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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

2018-07-02  本文已影响740人  贾正直

      (此文又长又臭,好在无夸张,不虚构。真的不好看,如果你硬要看,请细细看。看一个倒霉孩子怎样同中国一起大跃进,怎样同人民一起过粮食关。为什么竟然一连读垮了三个公办中学,又莫名其妙地到了第四所,……他拿到初中毕业文凭了吗?) 

                                一                     

    1958年,中国大跃进,我小学毕业。

    我参加了升学考试,挺正规的。11岁的我第一次出远门,步行三十多里到了石板溪,升学考场就设在石溪中心小学。

    在石溪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河一一岷江,那宽阔的江面,湍急的江流,让我这个只见过小溪沟的人激动不已;第一次见到了帆船,只不过那巨大的白帆都破破烂烂,打满补丁,肮脏不堪,远不如我想像中的美丽。

    考场挺森严,到处贴着“考场重地严禁喧哗”的标语,不时有戴着红袖套,胸前别着红布条的工作人员匆匆来去,挺吓人的。

    我提心吊胆进场,惴惴不安答卷,稀里糊涂出来。考些什么不知道,答得怎样更不知道,心里没有升学与否的压力,只觉得考试完了一身轻松,反正我已经是个`高小毕业的知识分子了。

    没想到不久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后来一打听,全街十多个同班同学竟然只考上了两个。我惊喜。

    感谢大跃进,全县原来只有四所中学,一跃进变成八所一一区区都有中学了。否则真不知我能否继续读书!

    那一年父亲作为青年中医师也被县里推荐到成都中医学院学习,我们家双喜临门。

    那时候上公办中学是要办理户籍和粮食关系转移的,还必须住校。我告别了贫困而又温馨的家,也告别了普通居民的身分,每月的粮食定量由22斤增到了28斤,别小看这区区六斤的差距,在那时可是身分的象征,也是巨大的财富。上民办中学的同学是没有这种待遇的,我有些自豪。

    学校在马庙一一区所在地,全称为“马庙小学附设初中班”,俗称“戴帽子中学”。名称是不大好听,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公办中学,比那些就此缀学或花大价钱上民办中学的同学强上不少。

    我从没有去过马庙,实际上除不久前去石溪考试外就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十足乡巴佬一个。

    娘替我背着又厚又重但也是家里最好的被子,亲自送我去上学,步行近20里,到了山脚下。娘指着一个山头对我说:爬上山就是学校,你自己去吧。说完娘依依不舍却又匆匆地回去了。我知道娘还有诊所的工作,家里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弟弟,离了娘真不行。

    我接过被包,噙着泪,目送着娘离开。然后背着沉重的被子艰难地爬上了山,看见了我的学校。

    迎面一堵墙上画着两幅画,一幅是古装的将軍,身穿铠甲背插四面威武旗,旗上写着“以钢为纲”四个大字。我对以钢为纲似懂非懂,但也知道那叫钢铁元帅升帐;后来才弄明白,第一个钢是钢铁,第二个纲是鱼网上的绳子,只有抓住网上的纲,鱼网才能收放自如,大概是只要有了钢其它的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吧。另外一幅画的是一口大锅和几个红苕,那红苕有鼻有眼有手有脚,比锅还大。画下写着:“红苕大,红苕多,一个红苕装满锅,你们几个慢慢来,不要砸坏我的锅”。这是我见识的第一首诗,后被收入《红旗歌谣》。我想这幅画大约代表以粮为纲吧。

    学校实在不怎么样,只有两座房子,打横一排四间教室,小学用。正面是一幢一楼一底的土墙房,楼上楼下各两间教室,我们的教室是楼上两间。房子很旧,墙厚窗小,采光很差。上得楼去,楼板颤颤巍巍,嘠吱直叫,任谁看了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一危房!

    忽然增加了近一百人,宿舍没有,食堂更没有,要吃要往,困难重重。

    开学典礼上,校长马子俊声音宏亮地说:共产主义是靠自己双手建成的,我相信学校这点困难是绝对难不倒我们这些工人、贫下中农后代的!

