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汉代的选举制度

讲到政治制度，需从选举制度、政府组织、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四方面来介绍。

（一）汉代的选举制度

汉朝延续秦朝的政治制度，废分封，立郡县。可是什么人才可以做部门的长官呢？这在中国政治制度上是一个最主要的大题目。汉朝以前是封建世袭制度，做官是要看血统的；汉朝有太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当时的大学只有一个，这里的学生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皇宫里的侍卫，吏是地方政府的官员。汉武帝之前是大官的子孙进宫当郎官，政府有空缺，从这里面选拔，这一制度虽非世袭，可官僚集团就是贵族集团。汉武帝之后，这一制度便改善了，不再是只有贵族才能上太学。所有毕业考试为甲等的学生就得为郎，这样郎官便都是知识分子，而不一定是贵族子弟了。当时的选举制度为乡举里选，各地方可选举人才到中央。

一种选举是无定期的，政府缺人时皇帝下诏，举行策问，选拔人才。另一种是特殊的选举，如政府要派人出使西域，需要懂外语，善应变的人才时，皇帝也下诏求才。等到后来，又合成了一种定期的选举，是为“选举孝廉”。一开始大家并不重视，后来汉武帝责备地方：你们偌大个郡，连一个孝子廉吏也举荐不了？最后武帝要处罚不举荐孝廉的地方长官，这才使得每年地方必会举出一两个孝廉出来应付差事。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了郡国孝廉，这些孝廉多半是当年太学毕业为吏的那些人。如此，皇帝的侍卫都成了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于是乎，当官的渐渐地都成了读书出身的了，发展到东汉时，选举制度就剩了孝廉察举一条途径了。

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于是孝廉成为了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最后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进行筛选。这一制度至此便趋于完善。

当时，入仕当官的途径大体为：一个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来到太学求学，毕业后考了甲等便直接留到了宫中。考了乙等的话，被派到地方服务。有了成绩后，经长官察举到中央，再通过中央的考试，最后正式入仕。这样选出的官员都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

从汉朝伊始，中国历史此后的政府，变成为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天下的读书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政府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就此，汉朝开了个“文人治国”的先河。

（二）汉代的政府组织

秦汉之前，我国只能说是封建的统一，各个诸侯列国并存，由一个一个的“家”组成，周天子是一个家，齐鲁等也是家，不能算是有政府。到了秦汉，由封建转为郡县“化家为国”，中央才有了统一的政府，地方成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划分。政府如何组织，要看政府的职权如何分配。

一、皇室与政府的职权如何划分

皇室与政府在政治上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而实际政权在政府，宰相是政府的领袖，一切实际事权都在宰相手中。皇权与相权的划分导致了中国历代权力的争夺与偏移，皇权和相权有强有弱，正是封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权力又不能只有一个，中国领土广袤，人口众多，事务繁重，没有谁能独自处理，必然会有权力的分配问题。汉代皇权与相权的划分，可从各自的秘书处组织窥得一二。皇帝有“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基本只和皇帝私人的衣食住行有关；宰相有“十三曹”，涉及军、政、祭、法、驿、书、粮等方方面面的事务，同时权位也很重，相当于后代的各部大臣。可见汉代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管理国家事务的一把手。

二、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如何划分

汉代的中央政府组织有三公九卿，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政治设施，主要监管中央调查地方的结果与御史劾奏中央及皇室事务的意见。御史中丞负责管理皇室的事务，御史中丞属于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隶属于宰相，因此皇室的事务仍由宰相管。宰相有事务也由御史大夫转御史中丞，再转入皇室。御史中丞起着联系政府与皇室的作用。九卿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俸禄二千石，称中二千石。管着皇室的事务和财政经济，他们同样归宰相管，因此宰相管着皇室的事务，宰相的权利不可谓不大。

汉代的地方政府分两级：郡和县。县为最小单位，上面为郡。汉代约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10~20个县，共有大约1000多个县。郡的长官称太守，二千石，与九卿俸禄一样。汉代官级少，升转灵活，地方太守可到中央做九卿。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

