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辱母杀人案:请给百姓留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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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写文章不追热点。
但这次我很愤怒。
事儿就不细说了,你随便一搜一大把,百度百科都有词条了。
早上十点半,我开始关注这个事儿,翻了朋友圈、各公众号、微博、各新闻、以及知乎的几百个贴子。
现在坐下来打字,手都是抖的。
因为我很愤怒。
2
H先生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你的信任感是怎么建立的?
我说,我一般是,假设先愿意信任,再根据对方的行为衡量,是不是值得信任。
如果做了不值得信任的事情,就扣分,扣到一定的临界点,就成了不信任。
我自认一直是一个愿意信任司法的人。
后台有人问我,说怕辞职了公司不给欠的三个月的销售提成的时候,我安慰TA说,没关系,你把你的劳动合同留着,关于销售提成的文件什么的你都存个档。
仔细看看你的劳动合同上,关于辞职的部分是怎么写的,没额外约定的话一般是提前一个月告知,试用期提前三天就可以了。
需要有明确的邮件之类的,口头告知的不算,你无法举证,你按照合理流程提出离职,公司不能随意苛扣你的合法收入。
TA说我好像没有合同,我说那你去问下HR有没有,是不是签了没给你。
如果没签合同,留着你的打卡记录,或者跟公司的人发邮件交流工作的记录什么的,还有往期给你打工资的银行流水,反正就是证明你在这个公司正常工作过。
没签合同直接去申请仲裁,举报你们公司非法用工,按劳动法,你公司不但扣不了你的钱,还得付你双倍工资,你有什么好怕的。
……
我一直是一个愿意信任司法的人。
3
在老百姓自己看社会事件的时候,你不能要求大家在看的时候还能客观冷静,理性思考。
大家只会一边看一边想,这事儿发生在我身边,怎么办;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
就辱母杀人案的这事儿,大家的反应出奇的一致:
如果我遇到了,保不齐我也这么干。
大家对于最终于欢的量刑的评价也出奇的一致:
法官这是有病!
于是,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正当防卫,防卫过度,故意伤害罪(判决书上这么写的,而不是媒体报导的“故意杀人罪”)的司法解释。
以下这段有点啰嗦有点长,看不下去的请直接从6看起。
4
正当防卫,在《刑法》第二十条,这么规定:
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无限正当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仍然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我标粗了在本案中,我个人认为有参考意义的关键词。
然后,我又继续查了更详细的司法解释。
根据刑法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五个要件才能构成正当防卫:
一、起因条件:不法侵害现实存在
二、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三、主观条件:具有防卫意识
四、对象条件:针对侵害人防卫
五、限度条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其中有几个点我很疑惑,于是我又查了更详细的司法解释。
比如:
在时间条件中,怎么定义“正在进行”?
具体的解释是: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一般认为以不法侵害人开始着手实施侵害行为时开始,但是在不法侵害的现实威胁十分明显紧迫,且待其实施后将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时,可以认为侵害行为已经开始。
当合法权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侵害威胁的时候,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在财产性犯罪中,即使侵害行为已经构成既遂,但如果尚能及时挽回损失的,可以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
简单的说,比如有人非法闯入你家,就算他什么也没干,也算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如果有人抢了你的东西,虽然TA抢完跑了,没有继续对你干点什么,你追上TA,暴力抢回你的东西,是OK的。
另外,什么叫做“必要限度”?
具体的解释是:防卫行为必须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内进行,否则就构成防卫过当。
但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进行的防卫,不会构成防卫过当。
比如,甲要QJ乙,乙在防卫中不小心把甲打死了,依然算正当防卫。
但在限度把握时,有三个尺度:
1.不法侵害的强度;2.不法侵害的缓急;3.不法侵害的权益。
5
再来看,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并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
其中,客观条件有三个:
1.要有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2.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非法进行的
3.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已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损害,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这么看上去,如果于欢不能证明其损害的“合法性”,那么从客观上,似乎的确构成了故意伤害。
所以问题又一次回到了,能不能定性为“正当防卫”?
6
看到这里,其实就剩下了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叫做,【不法侵害】?