    我不是工人贫下中农后代,我家被赐予的成分叫“自由职业”,不是剝削阶级,当然也不是依靠对像。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成分涵盖之广令人尴尬一一医生、教师、律师、记者,乞丐、妓女、神棍及一切无业人员均属此列一一笑耶,气耶?

    我看看周围的革命后代们,暗暗地替他们,当然也替自己担心,难啊!

    接着,一群半大小子提着斧子上了社会主义的山,去砍社会主义的树,我和一些年小体弱的就去田边屋旁搬社会主义的谷草。我真心佩服那些贫下中农的革命后代们(工人子弟还真不行)仅仅半个月,他们立柱、上梁、铺篾、盖顶、堵壁,硬是盖起了两座大草房。简是简陋点,但能遮风挡雨啊,女生住进了新宿舍,吃饭有了新食堂。虽然我们男生还是得挤在离校两三百米的农民家堂屋里睡觉,仍有些兴奋,为我的这些同学自豪!

                              二

    初一的课程几乎与小学一样,语文,算术(挺厚的一本),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只不过多了一门劳动课。

  劳动课对我来说最难,因为年小体弱,什么都干不来,只能站一旁看老师和同学们干,很尴尬。

  罗洪洲老师是个生物爱好者,他带着大家种了“黄豆树”和“海椒树”。我知道黄豆海椒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罗老师称之为树让我十分憧憬,想像着一棵棵大树上结满了黄豆荚,挂满红辣椒的情景很是期待,而且成树之后年年只管收获就行,对罗老师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我只见种下,没见它长成大树,遗憾。

    玉米定向密植,我是看到了全过程:在地上挖一条深沟,沟里倒上好几挑大粪,然后用土盖平再掏出一条笔直的浅沟,将玉米一粒粒摆在土上,间距五寸,丕芽向東,最后用细土覆盖。后来玉米出苗了,长大了,整整齐齐的,叶子都朝着一个方向伸展,再后来开花结实了,每棵都挂着两包玉米,很是喜人。

    罗老师还带着大家种了堆堆苕,油菜王。所谓堆堆苕是因地制宜,旮头旮脑只要有土就堆成个小堆,在土堆上插上红苕藤;油菜王也是同样种植,由于施肥足,光照好红苕和油菜都获得了丰收。

  大炼钢铁的风吹到了学校,同学们又开始了修高炉,挖铁矿,烧钢炭。

    高炉修了一人多高,停了;钢炭烧了无数窑,化了;铁矿石倒是挖回来不少,褐色的小石弹,大的像拳头,小的像鸡蛋,我不知那是不是铁矿,更不知是否能炼岀铁来:。倒是公社的小高炉练出了铁,不过不知真是用那种铁矿石炼出来的还是从各家各户收缴的烂锅旧锄头化成的。反正这铁要送到圹坝大铁厂去,估计是要回炉重炼。于是我有幸参加了一次运送钢铁的夜战。

  上午动员准备,下午休息待命,吃过晚饭后岀发!

  到了蚂蝗沟,看到一堆大大小小的铁块,我选了一块最小的,一过秤,七斤多。我用我的破棉袄把它包起来,又用我的裤带把它綑起来,像背书包那样挎在肩上,随着大队伍出发了。

    马庙到塘坝大约五十里,上路不久天就黑了。于是无数支火把燃起来了。火把是用新鲜的竹子灌上煤油,再塞一卷草纸做成的。我没有火把,虽然我也想,但更怕麻烦,跟着他们走也不愁看不见。长长的火龙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游动,煞是壮观。

    火光闪闪,歌声阵阵,脚步踉跄,我艰难地跟着队伍走了毕生难忘的一段夜路。不知过了多乆,终于看到冲天的火光一一塘坝铁厂到了。

    铁厂周围到燃着不少大堆的煤炭火,我们放下铁块,围着火堆,烤着学校发给我们加餐的红苕。一边吃着一边欣赏铁厂的高炉,几丈高的炉体被烧得通红,让我们感受到了大炼钢铁的火热气氛。我很自豪,很激动,但更多的是疲惫!

