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在漂泊之做个世俗的狂生

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这是一个聪明人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英雄真名士本色风流的时代，这是一个狂傲不羁的时代。

年少轻狂是一个阶段的标志，他属于青春，属于热血，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且倍加真贵的青少年时代。

因为年少，所以，轻狂。

历史上的狂傲之士大多特立独行而又拥有某种特殊的智慧。

许由，一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名字。当年，许由听说唐尧要把天下君王之位禅让给他，就认为这话污染了自己的耳朵，就跑到河边去洗耳。那个时候的中国古代，实行的是禅让制，唐尧乃圣明之君，他认为许由无论是德行还是才能都足以堪当大任。

没曾想，许由竟然觉得禅让天下这是在侮辱自己，呜呼哀哉，真是一个清高狂傲放荡不羁的名士许由。

颜蜀是齐国的隐士，有一次齐王召见他，他走到宫门口，便不再往里面走，也不下跪。

齐王手下人说:“颜蜀，过来过来。快来拜见我们大王，我们大王有很多领土和金银财宝，足以让你过上好的物质生活，做大官。”

颜蜀听完，没有动，现在原地笑了笑对齐王说:“过来过来，我是才子名士，如果你真的重视人才，那就应当从上面下来见我。但是现在我既不想做官，又不想过奢侈的生活。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是非常好的事。”

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留下齐王众人在风中凌乱。

要是放在哪个脾气不好的国君身上，估计一刀就把颜蜀给咔嚓了。

一个心中没有天下，一个心中没有君王，他们真是狂的可以。

陶渊明以山水田园诗人闻名于世，虽然曾经出仕做过彭泽县令，但后来隐居于田野，不再出仕。陶渊明生性寡淡傲慢，不慕名，不求利，不谄官，不媚权。口出狂言辱骂上司乃“乡里小儿”，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事权，愤然辞职而去。

梁漱溟，一个学贯中西的国宝级大师。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进攻香港。旅居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乘船回国，轮船在有日本飞机轰炸的情况下航行，许多人因此而彻夜难眠睡不着觉。唯有梁漱溟，不仅睡得香，还打呼噜。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睡的这么香？他老人家十分自信的说:“你放心，我不会死，我死了中国就完了。有我在，中国就在，天要亡我中华，方会取我首级。”

梁漱溟，有这个资格和资本，如此评价自己。

吴宓，字雨僧，在当时那个学人辈出高手如云的时代，也是一位狂士。

他是研究《红楼梦》的权威专家学者。

他和胡适各自主持了一个刊物，双方对立而为。有一次聚会，胡适问他:“你主持那个刊物，有什么阴谋吗？”大家都很担心吴宓，因为众所周知，胡适本身就是一位恃才傲物不将别人放在眼里的“狂痴”。很明显，胡适是在故意刁难吴宓，没想到吴宓很冷静的回答说:“有。”举坐皆惊。

胡适又问:“可以说出来吗？”吴宓不紧不慢的回答:“杀胡适！”你没有听错，就是杀胡适。面对一位如此充满才气而又可爱的人，纵然犀利博学如胡适者，也只能敬仰有佳。

有一次在昆明的大街上，吴宓看到一家饭店，名叫“潇湘别馆”。吴老不由分说，拄着拐杖进了饭店，就是乱砸乱扔，口里还骂着:“林姑娘住的地方，岂能让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给玷污了！”老板听说眼前的老头是大名鼎鼎的吴宓，只得让人取下招牌给换了。

吴宓研究《红楼梦》，钟情于林姑娘。经常以林黛玉的知己自居，岂能容他人亵渎践踏？

刘文典，名字挺有诗意，老头儿瘦骨嶙峋，看起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他是典型的狂人。当年，任大学教授时，凡是刘文典讲课，台下便座无虚席。

有一次，刘文典讲述《红楼梦》的“观世音菩萨”真谛要义。从教室换到小礼堂，从小礼堂换到大礼堂，最后换到了操场，因为来听课的人数越来越多。

讲着讲着，下起了小雨，但是台下没有一个人离开。刘文典讲着，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站在最后一排的吴宓忙恭敬的答道:“甚是，甚是。”

连吴宓都不放在眼里，可见刘文典狂之程度非同一般。

还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大家跑往防空洞躲避。走到半路，刘文典突然想到，陈寅恪还在屋里没有出来。连忙带了几个学生折返而去，学生一边搀着陈寅恪，一边搀着他，刘文典大声说道:“不要管我，保护国粹，国粹要紧。”走到半道上，看到同样跑在前面的新派作家沈从文，于是跑到前面大声斥责:“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是为全国人民跑，我死了，就没有人能够讲《庄子》了。你是为什么而跑啊？”

