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爱玲《花凋》——无论今天的女性主义多么喧嚣，张爱玲早在半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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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女士的短篇名作《花凋》，讲述了主人公郑川嫦的生命历程。一个美丽的青春少女，本该如花一样绽放，却在即将迎来人生的收获时患了肺痨，一步步走向了凋零。川嫦，拟“穿肠”之音，预示着她悲剧的命运。

川嫦死后，她父母小小地发了点财，把她的坟墓修缮得精致美满，围绕着一群石头小天使，衬着芳草斜阳中的献花人，看似完满和谐。然而篇首作者便说“全然不是那回事”，花的凋零本是自然规律，结果凄凉过程却美丽，何以“全然不是那回事”？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作为前清遗少的郑先生，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一类男性形象。遗老遗少们多半生活在乱世，前一个朝代刚灭亡不久，新朝代刚刚建立但政权还不稳定的时候。这些人不承认新朝代，仍然在心里对前朝效忠。前清遗少在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畸异人群。他们祖上多半出身贵族，民国时期家道中落。他们年少时多少读过书，喜爱中国传统的诗词曲赋，会舞文弄墨。他们也许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雅有风度，为人谦和有礼。然而同时，他们性格专横固执，代表了当时男权社会中的绝对权威。思想愚昧陈腐，不肯接受西方民主科学的先进思想，这些，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性。“尊贵”的遗老遗少们始终眷恋自己先辈的赫赫功名与尊贵的社会地位，不愿接受民国“众生平等”的理念，选择不承认民国来保持自己不同于寻常百姓的贵族血统。但这些人年少时丰衣足食，众星捧月，在民国之后重新生活中很难改掉从前纨绔子弟的生活习气，懒惰自私，贪图富贵，贪图享乐，又缺少实际的劳动能力，拙于谋生。正如张爱玲将郑先生比作“酒精灯里泡着的孩尸”，既年轻，又腐朽。当同时代的年轻人都在西方民主科学的脚步带领下，奋力争取自由，争取民权，救民救国的时候，这样的“孩尸”在高大的宅院里不动声色，自享其乐，醇酒，妇人，鸦片。

因此，民国时期前清遗少的生存境况充满着矛盾，面临着揪心的困厄。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先辈，自己过去的家族历史为自己毕生骄傲，他们不承认民国，不进入新时代，带着某种可笑的自恋来竭力保持自己莫须有的贵族气节。另一方面，他们缺少实际的劳动能力，大部分的生活只能依赖祖宗留下的老本，等到坐吃山空，才不得不放下“贵族身份”外出谋生。然而通常，他们不善谋生。

在小说中，作者对郑家的生活境况和生活水平有着较为清楚的描写：“郑家住着一幢洋房，呼奴使婢，不断地吃零食，听着最新的流行唱片，出入喜庆集会，全家坐着汽车去看电影。”貌似是个知书达理，出入上层社会的贵族门第。可全然不是那回事，郑家虽住高大的洋房，床却只有两只，小姐们到了晚上抱铺盖到客室打地铺，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佣人们因为积欠工资过多，不得不做下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小姐们穿不起新式衬衫，只能穿棉袍，郑先生又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有钱的时候在医院生孩子，没钱便在家里生孩子。除非钱多得溢了出来，否则绝不会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在外养尊处优，展示前清贵族遗风。关起门来，却连基本的生活也未必能保证。

郑川嫦便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的夹缝中生存。从她身上，似乎可以折射出现代家庭教育的歧途。家庭，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一个人的童年、少年时期有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从孩子身上可以看见父母的影子，父母的言语行为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家庭教育更是会影响孩子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系列观念。川嫦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父亲是顽劣腐朽的遗少，母亲是绝望又有些神经质的妇人。川嫦拥有中国传统女人最珍贵的品格，贤良淑德，痴心不二。然而，同父亲一样，中国女人最可悲的一面也同样在川嫦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一生如凌霄花，只有攀着高枝才能生长绽放。郑家父母在有钱时把孩子像公主般溺爱着，然而，更多的时候郑家的经济并不宽裕。在这种环境下，孩子会变得懒惰，贪婪，渴望不劳而获。川嫦的几个姐姐们便都是例子，姐姐们占去了父母的宠爱，因此，川嫦还保留了一些纯真和低调。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她没有机会念大学，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更没有机会接受先进的思想，也没有能自食其力的专长，这使她只能按着郑家女人固有的路子生活，而没有成长为一个足够坚强，足够独立，足够主宰自己命运的现代女性。她面临着同全家人一样的生存困境。腐朽的家庭用一种扑朔迷离的暗流将她埋葬了，正如川嫦死前感到：“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结局只能是一直沉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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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凋》中关于亲情的描写充分运用了反讽的手法，使人读来感到可笑至极，又如严寒的冬季一般冷到人的心底。首先是郑先生与郑夫人之间。“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郑先生作为前文所说的遗少浑浑噩噩的大半辈子，在外人眼里确实是一出“闹剧”，然而郑夫人身为女性，在那个时代没有多少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只能依附于丈夫。然而郑先生显然并不如她的意，他恨丈夫的生活习惯，恨他轻轻松松就哄走了她先前辛辛苦苦积下的一点钱，恨他纳妾不允许他宠爱下堂妾所生的儿子。郑夫人绝望，遂抓住了“找女婿”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是她死灰的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冗长的岁月里，只有一个女人毕生都在想方设法积下一点点钱的单调故事。