    连夜往回走,虽然少了七斤负荷却是更加艰难,迷迷糊糊地走着,走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听说返校后清点人数,发现我不知去向,罗老师急坏了,忙带人沿路寻找,据说在一个草堆里发现了正呼呼大睡的我。他们庆幸超过了愤怒,没有责备我,只不过我钻狗窝的事迹如影随形般跟了我整三年。

    为什么白天不干非要夜战?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叫“造势”。上百师生夜送钢铁,说起来比白天送可要感人得多啊!

                                    三

    我们61级就两个班一一90人,其中近一半是嘉阳煤矿子弟。其余才是来自马庙,民主,建设三个公社以及芭蕉沟镇,清溪镇的学生。

    我不相信嘉阳子弟都那么聪明,后来证实他们大多不如我。看来录取的时候家庭成分:工人,加分不少,这也算那时的中国特色吧。

    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同学们相处还算融洽。

    每到就寝,睡在大通铺正中煤油灯下的杨加瑞就会招呼大家:要逮虱子的就甩过来!说完就有许多件内衣向他飞去,他便专注地逮起虱子来,噼叭之声不绝于耳,他还不时惊叫:“又整倒个大的,妈的吃了好多血啊”。他以此为乐,大家都以此为乐。

    说到虱子,那时大家都有。听说当年在延安,虱子曾有一个风光的名字,“革命虫”,如果谁没有虱子甚至可能被坏疑是特务、反革命呢!

    俗话说“虱多不痒,账多不愁”,后者无体验,前者颇认同。晚自习时我常把作业本摊开,张开五指捋头发,头虱就会密密麻麻地集中在作业本上。不用一个个处死,包起来烧,一陣噼里叭啦,完事大吉,还挺有成就感。

    间周一个归宿假。回到家中,娘必定让我全身脱光,把衣服放盆里用开水烫,虱子虱蛋全灭。洗完澡还会:在头上抹上灭虱粉,上学时一身轻爽,满头药香。下个归宿假到家必定重复操作一遍,娘苦笑,我无奈,弟弟们目瞪口呆。我只能感叹:虱子的生命力太强大了!

                                四

  初一匆匆而过,似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还算丰富多彩。

  1959年,62级新生即将进校,马庙小学再也戴不起这个帽子了,于是学校迁到了石龙门。

    石龙门离马庙十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地处山腰仍四面是山。山道曲折泥泞,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摔一屁股泥事小,掉下悬崖要命。就是以我那12岁小孩的眼光也能看出那里不是办学的地方,真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干的作派。

    那里有一座地主留下的大房子,勉强弄岀了四个教室。至于寝室、食堂还是由贫下中农的革命后代的双手来创造。

    在石龙门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

    农忙假是每期都有的,挖红苕自然要生嚼几根,点碗豆,胡豆总要揣几粒在兜里,生吃或烧着吃。农民老师教我们每窝丢两三颗,开始照办,后来递增,快收工时每窝可撒上二三十颗。就是我这个“农盲”也知道后果不堪,但农民社员不在乎,因为土地是国家的,种子是集体的,收成是大家的,产多产少与自已关系不大。

    歇气的时候都忙着逮蚱蜢,用竹签串起来烧,灰扑扑,黑乎乎,香喷喷,真好吃。

    田边有棵皀角树,胡豆大的皀角米黑亮亮的,放火里一烧,“乒”地爆开,白色的仁喷香,我吃了不少。收工回去上吐下泻,中毒了。老师把我送到大队医疗站,不知赤脚医生怎么处理的,反正我命贱,闷了几天就没事了。

    以上所述似乎都与吃有关。那是1959年,举世闻名的“粮食关”正悄悄逼近,记忆中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我似乎从来没有吃饱过。

    学校食堂是我们自已盖的大草房,十几张方桌近两百人在这里吃饭。没有什么菜,更没有见过肉。许多时候炊事员用2斤黄豆磨浆,熬一大锅,每桌半盆。当然不可能稠,白色而已,放上点盐,每人能分一大勺,泡着饭吃,香!