这还不算，刘文典曾经放言:“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庄子》，一个是我刘某人，另一个就是庄周本人。”不知道听到此话的于丹阿姨，当作何感想。

更有甚者，当年曾因教育理念不同而与蒋介石大打出手，据传蒋介石给了他一个耳光，刘文典踹了蒋介石一脚。但是，奇怪的是，蒋介石竟然没有打击报复，而是将其关了一段时间，最后不了了之。

放眼当时之全国，仅此一例。放在而今之社会，那是不敢想象的。

近代狂人李敖，真乃文化界鼓吹太平盛世的一股清流。他直言骂国民党是“乌龟王八蛋”。为了争取台湾的言论自由，多次入狱。他写了一百多本书，有九十六本遭到查禁，创造了个人出版被禁书数量的最高记录。他写过一首诗:

直笔第一流，慷慨赋同仇。

有话大家写，清算蒋光头。

他还写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名字叫《清算蒋光头》，听听这首诗，再看看这个书名，李敖的狂气可见一般。

蒋介石曾经想收编李敖，使其归顺自己，为我所用。

不曾想，李敖并不买账。有人让他加入国民党，可是无论谁劝他，都被拒绝，宁愿坐牢，死活不肯定加入。

蒋介石在台上，他骂蒋介石。蒋经国上台，他骂蒋经国，还在蒋经国在世掌权之时，写了一部《蒋经国之死》。陈水扁，李登辉，谁上台，他就骂谁。

他老人家还有一句名言:“没有我李敖在这儿，就没有台湾今天的言论自由。”

有人问他最崇拜的人是谁？

他说:“当我想见我崇拜的人时，我就去照镜子。”这话，还真不吹。李敖的确为了争取台湾的言论自由，尽心尽力。在他心里，真的就只有自己，他认为自己文采古今第一，无人能出其左右。

晚年的李敖，虽是耄耋之年，但依然英气逼人，批评起来毫不留情，绝不手软。

如今的这个世界，缺少了李敖，还真有几分不大习惯。

面对这么多的狂人前辈，我们内心真的有些发虚。

论才能，我们相距甚远。论胆识，我们不及万一，论担当，我们难言责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狂的，因为我们年轻，年轻就是资本，我们的这种狂，是年少轻狂。

其实，狂不是项羽的骄傲自大，不是袁绍的自以为是，更不是董卓的飞扬跋扈。

狂是一种霸气，一种气质，一种勇气，一种自信。如果你敢做他人不敢做之事，敢说他人不敢说之言，那么你可以狂，而且狂的有理，狂的有据。

李宇春可以狂，因为她的装扮总是那么得张扬个性，彰显青春活力。一副看起来有些冷峻的眼神，极具杀伤力，她也经过多年的努力，从超级女声，成为了全能艺人。

韩寒可以狂，他对中国教育制服的批判让众人震惊。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高中辍学者，一步步靠着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成为了全民公知。

周杰伦也可以狂，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到全民偶像，歌坛天王，除了音乐天分之外，更多的是自己后天惊人的付出和辛勤的努力。

他们都是那种敢于打破宁静，打破规则，不墨守成规而且敢于开拓的年轻精英，那种历经阵痛的经历，也是他们足以笑傲江湖张狂度世的资本。

年少轻狂不是无知叛逆，不是社会结拜的情意，不是拉帮结派的草台，那是一种内心挣扎而外表安定的修为，那是一种气场，一种由内而外的煞气。

那时候，文人还是以治学为主业，文人群体也还没有精神堕落，受世人尊重，被后人追捧。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内心里多少都是敬重三分。

文人很穷，内心却很富有。文人没权，内心却清高孤傲。文人很瘦，内心却有国仇家恨百万雄兵。

年少轻狂不是盲目的夜郎自大，不是一味愚蠢地自以为是，不是是非莫辩满腔激情。它是一种睿智，一种豁达，一种审视自己之后的自知之明。

曾几何时，士，是一个受人敬仰，令人顶礼膜拜的群体。

现如今，社会风气变化太快，士林凋零，狂士不再。我们唯有在历史中，探寻一二，聊以自慰。

那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时代，一个神话般的时代，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生死的时代。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现代人那些天天狂妄自大之人，往往没有什么本事。而有资格狂的人，反而却很谦逊。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国人大多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能对自己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认知。盲目的狂妄自大，只能成为跳梁小丑，被人贻笑大方。

在不可重来的人生中，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活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世俗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