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

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真学真识乎？”

上面这段话，摘自晚清时期一道著名的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上疏的时间，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文章的作者很出名，是后来创立湘军的关键人物，晚清一代名臣曾国藩。他在当时的职位，是礼部右侍郎。

在这份奏疏中，曾国藩提到了朝廷风气中存在的三个问题，让咸丰皇帝要多加注意，以“预防流弊”。但实际上，曾国藩自己都说，很多问题是自道光中叶以来，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的。流弊已深，早就谈不上预防，曾国藩用委婉的说法，其实是希望咸丰能够及时采取改革措施，刮骨疗毒，改变朝士多年来的颓丧之气，否则风气继续沉沦，想要挽回，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曾国藩所提到问题中的一点，是科举考试中存在务虚不务实的现象。

衡文取士，是抡才大典，立国的基石。国家考试制度是否能有效发挥其人才甄别的作用，决定了一国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从翰林院毕业之后，十年间曾国藩累迁检讨、侍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曾国藩这一路官途，起点刚好就是道光中叶，他自身是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场考试走过来的。曾国藩身在局中，对其中的弊病自然有切身体会。

自道光朝以来，朝廷选拔人才，只看谁写的书法比较美观，谁用的辞藻比较华丽，而文章策论的内容，却几乎不在考察的范围。如此一来，士子们整日钻营的，就是怎么把书法练好，写一手乌、方、光、大的馆阁体字，为官所必备的经世济用的真知，则鲜有人问津。

这样下去，结果将是朝堂被一群浮华讨巧的伪知识分子所占据，真正办事的人才，要么被排挤出权力中枢，要么事事被人掣肘。皇帝身边官员的素质，又决定了政府的效率，若这里面大多都是庸臣，则行政效率之低下，便可想而知了。

有朋友可能会问，曾国藩既然早就知道这些弊端，为何不早点提出来？记得我们之前提到，道光一朝自曹振镛秉政以来，言路被阻遏，曾国藩即便想指出问题，奏折也到不了道光的案头。到咸丰登基之初，新帝上任三把火，有罢黜庸臣，下诏求言等开明举措，曾国藩这才壮着胆子，上了这么一道措辞有些激烈和直白的奏折。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后，评了八个字：“迂腐欠通，言尚可取。”咸丰对曾国藩的忧虑并不以为然。不过，曾国藩的意见虽然并未被完全采纳，但却直接揭露了一直存在但没人敢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引起当朝者的警惕。后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被清廷委以重任，畅行其志后，为国发掘和培育人才，也一度挽回了清王朝衰败的局面，开启了历时三十年的“同光中兴”时代。

二、

前篇讲到，为了给道光皇帝“减负”，军机大臣曹振镛发明了“书法评奏折” 的方法。臣下在奏折中只要写错一个字，轻则被痛骂一顿，重则扣年终奖，甚至降职，搞得言官们人人自危，都不敢上奏言事，道光也终于可以不用为看不完奏折发愁了。而前番曾国藩所讲的“书法选翰林”，亦不意外，也是这位曹丞相搞出来的。

曹振镛是庸臣，他来操持国政，把满朝文武压制得鸦雀无声，而更可怕的是，道光还让曹振镛管科举。仅在道光一朝，曹振镛就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是清朝历史上主持会试次数最多的大臣之一。

庸臣衡文，导致其实现了自我复制的功能。《清史稿》记载：“（曹振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於疵累忌讳，遂成风气。”

功令即规矩。史书对曹振镛的批评比较委婉，说他选拔人才很遵守规则。但所谓的规则，就是在考生试卷的书写上吹毛求疵。不论考生多么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只要在试卷上犯一点点书写上的错误，那就基本宣告与翰林无缘了。如《清稗类钞》考试类中，有清朝“朝考殿试重楷法”一条：

“朝廷重视翰林，而取之之道以楷法，文之工拙弗计也。新进士殿试用大卷，朝考用白摺，阅卷者偏重楷法，乃置文字而不问，一字之破体，一点之污损，皆足以失翰林，此之流毒，实道光时大学士曹振镛种之。

振镛在枢府，宣宗以阅疏太烦为苦，振镛教以挑剔小过误字加之严谴，则臣庶震慑，封事自稀，可不劳而治。宣宗纳之。其后廷试亦专剔误字，不复衡文。桎梏天下之人才，纳诸无用之地，振镛之罪也。”

在考取进士的会试中，考生的试卷不仅要用纸条糊住姓名，同时还要找人另外重新誊写，所以考官尚不能以字体好坏来评判试卷。但到了殿试朝考以后，就只需要遮住姓名，不用另外抄写，以曹振镛为首的主考官们，就纯凭书法来评判试卷优劣了。明清以来科举制度本已被八股文紧紧桎梏住，如今曹振镛又在其上加了一道枷锁。