事实上,这才是我认为,在这个案子当中,法官的困境,也是老百姓们愤怒的源头。
坦白讲,假如仅从法律条文角度所阐述的“侵害”判断,就是说,这种侵害一定要施加在自己身体上,才能构建事实上的侵害的话。
假如那些要债的混混没有说类似“你不还钱我就弄死你”这样的话,法官似乎也只能据此给到这样的量刑。
但是!
根据这件事情发生时的客观事件描述,包括要债方和厂里的人,共计8个人的证词和被告人于欢本人的证词中,都明确提到了被害人杜志浩的多次侮辱性行为,包括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脱裤子露阴(无论露完了干了什么都算侮辱行为)等。
根据《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根据《刑法》第246条的规定,“涉嫌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应予立案。”
拜托,这个情节已经严重到可以考虑立案量刑了,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被告人于欢“受到了不法侵害”?
甚至还声明说,“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就更别提什么非法拘禁,强制猥亵……
7
但这不是我愤怒的根本原因。
因为事实如何判定很容易解决,像我这种半吊子都可以分析,就别提我国还有那么多专业的司法从业人员了。
并且,最高检查院也已经介入。
抛开对于案发地点的司法机构和黑社会勾结的怀疑,我愤怒的是,在面对“无前例可考”的案件时,很多法官和司法机构在处理的时候,目光和衡量上的短视、不负责任和不愿意承担责任。
这不仅指这一桩案件,还有其它案件的情绪在。
在案情复杂,当前的法律文件无法直接支撑案件判决的时候,司法机关会“参考以前某案的审理结果”。
这说明一个问题是:
单次案件的审理结果,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案件的判定的。
说白了,这就是老百姓们所担心的,假如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
所以,法院对于案件的每一个判决,都有可能成为指导老百姓行为的一个风向标。
中国自古就有“杀鸡儆猴”的惯常作法,通过处理一件事情,去限制和警告类似的行为。
对于司法机构来说,你们的作为,会让一方百姓感受到,我是受到保护,还是容易被迫害。
在本案中,如果我是该地周边的百姓,我是没什么安全感的。
8
我讲一些相关的事情和案件,来说明一些问题。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在他新在得到上发布的专栏《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的第002讲中,讲到了一个【马粪争夺案】。
这是一个100多年前的真实案子。
案子发生在美国。
1869年4月6号,原告请了两个帮工,到马路上帮他捡马粪,从晚上18点捡到20点,捡了两个小时,堆成了18堆,没做什么标记。
帮工们没有带车,搬不动,就决定先回去,第二天拿了车再来搬。
第二天,被告看到了18堆马粪,在大街上问大家是谁的,巡逻的人说不知道有没有主人,也没听说谁要拿走。
于是被告觉得马粪没有主,就把马粪搬走,撒到自己田里了。
在法庭上,原告说,他派了两个帮工把马粪推了起来,付出了劳动,所以马粪应该属于他。
被告说,马粪掉在地上是地的一部分,地是公家的,帮工只是改变了马粪的位置,并没有改变所有权,所以不归原告所有。
你觉得谁比较有道理?
薛教授说,这其实是,到底要鼓励“劳动会创造财富”,还是鼓励“保护好自己的财富(给马粪做好标记)防止被拿走”。
假如在一个社会,保护财富所需要的努力不用很大,那么人们会比较积极的创造财富、积累财富。
反之,如果没有看管的东西就可以被拿走,那么大家就会专注于保护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创造和积累财富。
你看,这就是一个案件判决的社会意义。
9
再搬运一个这几天热议的文章中的故事。
依然是美国,2013年11月19日,人民网报道。
你现在搜索《美国年轻母亲射杀歹徒 警方定性属正当防卫》,还可以看到原文。
2012年的新年之夜,18岁的萨拉·麦金利带着生下来才3个月大的婴儿独自呆在家中。她的丈夫因患肺癌在圣诞节刚刚去世。
麦金利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撬她家的门试图闯入。她马上抓起枪躲入自己的卧室。
之后,她把奶瓶插入婴儿的口中,就开始拨打911紧急呼救电话。
麦金利呼叫说:“我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能不能立即请一位话务员和我说话?”
接上线后,麦金利急切地问话务员:“我手里有两把枪,如果他破门而入,我可不可以向他开枪?”