    饭是盅盅饭,在大蒸柜里蒸的。盅盅是土陶的,每人一个。从清溪来的王光弼,是个近视,那时教室采光极差,晚上仅有煤油灯照明,奇怪的是大家视力都很好,两百来人只有他一个眼镜,我估计他的近视是先天的。

  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涌进食堂端起自己的陶盅便狼呑虎咽起来。唯有王光弼,他端着盅盅用筷子沿着盅壁划拉,一圈一圈又一圈,N圈之后才小心地戳起-一砣饭送进嘴里细嚼慢咽。待饭吃完,盅盅比洗过还干净。天天如此,他的筷子磨得溜尖,像艺术品。

    有时学校要油印些资料,下晚自习后叫我到办公室刻蜡纸。开始一两张还好,再刻时一戳就破。原来困乏不堪的我把两张蜡纸重在一起,不破才怪。好不容易完成任务,老师会奖励两个红苕。腰酸,手痛,眼涩,有红苕吃,值!

                              五

    石龙门熬了一年,大约条件实在太差,垮了!我们被合并到了石马坝中学。很乆以后才知道那是政府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们被“调整”了。

    石马坝是岷江的冲积平坝,四面环水,土地肥沃。主产甘蔗,叶烟及各类蔬菜。石马坝中学前身是老牌的“知行校”,解放前由一位在成都挣了钱的乡贤捐建的,无论是学校规模还是建筑质量与石龙门比都是天壤之别。

    那是1960年,大饥荒时期。我们的粮食定量由28斤减到21斤。每天只有六七两粮食进口,而且常常是红苕,包谷当顿。红苕一桌一盆,分红苕是个难题。于是有人做了秤,硬纸板做秤盘,筷子做秤杆,鹅卵石做秤砣。别小瞧这简陋的衡器,有了它能做到基本公平。

  蒸完红苕瓮子锅里会留下不少水,黑乎乎,稠乎乎,有一丝甜味,冷了还会起冻,像凉糕。我们叫它红苕糖,一看就是营养丰富的样子。好东西大家都去抢。我没去,因为我知道去也抢不到。不乆校领导发现抢得太厉害,有人甚至掉进了锅里,于是下令不准任何人去舀,由学校统一处理。我窃喜,大约我也能分-一杯羮了。谁知校方的处理方式竟然是在两棵棋柑树下挖了条沟,把几大桶凉糕似的红苕糖倒入沟中。据说来年棋柑会更甜。我无缘品尝那更甜的棋柑,只有深深的失望,失望之余,我不禁想起了一首古诗:

    “宣城太守知不知,

      一丈毯,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

      少夺人衣作地衣”。

      校长大人,你知不知道我们饿啊!

                          六

      学校到岷江隔着条沟,平时没水,一旦涨水,沟里就会积起水来,我们叫“穿号”。沟不宽,不足10米,水不深,最深处齐胸。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大河边,看看能不能捡到点好东西。淌过去的时候挺顺利,一无所获。返回来时淌着淌着我脚下一虚沉入水中。我不会游泳,但也没慌张,心想沟不宽,憋着一口气一定能爬上岸。我在水底爬着爬着忽然摸到一段木头,我抱着木头希望它带我浮起来。当然不可能浮起来,是对岸一个姓唐的同学发现我不见了,大声惊呼,己经上岸的同学掉头找到我,把我拖上岸。可怜我双手还紧紧抱着一段棺材板。死里逃生的我被同学掺着往回走,我没精打彩,搭拉着脑袋,忽然发现一条娃娃鱼在河边蠕蠕而动:“娃娃鱼”!听见我的叫声,大家急忙跑来把鱼按住。众人欣喜若狂,跑到一个农民家,把鱼煮了,美美地吃了一顿。我真不想吃它,但忍不住还是吃了。我在心里祈祷:“它是替我死的,阿弥陀佛”!