更为滑稽的是，形式主义的风气，还不仅仅限于殿试朝考，就连太医院考医士，也是用八股试帖来选拔，楷书工整者便能入选。时人讽刺道：“太医院开方，但须字迹端好，虽药不对证，无妨也。”士子们汲汲营营的进身之阶，全赖一手小楷。郢匠取士如此儿戏，结果是越来越多“曹振镛式”的官员充斥了朝堂。

三、

科举中讲求形式、不重实质的歪风邪气，真的只出现在道光中叶，曹振镛用事以后吗？事实上，书法取士之端，并非曹振镛首创，弊端由来已久，皆为司文衡者慵懒无能所导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位的高宗对这种现象深为不满，特别下旨进行了大力整顿：

“廷试士子，为抡才大典。向来读卷诸臣，率多偏重书法，而于策文，则惟取其中无疵颣，不碍充选而已，敷奏以言，特为拜献先资。而就文与字较，则对策自重于书法。如果文义醇茂，字画端楷，自属文字兼优，固为及格之选。若其人缮录不能甚工，字在丙而文在甲者，以视文字均属乙等，可以调停入彀之人，自当使之出一头地。况此日字学稍疏，将来如与馆选，何难临池习之？倘专以字为进退，兼恐读卷官有素识贡士笔迹者，转以此藉口滋弊，非射策决科本义也。……廷试读卷，自应取文义醇茂者，拔置上第。若策对全无根据，即书法可观，亦不得入选。”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特别强调了殿试中策论的重要性，因为策论才能真正考察一个人肚子里装了多少墨水。书法文章俱佳，固然是上上之选；但对于文章出色，书法不太好的考生，则不应该一棒子打死，应给予他们崭露头角的机会；而那些仅仅书法美观，文章无可取之处的，均没有资格点为翰林。

关于乾隆推行的这项改革，清人笔记还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东巡，在山东举行召试，题目为“东方三大赋”。东方三大，即泰山、东海和孔林，其实是对应乾隆东巡的主旨。但因为这个典故比较生僻，全场除了一个叫秦瀛的考生以外，大家都不知典出何处。乾隆看遍考官选出来的十份试卷，都不满意，考官这才禀报说有一篇文章符合题旨，但因为书法太差而落选。乾隆说：“顾学问如何耳，何以书法为哉了？”最终御笔圈定了秦瀛，授予他内阁中书之职，入值军机处。

所以说大家不要老是嘲笑乾隆，老说他破坏文物，农家乐审美，还写了四万首没人听过的打油诗，他的知识水平，比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要高多少。乾隆本身是一位英主，在鉴别伪知识分子方面，是一点都不糊涂的，不像后来他的孙子那样容易上当受骗。

不过可惜的是，乾隆改革科举，也不完全是为了给国家选贤举能，而是有着其他的政治目的。

清朝入关以来，统治者们深知要想统驭中原，离不开汉人士大夫的帮助，但也担心过于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会反过来危及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所以顺、康、雍、乾四朝，在位的皇帝对汉族士子们都采取一手拉拢，一手打压的政策。

乾隆朝是清朝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思想和言论禁锢最为登峰造极的时代，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规模和力度远超父祖，被牵连而无辜受戮的人数不胜数。士大夫们动辄因言得咎，只能谨言慎行，以莫谈国事为保身立命之要。

没有了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环境，也就失去了培育人才的土壤，这导致乾隆后期和嘉庆朝一度出现人才断档的现象。嘉庆皇帝整日唉声叹气，说自己身边无人可用，其实也是清朝长期以来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的必然结果。

四、

如果嘉庆如雍乾一般多疑敏感，继续大兴文狱的话，士气不断消沉，清朝撑得过二百年国运。好在嘉庆皇帝亲政后，基本上结束了压抑士子达百年之久的文字狱，给了自由思想言论重新萌芽生长的空间。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本是长久之计，所以嘉庆朝文网渐宽，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却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中兴的局面打下了根基。