话务员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做你该做的,保护你的孩子。”
她们一共通话21分钟,由于路途遥远,警察还不能马上赶到她家。
在这期间,门外的两名歹徒马丁和斯徒沃特手持12英寸的猎刀一直不停地在撬门。
当马丁最终把门撬开并闯进来时,麦金利就扳动枪拴当场将其击毙。
斯徒沃特见势不妙转身逃跑。之后,他主动向警方自首。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显示,马丁和斯图沃特之所以闯入麦金利的家,是为了偷窃她丈夫生前曾经服用过的止痛药物和其它药品。
警方到达现场后确定,麦金利开枪打死马丁是正当的自卫行为。地区检察官也没有对她提出起诉。
麦金利本人对媒体表示,她对开枪打死马丁并不后悔,因为为了孩子的安全,她必须这么做。
令人惊奇的是,另外一名同案犯斯徒沃特虽然没有任何枪杀行为,而且案发后也主动向警方自首了,但是,地区检察官还是以一级谋杀罪起诉了他。
我不是想说美国的法制好。
事实上美国的法制中,也有非常多的,我们看上去匪夷所思特别坑爹的条例。
但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中,从911的话务员,到警察,到司法机构,都向外界表示了一个“我们最大程度的保护弱势方”的态度。
10
回到这个案件本身。
作为一个妹子,我不禁会想这么个极端问题。
如果一天,某人侵犯了我的身体,假如出于生存渴望和客观上的我没有任何人、物可以帮助,于是我没有有效反抗,这歹徒得逞了。
我报了警,出于我是受害人,想要获得正义,必须要忍受屈辱,一五一十的给警方详尽描述这混蛋如何侵犯了我。
出于案情的完整性,我可能要尽力回忆,描述这混蛋的动作,以及确保他犯罪事实清楚。
出于配合,我可能还需要做出一些非常难堪的动作,配合警方提取某些重要物证。
最后,警方告诉我,抓不到人,然后这个案子就这么一直放着了。
哪怕我详细提供了这混蛋的身份、住所、活动范围等一系列信息,警方依然没抓人。
有一天,我经过了某个他会经过的地方,我包里正好有一把水果刀,我就看到这人走在我的前面,于是我冲上去,一刀把他捅了。
我算不算正当防卫?
11
雾满拦江在聊这个案子的时候,写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以前,我曾是个公务员,有天无聊看电视,突然看到条血腥新闻:
新闻主角,是个17、8岁的女孩,极瘦弱。
新闻称她是个被拐卖的姑娘,被人贩子卖到了个贫困村。
买家是个农民,家里还有两个6、7岁的孩子。夜晚时,农民回家来,女孩自然逃不了。等到白天,农民下田耕种,女孩就由两个孩子看守。
她几次逃走,两个孩子高声喊叫,乡民如飞赶至,将逃跑的姑娘捉回来。
被两个孩子看死,没法逃。
逃不掉的姑娘怒了,就趁男人下田之时,操起菜刀,啪啪啪把两个孩子给剁了。
连杀两人,血腥弥天。杀人的姑娘,被拖到电视镜头里警世普法。
记者质问姑娘:为什么行凶杀人?不知道这是犯法吗?
姑娘气道:我真的没办法,没人救我,没人管我,在那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办?
然后记者收回话筒,对着镜头说:我们要有法律意识,要相信法律,不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老雾说,要相信法律,有法律意识,这话是没错的——但当你落入到一群根本不相信法律,没法律意识的人手中,他们肆意的伤害你,凌辱你,这时候哪怕是最坏最坏的法律,也不敢擅自剥夺自我保护的权利。
12
不指望本文能有多少人看到。
但依然呐喊给那些良知尚存的司法从业人员听。
老百姓们所期待的“公平公正”,只不过是为了,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能真正有个能够说理的地方。
老百姓们所体现出来的“不理解”,无非就是,你们这么判案子,我觉得我没有安全感啊!
我们倡导法制社会,可毛主席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就明确讲过,“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如果司法案件的审理,一直都这样草率和冰冷,伤害了普罗大众的情感的同时,还伤害了大家对司法机构的信任感,那么你们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本,什么资格,去谴责老百姓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呢!?
也许,这个案子,只是因为,苏女士不应该盲目信任高利贷。
可是,在悲剧已经发生的时候。
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过分超出了他们应该偿付的代价的时候。
请那些,声称给百姓提供保护的人,真的,不要再让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人,雪上加霜。
给百姓留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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