                                七

    每到开饭的时候,我吃着学校定制的饭菜,虽然有盐无味,却也狼吞虎咽。但看着不少同学从怀里掏岀一个小瓶,伸筷子往里一蘸迅速放进嘴里,然后就一口饭菜,那惬意,那享受,只能用一个字形容一一美!我知道小瓶里装的是“油盐巴”。就是放点菜油把盐巴放在锅里炒一下,再奢侈点的还加上点海椒面,真令人羡慕。我没有,不过我知道,只要我对娘提岀来,无论多难娘也会想法给我弄点,但我知道家很穷,娘很忙,我不忍心。那时盐巴计划供应,菜油更是珍稀物品每人每月仅二两,我不能夺弟弟们口中之食。

    有一天学校突然搞了个大搜查,每个学生都不能幸免。成果很大,缴获了不少大米,各类豆子,挂面,甚至还有腊肉,凡是能吃的都在收缴之列,那些东西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赃物。那一大堆赃物最后不知进了谁的肚子,变成真正“脏物”了。大搜查中,我也被缴去了两根红苕,那是上周归宿假伙食团退给我的口粮,我留下两根放在箱子里,竟然也成了赃物,我委屈,我争辩,无效,“谁吃噎死谁!”我在心中狠狠地诅咒。

    尽管大家食不果腹,不得已常到农民收完菜的地里找些白菜根,萝卜缨,甘蔗头充饥,仍不得不参加“四高一大”运动。说实话,我至今不知“四高”为何物,只知道“一大”是什么“大面积丰收”。各科由省统一出题考试,必须人人过关,班平均分不达80分以上,授课老师将受到严厉处罚,轻者插白旗,重者被批斗。那时常见老师双目通红,满脸倦容来给我们上课。我们则被圈在教室里,除了吃喝拉撒不得离开半步。我们的屁股都被磨岀了茧子,真的!

    我们几个朋友凑一起商量,要想提高成绩,必先加强营养。大家都掏空了腰包凑出了几毛钱,到村里的小卖部去买“营养品”。可怜的小卖部除了计划供应的东西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好容易发现了鱼肝油胶丸,那就是油啊!还有止咳糖浆,那也是糖呀!可惜钱太少,只能一样买一瓶。一人一小口,糖浆瓶空了,每人分得十几粒鱼肝丸,放一粒进嘴里舍不得咬破,让它慢慢溶化。终于化了,一股怪味溢岀,令人作呕,绝对不能呕,那是油啊,我们肚子里最缺的不就是那东西吗。

  这场运动把老师和同学们都折磨得不轻,成效如何不得而知。“超成都,赶福建”的标语褪色了,运动也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虽然我们仍饥寒交迫,但总算可以出去晒晒不用花钱的太阳了。

    我看见有几个家在农村的同学偷偷地把饭拿回寝室,锁进箱子里。我知道他们是想存起来放归宿假时带回家,让乆不知饭味的亲人们尝尝。我也学着存了几砣。存饭的滋味挺不好受,本来就吃不饱还要拿一顿一点不吃,那得多大的毅力啊!后来我把饭带回家,娘狠狠地责备了我一顿,叫我千万不要再干这种傻事。可当我和家人一起吃着我带回的饭时心里顿时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把饭和上曲子装入小瓶,白天揣怀里,晚上捂被窝里,几天之后一开瓶盖,一股甜香扑面而来。闻一闻就能解馋,舔一舔甜进心里。拿回家,弟弟们尝了对我佩服得不得了。

    我从万年友那里借了一本《铁道游击队》,那是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情节太吸引人了,我看得忘乎所以,在上物理课时被蒋仲伦缴了。站了一节课,认了。下课后去承认错误,恳求还书,蒋老师根本不理我。万年友催我还书,催一次我就去办公室求一次。不知去了多少次,终于把书拿回来。我委屈,我愤恨,心想总有一天……

    后来我当了老师,从没有缴过学生心爱的东西。这也可以算作那件事的后遗症吧。

    人常说好景不常,我却是逆境连连。1961年初,石马坝中学又垮了。14岁的我噩运缠身,初中尚未读完,读垮掉了三所学校,不知是我可怜还是时代可悲?