其次是郑家姐妹之间。郑家姐妹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若说她们明争暗斗，作者在文中说“当着人，没有比她们更为温柔知礼的女儿，勾肩搭背友爱的姊妹”。若说她们相亲相爱，那么作者也说过:“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线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袄，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丝袜还没上脚已经被别人拖去穿了，重新发现的时候，袜子上的洞比袜子大。不停地嘀嘀咕咕，明争暗斗。在这弱肉强食的情形下，几位姑娘虽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

川嫦是最小的女儿，相貌不如姐姐们美，因为姐姐们在选择美丽的资本时具有优先选择权，又加上姐姐们早早地被生活磨练得自私泼辣，使川嫦永远穿最旧的衣服，永远位于选择的末流。可姐姐们又深谙人情世故，懂得如何拿走本应属于妹妹的，又要让妹妹心甘情愿，还要念姐姐的好。于是连哄带骗地从妹妹身上省下来的开销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姐姐们美丽的资本。在所谓的“温柔知礼，勾肩搭背”下，隐藏的是人性中最丑陋的自私、虚伪和虚荣，这些劣根引起了人与人之间无形而沉默的侵略。然而，川嫦也并非全然是一个善者，从她对待父亲下堂妾所生的幼子的态度可以看出，她说：“奶妈你端个凳子放在我背后，添一副碗筷来，随便喂他两口，应个景儿。不过是这么回事。”一句话折射出她也残留了父母的腐朽灵魂，在被人欺的过后，她又开始欺人了。她也走上了和父母，姐姐们相同的，人性的不归路。

再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父母在子女年幼时应当负起抚养子女的责任，教会他们生存的能力，日后子女方可脱离父母独自生活。然而由于郑先生仍然怀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不懂得教育女儿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使女儿们在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沾染了同自己一样的腐朽劣根，使女儿们一个个全部变成了“寄生虫”。郑家经济状况飘忽不定，有钱的时候，孩子们要什么给买什么，没钱的时候，却没有能力再去满足孩子们先前被惯出的贪婪欲望。子女们贪婪地向父母索求，却不关心家里的真实状况。郑家父母全心全意地希望女儿们找个好女婿，却是为了在经济上依附。这样便形成了父母与女儿们以金钱为维系的一种畸形关系。在川嫦病入膏肓，花掉了家里许多积蓄的时候，郑先生拒绝再出钱为女儿治病，这是促使川嫦走向死亡最直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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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写女人应当称得上是一绝，她对俗世中末路流离的女人有许多精心独到一针见血的评价。最经典的如《茉莉香片》中对冯碧落等一类女人的评价:“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郑家的女人们无疑也属于冯碧落一类。她们曾经也是名贵的“珍珠”，她们也曾年轻有梦。川嫦一直想着等父亲有了很多很多的钱，能送她进大学。冯碧落年少时也曾一心想进大学，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她们被高大的宅院，畸形的家庭与社会牢牢地束缚着。冯碧落们毕竟只是大家庭的柔弱女子，她们纵然有梦，也只能眼睁睁地为之束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母，交给家族，交给偶然。年岁日久，就成了“屏风上的鸟”。

这些可悲的女子多半读书不多，思想上仍受封建大家庭的桎梏，无心五四女子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事业”，也没有如张爱玲本人一般或逊一筹的才华。她们缺乏在当时的社会自谋生路的能力，“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们不能当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因此在当时的社会上，女人很少外出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吃穿用度，基本上全都靠男人。经济上的依赖造成了她们独立人格的丧失，尽管在她们年少时，都或多或少地萌生过些许的女性意识，她们曾经意识到过自己作为女性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力，有读书的权力，有选择两情相悦的伴侣的权力，但这珍贵的萌芽很快就被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浪潮淹没了。川嫦遇到了云蕃，家里人给介绍的，起初并不中意，后来，却爱上了他，也许是因为这是她身边唯一一个可能的人。为了留下云蕃的心，川嫦随着他的喜好，穿落地的旗袍。中秋节云蕃到郑家来吃饭，郑夫人不顾及客人，当着云蕃的面与郑先生因小事大肆争吵，此后又如“祥林嫂”一般对云蕃大倒苦水，诉说这几十年来的委屈和辛酸。这是一个已经完全丧失独立人格的绝望的妇人在最后绝望的呐喊。郑夫人的悲剧也是川嫦未来几十年可能的生命轨迹。这是一个时代女人的悲剧，男权社会下的卑微的附属品。