以上就是汉代政府的组织形式，优点是简单高效，缺点是权力容易偏移到个人手中，造成时局动荡。

（三）汉代的经济制度

政府的经济来源依靠赋税制度，田赋是汉代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汉代的田赋非常轻，农民只须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税。但是汉代税制有个大缺点，当时井田制已经废弃，土地所有权归了农民，土地公有变成了私有。由于可以买卖，就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形成了地主阶级，地主对佃农收租很高，达到十分之五。结果政府田税越低，只便宜了地主。

再说除了耕地，还有山，树林和湖等非耕地，这些没有明确的归属，致使民间私下烧炭伐木，捕鱼猎兽。政府为防止这样的违法事情发生，一开始采取派人看管禁止的手段，待后来防不胜防，也就开放了，只在出入的关隘收取一些实物，相当于现在的关税商税。这些收入都归了皇室私用，田赋归政府充当公费。这一分税制度刚制定时，由于非耕地的商税只占少数，田赋才是大头，因此并非是皇帝有很大的私心。但之后经济情形出现变化，盐铁之利超过了田税，皇室的收入超过了政府收入。汉武帝时期，征匈奴通西域，政府花费巨大，皇帝把自己的私房钱捐了出来，号召盐铁商人也捐钱，结果无人理会。汉武帝大怒，要不是我把山海池泽给你们经营，你们哪来的钱？你们不捐，我就把非耕地收回来，交由政府经营。这就是著名的盐铁政策，由私企变成国企，盐铁成了国营官卖。因为盐铁关系到民生，最易挣钱，交由私人，就出现了大量富商；国家收回，政府财政就大幅上升，为汉武帝平定匈奴，远征漠北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汉代对盐铁等工商业做到了控制民营资本，并创造国有资本的制度。对于田赋做到了轻徭薄役，但无视土地私有化引起的兼并问题，导致地主阶级的产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四）汉代的兵役制度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国民兵役分三种，一种是在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服兵役，每一国民这三种都需轮到。中央军有两支，一为南军，是皇宫的卫队，一为北军，是首都的部队。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戍兵需到边境守卫三天，如果不去的话，只要出三百钱给政府，就可免戍。地方部队由郡都尉管辖，每年秋天举行一次都试，为期一个月。地方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

中央有南北军，边疆有戍卒，地方有国民兵，国家一旦有事，这三种军队都可以调用。

除了服兵役外，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劳动，免费当农名工，一年干一个月，如果不去，出两百钱给政府就行。

除了上述义务之外，国民还需缴纳人口税。当时国家并未考虑民众就业问题，却要求人人为国尽责，若是不遵守，就是违法，被抓去当官奴，做苦工，特别惨。于是很多交不起税的人，出卖自己，当别人的奴隶，税款由主人承担。当时那些人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应尽的责任。国家要禁此风，规定奴隶加倍征税，但有钱人靠奴隶做开采盐铁生意，挣得要比交税多得多，而且奴隶也比普通民户过得更好。

汉代的兵役制度还是比较严苛的。国民需履行的义务很多，既要服三种兵役，又要服力役，还需缴纳人口税。政府对国民的生活就业毫不关心，对国民的要求却很多，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在汉代生活还是非常艰辛的。

（五）总结

汉代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造成地主剥削农民；兵役方面虽是全国皆兵，但训练简略，调动不便，一旦有事，也不好解决问题；政府组织方面，由于相权、皇权的分开与分配并没有明文规定，权力容易偏移到个人手中，造成权力交接时局动荡，如汉代霍光专权，王莽篡汉；选举制度方面，由于地方长官察举，会导致人情的存在，你上任推荐我的家族的人，那我家族上任就推荐你家族的人，最终资源都聚集到有文化的家族去了，导致后来魏晋时期门阀的出现。但这些不足也不能抹杀汉代制度在当时起到的作用：皇权外承认政府的存在，政府选拔人才依靠知识文化，经济上抑制资本，搞“盐铁国有”。这些都是制度的优点，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罢了，后来的朝代都是吸取前朝的教训而重新建立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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