嘉庆皇帝之所以如此当机立断，果断地废除了文字狱，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嘉庆天性宅心仁厚。前篇提到，嘉庆自己在顺贞门遇刺时，对身边袖手旁观的百来号侍卫，尚且不忍责罚。虽有人讥之为妇人之仁，但一个如此仁慈的君主，也必不愿看见有人因一两处文字舛错，就被大肆株连，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第二，嘉庆是乾隆的小儿子。一般而言，在一个大家庭中，幼子受到父辈的影响更小，所以思想往往也比较独立和开明。比如嘉庆在一道为乾隆时期文字狱翻案的谕旨中指出：“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挟仇抵隙者，遂不免藉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嘉庆这番话就说得非常公正。我国的文字向来博大精深，不论是写的什么文章，只要旁人有心检举，总能从中附会出所谓“大逆不道”的证据出来，文字狱最后只会沦为奸诈小人用来公报私仇的工具，有百害而无一利，根本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第三，清朝过往被文字狱牵连的人，多是触犯了满汉之辨、夷夏之防的禁区，而嘉庆生母为孝仪纯皇后魏佳氏，他身上本就有一半的汉人血统，因此也没有那么多所谓的顾忌。嘉庆在其公开刊行的御制诗集中，让词臣给自己的诗注释“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丝毫不避讳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点，说他是诞生于承德避暑山庄。

乾隆的出生地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乾隆皇帝一直对外声称自己出生在雍和宫邸，生母为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但如果乾隆的出生地点在避暑山庄的话，说明他的生母或许另有其人，且很有可能是避暑山庄里的一个普通汉人宫女。若是换了刻薄的君主，这绝对是不可容忍的政治问题，给御制诗写注脚的词臣几个脑袋都不够砍。不管乾隆身世的真相到底如何，嘉庆对此事尚不忌讳，也就更不会将那些被断章取义或牵强附会的文字视为叛逆了。

嘉庆废除文字狱，是一种进步，然而道光在科举上大搞形式主义，则是开起了历史的倒车。

因嘉庆皇帝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枢臣所拟遗诏中提及避暑山庄为乾隆诞生之地，引致道光对此大发雷霆。这位刚登基的皇帝不仅命令在遗诏中删去这句话，并且要求将所有史籍中乾隆的出生地改为雍和宫。且因为此事，当时拟遗诏的军机大臣托津和戴均元一起被炒了鱿鱼。

上面这起风波，在背后打小报告的正是曹振镛。两位领班军机大臣被逐，曹振镛正好以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军机处，成了道光最为倚重的臣子。我们也就回到了最开始的话题，曹振镛掌枢，使得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束手束脚，难以施展才能。其中一位比较出名的受害者，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诗人龚自珍。

五、

提起龚自珍，想必大家都对他的一首《己亥杂诗》非常熟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这首诗，还不同于一般世俗意义上的诗歌，这是他在回江苏老家路上，应一个道士要求所作的青词。

青词是一种写给上天的祷告文，在明朝的修仙皇帝世宗在位时最为流行，嘉靖朝的权臣严嵩、严世藩父子，便以写得一手好青词得到嘉靖皇帝宠信。

青词既然是写给老天看的文章，一般只讲究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在内容上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但龚自珍这首青词，却不像是写给天公看，而更像是写给当朝者看的——

九州大地要有生气，靠的是风雷激荡，而如今在曹振镛的治理之下，却弄得万马齐喑，一派死气沉沉的光景。末句，龚自珍表面在劝天公为世间降下人才，但事实上世间缺人才吗？至少龚自珍本人肯定觉得不缺，因为他自认就是一个百年难遇的人才。然龚自珍一直不得重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恰是因为他字写得很丑。

龚自珍科举之途不顺，多次会试不第，只能以举人身份出仕内阁中书，当了个书记官。才高气傲的龚自珍当然不肯屈就，一心想考进士，入翰林。

道光九年（1829年），39岁的龚自珍终于通过了会试，有了参加殿试朝考的机会。

在四月二十一日，龚自珍参加完殿试之后，写了一首诗：

“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龚自珍的偶像是北宋的王安石。在殿试的策论中，龚自珍仿照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主旨，提出了国家进行改革的建议条陈，所以自称是贩卖古时药方。

龚自珍虽然说不敢自夸为医国圣手，但从这首诗的字句之间，还是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自得之意的。可惜事与愿违，龚自珍殿试作文，最后只取得了三甲第十九名的成绩。

当然，殿试成绩只是决定了士子们是属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还是“同进士出身”，龚自珍位居三甲，是同进士出身的身份。除了一甲进士及第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可以直接进翰林院以外，其他新进士入翰林的道路，还有七日后的朝考。在朝考的试卷上，龚自珍根据《安边抚远疏》的命题，再一次大谈革新政治、兴利除弊之道，并提出了“以边安边”和“足食足民”的具体主张。

根据郭延礼先生所撰《龚自珍年谱》记载，龚自珍此文一出，便震撼全场：“先生此文洋洋千余言，卓识远见，犀利深刻，阅卷诸公皆为赞叹。”

