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之死》和加缪的重生

故事要从一桩旧事重提开始讲起——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作家加缪的死亡依旧会成为一个议题。这场发生于1960年的车祸多年来已经成为了读者的某种谈资，在一定程度上更构成了加缪哲学的某种荒诞性的注脚。然而，最近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卡特里的新书《加缪之死》又重新提起了这桩事件，并直指昔日的克格勃间谍为谋杀加缪之真凶。这迫使加缪以另外一种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或者说，迫使读者重新来识别加缪。从一个荒诞生活的积极践行者，变成了一名殉道家。卡特里的新书或许会激发新一轮的争议，但我们在这个时刻居然以这样的方式来重新面对加缪，这难免显得有些荒诞。

事实上，对于加缪的生平，读者已经所知甚多。这名面容俊俏的前演员也确实穷其一生在不断参与着各类激进运动。加缪向来不是一个书斋风格的学者，而是一个生于地下的士兵。他在匈牙利、阿尔及利亚等地的社会事件中展示了无畏的热情和先锋精神。但是时隔半个世纪后，世界早就沧海桑田。加缪的名字常常只有在大学文学系的课堂里被提及，人们更多会熟悉他关于“自杀”的格言，或者那些诸如“妈妈死了”之类的文学遗产。后人为加缪所树立的形象和历史上的诸多文豪相并立，却唯独常常忽视他所一度为止献身的诸多社会风潮。也就是说，一个无比具体且鲜活的加缪，在现代媒体和现代体制的建构下，变得越来越漂浮，同时也越来越温柔无害。一个现代背景下的文采斐然的英俊男子，有谁能够对他不动心呢？一个充满“高冷”气质又温暖人心的卓越作家，有谁能够对他不迷恋呢？

卡特里的新书所提出的问题，把我们重新带回了一个历史现场。无论加缪是否死于克格勃间谍的谋杀，但他的生活里充斥的从来是刀光剑影，而不是鸟语花香。他的那些格言体的名句在历史现场的重建下，被赋予了一层新的令人晕眩迷惘的色泽。这种晕眩感是因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景况和加缪所面对的世界相比，早已变得彻底改观。你能在《希绪弗斯神话》这样的经典里读出浓重的火药气息和血腥味吗？更况且，被巴特称为“零度写作”的加缪，本身就呈现为一种面对现实气息的“局外人”形象。但是，加缪这样的“局外人”，总会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收获犬儒主义者的青眼。

希绪弗斯不是犬儒主义者，加缪也不是如此。重新指出加缪和前苏联的紧张关系，事实上也正是表明了加缪的哲学和现实本身的某种紧张关系。把加缪的哲学重新还原成加缪自身的注脚，而不是单靠着加缪的生平来注解他所留下的哲学。这才是正确的任务。在这样一种还原中，进而把我们的思想史传统和历史重新形成关联，把抽象学说转变成生命力对于现实之间的张力。从这点来说，我们总要重新来审视加缪之死，而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历史结论。

昨天，加缪死了——或许是今天？后现代世界常常热衷于把时间转化成抽象的言说，把现实转化成某种公众性的美学。问题是，痛苦从来不是一种言词，诸如加缪这样的作家，本身就是这种言词化的世界的抵抗者。《加缪之死》是一个出版事件，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史的断片，把已经逐渐言词化的加缪重新置于死亡的境地之中，也让他通过死亡现场的重建而重生。事实上，这不是加缪单独的问题，我们面对自身的生命景况，岂非也需要这样一场重建，才能够从后现代大众文化景观里突围出来，重新认识生命的力量呢？

尤雾

2019年12月8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