                              八

    我被遣散回家,无所事事,就到芭石铁路去干临工。(童工?)白天锤石子用来铺路基,晚上围着火堆听大家吹牛,困了就躺在井下拖煤的“船咡”里睡觉。比上学有趣得多。干了不乆,有人带信来叫我去清溪中学读书,我挺高兴。虽然干了几天活不见一分报酬,也没放在心上。现在芭石铁路上的嘉阳小火车被包装成世界绝版,“工业化石”,吸引了许多猎奇者,还收着昂贵的门票,可它还欠我几天工钱呢,我自豪。

    我到了淸溪中学,才知道什么才叫中学,校园又大又美,教室宽敞明亮,宽阔的操场上,单杠,双杠,沙坑,篮球,排球,乒乓球,铅球一应俱全。能到这样的学校读书,令我兴奋。后来我才知道全县还有好几所中学停办,被召来读书的是各乡镇年龄偏小的失学儿童,单独编成一班,班上有我十来个老同学。

    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大约为了冲击升学率我们被打乱重新编为三个班。我被编在“加加林”班。另外两班分别叫“东风”,“海燕”。加加林乃前苏联首位登月的宇航员,我所在的班以之为名,足见校方对该班的青睐。

    在清中我认识了一位奇师,经历了两大屈辱,见证了一场大难,亦算不虚此行。

    奇师姓赵名世珍,解放前大学毕业,教地理。此人满肚子学问,讲课信手拈来,生动有趣。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可以在黒板上随手画出,与地图册对照,几乎一丝不差。山高多少,湖深多少,哪里产煤,何处有金,娓娓道来,让你不服不行!然而赵师的形象却让人不敢恭维。他穿的衣服闪闪放光,盖因乆不换洗所致。夏天敞胸露背,汗渍斑斑,冬天搭一条围巾早已不知其颜色,饭后擦嘴,汗来擦汗,伤风流涕,提走就抺,真是物尽其用,他倒是方便怡然,却教观者颇为不堪。脚蹬皮鞋,后跟下塌,突趾露踵,踢踢踏踏。有一次见他一只光脚一只着袜,别人提醒,他答:有一只遍寻不得。听说后来终于在自己大腿上找到。原来是袜尖洞穿,袜子天天向上所致,看来他总是和衣而卧,故尔久未发现。赵师鳏居,自己懒散又无人料理约束,授课之外,三饱一倒,煞是可怜。

    此岂赵师一人之悲乎!

    屈辱之一,我被评为“三等学生”,是“三等”而非“三好”。每月28斤定量让岀7斤给“一等”学生享用,我们只能每日7两充饥。须知就算给足定量也只能弄个半饱,凭什么让我贊助他人?

    屈辱之二,学校叫我们去挑煤,往返50余里。我人小体弱,走路尚且艰难,能挑多少?我挑着浅浅两筐煤,沿路又掉了不少。到校一称只有13斤,成了全校之最,可耻地被登上黑板报。以往虽也常被批评,那都是口头上的,似这样形诸文字,暴之于众目睽睽之下,情何以堪?须知我已经尽力了啊!

    初中终于要毕业了,即将参加升学考试。那一年全国中等专业学校统统停招。犍为,沐川,马边三县1500余名考生,只有犍为一中招两班,犍为师范招一班,共150人。有1300余人将被淘汰,我不抱任何希望,随遇而安。

    升学考试结束,学校大发慈悲组织会餐。杀了好几头自养的肥猪,让大家好吃好散。岂料这一餐竟吃出了大事:师生集体中毒。中毒者上吐下泻狼狈不堪。教室礼堂全成病房,横七竖八躺着好几百人,操场路边全是污秽,不堪入目。

    我是极少数没中毒者之一。原因很简单,肉我一片没吃,全装小瓶里托芭沟民中来参加升学考试的同学带回家去了,我只喝了些肉汤,大约只有肉才是毒源吧。我不禁担心起家里的亲人来,匆匆返家,全家安康。他们没事的原因也简单,娘把肉重新煮过,而且每人能吃到几片啊。

    老天有眼,好心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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