其中阅卷大臣中的老刑部尚书戴敦元对龚自珍试卷尤为赏识，想将其列为第一，结果主考官曹振镛却说，此卷“楷法不中程”，字写得太差，不可列为优等。曹振镛的干预，使得龚自珍最终与翰林失之交臂。

六、

自此次朝考失利之后，龚自珍在各种考试上屡屡碰壁，自嘲是“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凡是参加朝廷考试从来没合格过，一直郁郁不得志。

三年后的一天，龚自珍在街上看见一幅字帖，正是自己小时候的老师宋璠所临，勾起心中愤懑。龚自珍把字帖购回家中，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酒中在字帖之后写下一文，次日酒醒后抱头痛哭了一场。龚自珍在文中写道：

“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一生无困厄下僚之叹矣，可胜负负！”

龚自珍自道是因为书法写得不好，被摒除出官场之外，恨没有早点跟着老师学写字。这当然是酒后说的气话，而且即便能写得一手好字，照龚自珍那孤高的性格和满脑子变革的想法，又如何能入曹振镛的法眼？所以龚自珍这种人，越是有才华，就越是犯了曹振镛的大忌，只会遭到打压，绝无可能在道光一朝出头。

龚自珍自知不能为当朝者所用，但能有什么办法呢？一种方法是试着改变自己，去适应这种环境，比如后辈曾国藩，就是戢鳞潜翼，等待时机的最佳范本。只是龚自珍不愿向当朝者妥协，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选择以荒诞出格的方式，来揭露和讥讽朝廷制度的无理和荒谬。

古有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干禄字书》，龚自珍便自创了一套《干禄新书》，并且命令家中所有的女眷，都一起来学书法。

《清稗类钞》记载：

“龚定庵生平不喜书，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贡士，改官部曹，则大恨，乃作《干禄新书》以刺其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心学馆阁书。客有言及某翰林，定庵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耶？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

可叹，如果字写得好就能当上位，那还需要读什么书呢？天下的读书人一起练习书法就够了。在龚自珍的督促之下，他的家眷还真的都练得了一手好字，尤其是其妇人何颉云书法尤佳。

有一次，龚自珍以内阁中书身份参加考差，同僚徐松还打趣他说：“定庵不能作小楷，断断不得。如其夫人与考，则可望矣。”可见在当时许多官员心目中，朝廷以书法优劣来评判考生能力高低，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七、

要吐槽朝廷，龚自珍能用的手段也不多，除了让自己家的女眷练写字以外，还有骂人和写诗。龚自珍骂人的技术，丝毫不亚于作诗的水平，而用诗歌来骂人，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龚自珍一生写了近800首诗歌，主题包罗万象。传看龚自珍的新诗作品，一度是当时北京文人圈子里的一个固定节目，这给当时职位不高的龚自珍带来了许多声望，但同时也惹来了不少麻烦。最严重的一次，是龚自珍因一首抒情诗作，与我们那位五阿哥永琪的孙媳妇顾太清闹出绯闻，流言纷飞之下龚自珍在京中几无立足之地。有人认为，这才是龚自珍决定辞官回乡的主要原因。

除了少数怡情之作外，龚自珍大多数诗歌，其主题都在于揭露社会和朝廷的黑暗，以及倡导变法改革的主张。道光五年（1825年），龚自珍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同年作《古史钩沉论》议论时政，同时还有一首借古咏今的《咏史》诗。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是一首骂人诗，龚自珍以古喻今，痛骂当时社会上的四种人：一骂地方财阀勾结官府狼狈为奸，操控权柄；二骂无耻文人只会趋炎附势，却能窃居高位；三骂广大知识分子为了明哲保身，选择苟且偷安，放弃了为正义和真理发声；四骂那些曾经有过反抗和变革精神的人，如今也被招安，反过来成为了帮助朝廷的鹰犬。

向来劣币驱逐良币，必然是制度的设计出了问题。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龚自珍所骂的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坏制度下的牺牲品，为了迎合扭曲的社会，才选择抛却了初心。

从后来龚自珍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动来看，他其实对清廷一直抱有希望。龚自珍并不宣扬革命思想，而是想先挤进权力中枢，取得皇帝的信任，再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但事后回过头来看，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这只能是一种妄想。

纵览龚自珍的一生，虽一心想从政，却始终学不会或不愿去学官场的门道，以致最后成为了政治上的失意者和失败者。不过庆幸的是，龚自珍还能像历史上许多政治上不得意的前辈们一样，用诗歌和文字，让自己留名青史。统治者甘做鸵鸟，无视一切的革新思想，固然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但鸵鸟不作恶，使民间有培育出龚自珍的土壤，让龚自珍还有说话的空间，却也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