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如果愿意，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个有能力去善良的人——《我不
昨天晚上和同事以及朋友去看了《我不是药神》，几点感触，记录一下。
近期总在尝试去理解许多人事物，先理解，再表态。
“我理解你，我支持你”；
“我理解你，且你的做法无可厚非，你可以选择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但是由于与我的价值观不符合，所以我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不会提反对意见，但也没法给你提供支持”；
“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因为你的做法我很受伤，所以我不接受”。
以上，是从我个人出发，有了第一点感触大前提。
本片的主角是一个商人和一群慢粒白血病病友，故事起源是2000年左右，国内在售的慢粒白血病治疗药物价格极高，商人谢勇看中商机，从印度走私同疗效的印度低价仿制药，销售过程中结识了四位慢粒白血病病友及家属，既成为了合伙人，也是难得的朋友。由于他的药只有市面官方价格的1/8，深得病友群体的拥护与支持，也因此年收入剧增，双赢局面打开。但鉴于法制的滞后性，虽然该药的代理权是真，但未列入国家合法药清单，也非官方认可渠道进行销售，在当时就是“假药“，为了不被扣上“卖假药”的帽子进监狱，谢勇放弃了代理权，离开售药市场，转战服装，也从此与慢粒白血病病友诀别。一年后，昔日好友、曾经的合伙人因买不起高价药不幸去世，救世的召唤让谢勇重拾旧业，走私印度低价药，以供慢粒白血病病友服用，只为救世。谢勇最终因“卖假药”“走私罪”等罪名入狱，获5年有期徒刑，但他的事件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就此推动了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国家妥善处理，将该高价药纳入医保范围，提高了慢粒白血病的治愈率。
以上，是从电影本身出发的大前提。
一、“法治”与“情治”，国家层面没得选，个人层面，做最大努力
印象很深的一句台词，公安局领导坚定地说：“曹斌，法大于情的事情，你还见得少吗？我们作为执法人员就应该站在法律这边。”
说实话，很震惊，这样的电影内容竟然通过了国家的文化审查，可能是因为最终的结局是满怀希望且向上向善的，可依然要为我们国家电影审查制度的更开放、更包容，点个赞。
那个领导的立场有错吗？
没有错。他作为国家公务人员，面临在“法治”与“情治”之间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法治”。他只是在当时办案时间短、舆情压力大的时候，做了从他的岗位出发合理的一个决定。
没有错，但能更好。电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述故事背后的所有细节，理想的状况是，领导知道现阶段合乎“法治”的处理方式，同时积极向上级反馈他作为一线办案人员，所看到的群众百姓的真实感受，起码要去反馈。
二、历史进程中个体的牺牲，必然但依然遗憾
电影接近结尾的时候，勇哥在被押送去往监狱的路上，沿途受到了白血病病友以及家属们的夹道目送。电影结尾，以文字的形式，讲述了我们国家后续的医疗体制改革进程，以及国家为人民群众切实谋的一些福利，或者说一些管理行为的完善或纠偏，总体来说是结果是好的。勇哥、病友及家属们，在法律面前，是渺小的，是谦卑的。作为被统治人群，就像勇哥说的，我犯法了，怎么判我都认。但是并不妨碍病友们及观众对勇哥的敬佩与同情，对整个事件结果的遗憾，以及对现实的无奈。
历史的进程总是这样的，法制的每一点一滴的日趋完善，背后一定都是不同个体的各类牺牲，勇哥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很多事情发生了之后，甚至直到结束之后，法律才开始建立起来，比如滴滴打车如火如荼的市场争夺战都结束了，交通部门才制定了暂行管理办法。每一部立法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从各种角度进行求证，这是国家管理的需要，是统治的需要。但是那个漫长的过程，这每一个独立的事件，对于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小的家庭，也许都是致命的，比如勇哥和他的儿子小澍。当他在监狱里，想不明白、感觉痛苦无法承受的时候，抽离出来，去观察自己，观察这个世界，适时的抬起头来，往上走一走，站在历史大进程上，去理解自己的这一份牺牲。
三、如果可以，如果愿意，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个有能力去善良的人
勇哥当年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转让了代理权，后来又重新谈判获得代理权，以进价2000元售价500元的行为，去帮助身边的人，这个事情的前提是，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以他自己的纺织厂和历年的积蓄，支撑着他的这种行善的行为。 我既不是事件的主人公，也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只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于我来说，我能做什么呢？
做一个有能力去善良的人。
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也应该让自己去有能力去帮助身边的人。首先从改变我们的漠视开始，从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敌意开始，从对朋友的关心问候开始，从停止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开始。其次，力所能及地去行善。
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多么复杂，多么宏大，必定是由小事组成的，用伟大的心态去做好每一件小事，每一次行善，不求别的，只为了信念，因为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