川嫦在文中尚年轻，依然可爱。设想假如她没有患绝症，她应该可以和云蕃结婚，过上富足的生活，生儿育女，走所有女人走过的道路。然而谁也不能保证云蕃始终如一，谁也不能保证他不会始乱终弃。出国留学的有知识的男人，谁不喜欢有丰富内涵的女人？川嫦这样的女子真的能一直捆住他的心吗？如果云蕃中途变了心，出于责任可能不会抛弃她，但她失去爱情，空守着一具躯壳，那不是悲剧吗？到了老时，也许也是和郑夫人差不多的翻版吧。如果川嫦能有独立的人格，能接受先进的思想，能够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发现自己的价值，发现她的灵魂中有一样不死的东西，超越这个腐朽的家庭，超越这个腐烂的世界，这些所谓的“悲剧”也会淡去。她或许可以外出工作自立自强，她或许可以独居深院沉思自鸣。哪怕日后依然摆脱不了命运的无常，仍然患了肺痨，那么她的一生却充实而美好，而不是和和腐朽的家庭一起死去。她这一生，苍凉而无味，没有灵动的色彩。她，也不过是一具漂亮的“孩尸”，和一只“屏风上的鸟”。空洞，无意，没有本真。作为女人，她没有灵魂。比起早夭，这也许是她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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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常常弥漫着虚无的心境。她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多半命运无常，几番风雨，几番荣华，到头来终是一场空。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本可以过上平凡自足的生活，可是命运无常，她嫁给患了骨痨的姜家二少。她终于过上了富贵的生活，可是命运无常，她丈夫早逝。她这一生都深深地铐在金子里，亲情被她扼杀在金子里。可是她又终于死去，金钱，爱情，到最后终是一场空，她什么也没有带走，除了一具腐朽得溢满铜臭的躯体。而亲情，爱情，良知等宝贵的东西，却被她一一抛弃了。

《花凋》也通篇弥漫着同样的气息。郑家上下围绕着金钱明争暗斗，虽表面维持着贵族的和谐体面，但遮不住被金钱腐蚀的溃烂的亲情。如果生得逢时，郑先生发了点财，可以送川嫦进大学，那么川嫦就可以接受先进的教育，独立谋生，不再依赖腐朽的家庭。然后便可以从从容容地找个可心的人相伴一生。可是她偏偏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偏偏父亲没有多余的钱送她进大学，偏偏她只能依赖腐朽的家庭，只能接受父母为她安排的一切。她终于爱上了章云藩，也许是因为这是她身边唯一一个可能的人。好不容易双方都默许了，好不容易川嫦爱上了云蕃，好不容易幸福就在眼前，好不容易她可以脱离腐朽的家庭建立自己的幸福。然偏偏命运无常，在这个时候患上了在当时还是绝症的肺病，这是个意外，打乱了她本来画好的命运轨迹。

在她病得绝望的时候，云蕃曾对她说：“我总是等着你的”，这让川嫦倍感安慰。章云藩是个好人，他没有嫌弃川嫦的家庭。他与川嫦是由人介绍相识，只有几面之缘，称不上是刻骨铭心的爱情。两人还没有结婚，甚至连订婚仪式也没有，按理说他也没有随之而来的责任。但是他没有因为川嫦生了肺病就嫌弃她而悔了两家人默许的婚约。一直无偿地照顾她，还在川嫦感到绝望无助时告诉她他总是等着她的。

可是川嫦一病不起，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恶化。云蕃比川嫦大七八岁，家里早就催着他快娶亲，可是川嫦再也无法恢复健康了。其实原本他们之间只是有互相吸引，并无坚定的承诺与深厚的感情。而且在有了新人后，云蕃也一直在坚持照顾治疗川嫦。对于她，他负了该负的所有责任，该负的负了，用不着负的也负了。他们，只是无缘。命运，也只能是如此无常。

对于这篇小说，张爱玲曾说，她不喜欢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张爱玲女士的胞弟张子静先生在回忆录《我的姐姐张爱玲》中说，郑川嫦的生活原型是张家姐弟的表姐黄家漪。如今看，她应该只是以旁观者客观明镜的立场观看了一出悲剧，她没有把这出悲剧渲染得催人泪下，她选择客观冷静地诉说了这一出悲剧，因就是因，无从避免，果就是果，无法挽回，该同情的同情，该批判的批判，揭示了小人物可笑又可悲的人性劣根，悲叹了逃不开的宿命因果。

怨天尤人，不如归身内省。除了扼腕叹息，不由得感叹是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起了那个年代女子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