全面取代辅政贤公子的趋势。此外，齐缗王也没放弃稷下学宫模式。这个尝试也许是两人最终走向决裂的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国无非是在贤公子辅政模式、稷下学宫模式、客卿将相模式这三条道路中取舍。

事实上，早在贤公子辅政模式出现之前，魏楚齐赵就已经先后称雄于诸侯。四大贤公子要么是吃着大国崛起的红利长大的，要么不得不面对祖业中落的困局。他们都不是栽树挖井的始强一代。而四大贤公子最强的对手秦国，始终未曾出现过“贤公子”辅政的格局，甚至从制度上就最大限度地防止“贤公子”出现。但众所周知，秦国庙堂从来没有缺少让列国贤公子们头疼不已的人中龙凤。

所以，没有贤公子辅政的日子，天不塌，地不陷，江河不枯，国家可以用别的治国模式正常发展。完全不用着急。

11.贵族封邑——贤公子辅政的经济基础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崛起，但还远没到独强的时候。齐、楚、赵等国的实力也不俗。特别是齐国，在乐毅带五国联军破齐之前，与秦国互有胜负。总之，战国中期的天下长期处于多极均势格局。

然而，四大贤公子初登场时，秦与六国的差距还没那么大。当他们先后谢幕时，齐赵魏楚反而无力与秦争天下。

尽管不能得出贤公子辅政是导致四国衰弱的主要原因，但也足以说明，这种治国模式（包括所有的套路变化）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实用。因为贤公子养士不是靠国家拨预算，而是靠私家财力。

四大公子各有封邑若干。封邑的大部分赋税收入归封君。这便是贤公子养士数千的本钱。而那些以朝廷秩禄为生的大臣，养不了太多门客。

前面提到，稷下学宫最鼎盛时期有数百千人。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比四大公子的三千门客少了很多。难道齐国庙堂的财力还不如四公子充实？

当然不是。齐国庙堂的财力肯定比孟尝君的封地薛邑雄厚，但架不住财政支出项目多。比如，朝廷对内兴修水利与对外用兵花的都是国库的钱。特别是打仗，以烧钱为基本特征。稷下学者是不治而议论的闲职，养太多了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故而朝廷没法像贤公子养门客那么大手大脚。

贤公子养士的规模普遍超过稷下学宫，运营成本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史记》的说法，孟尝君田文是“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田）文等”。有一回，一门客误以为孟尝君给自己的晚饭差一等，正要怒而离去。孟尝君把自己那份饭拿出来，结果一模一样。那位门客羞愧地当场自杀……

孟尝君的高薪政策很感人，但是，薛邑百姓的负担有多重呢？

《史记·孟尝君列传》称：“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

平均3.3户养一个不事生产的门客，若一户按5口人算（齐国家庭平均人口更多），大约是17人养一个门客。这看起来比“十人养一兵”的通例要轻松。但孟尝君门客的生活规格远高于军人。故而薛邑百姓的实际负担反而重。有许多人靠借债度日，却又无力偿还。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孟尝君的收入减少，烂账很多，几乎到了没法给门客发工资的地步。

他曾派门客魏子去收账，魏子“三反而不致一入”。后来又派冯驩去。冯驩收得息钱十万后，杀牛置酒宴请百姓，与能还债的约定日期，无力还债的就烧掉欠条。孟尝君对此很不悦，直到后来被免相时才意识到冯驩以减债收买民心的远虑。

相比之下，平原君与春申君的财力更为雄厚。他们虽不像孟尝君那样搞烧钱的平等主义，但也让门客富得像暴发户一样。

《史记·春申君列传》：“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平原君门客奉命去见春申君。他想向楚人显摆赵国的富有，便用玳瑁簪子，在刀剑鞘上装饰着珠玉。甚至春申君的上等宾客若干人都穿着珍珠做的鞋来接待赵使。于是平原君的门客自惭形秽。

也难怪，平原君封地主要是东武城，而春申君封地可是淮北十二县，足足一个郡。至于信陵君，他客居邯郸时在赵魏都有封邑，再加上各方势力想与他结交，不乏资助。

战国变法原本是朝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削弱贵族特权的方向演化的。但齐楚魏赵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贵族政治残余，尤其是贵族封邑。

例如，孟尝君初封于薛时有万户，后又益以千户。齐宣王时首都临淄有七万户，齐湣王时应有所增长。假如是虚封的话还好，但孟尝君对薛邑有治权，是实封贵族。这是他后来变得尾大不掉的必要条件。

贵族封邑相当于一个国中之国。贤公子位居将相时，又得到朝廷秩禄与赏赐。这样一来，朝廷的税役来源减少，支出却没少，能动员的国力必然会打折扣。久而久之，贤公子不仅有封邑的财力与人力为后盾，又手握朝中权柄，很容易形成其他文武官员难以撼动的势力。贤公子辅政模式稳定延续的结果，就会变成春申君一手遮天的局面。假如贤公子与君王交恶，就会凭借封邑的力量反水。孟尝君就是这样做的。

当然，四大公子所在国的国情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齐楚的实封制传统根深蒂固，贤公子的影响力与根基难以撼动。赵国在赵惠文王时逐渐走向了虚封制。平原君不肯出租税，主要原因是想维护过去的特权。赵奢收租成功，表明贤公子的特权被大大淡化。这也是平原君始终不能在庙堂独大的重要原因。信陵君时的魏国王权很强，他无法像孟尝君那样带着整个封邑独立，只能带着门客集体移民赵国。

可见，虚封制下的赵魏贤公子对中央王权的依附性很强，而齐楚贤公子因实封制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对中央王权的潜在威胁也更大。若不能让君王对自己言听计从，就只剩下自我抑制与出走两条路了。无论哪种情况，贤公子势力对于中央集权制来说都形同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