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疯子何其多，风骨谁追章太炎

01

那天在杭州西湖荔枝峰下，看到一块指引牌：章太炎墓。

可惜时间匆忙，错过了去瞻仰他。

想起他，眼前就像浮现两个人：

一个有着邹容赴死、陈天华投海般的悲愤与从容，怒发冲冠的革命家形象；

一个身着长袍马褂，清瘦，左提一壶老酒，右挟一沓古书，俨然大学问家。

他革命不输孙中山，学问比肩王国维。

谈民国绕不开他。

他叫章太炎（炳麟），其人学问渊博，性情怪异，特立独行，常有非常之举。

1890年，21岁的章太炎到诂经精舍去深造，成了朴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在那里的8年间，他遍览群章，博学精深，著有50万字的《春秋左传读》。

不足30岁的章太炎，其学问已然是大师级人物了。

然而，太炎的骨子里，流趟的是热血，想的是经济天下。因而在大潮翻卷之时，他应运而起，加入革命。

他将生死置之度外，用笔杆子，用自己头颅，去撞击大清朝冰冷的墙垣。

生命有无数种形式，活法不止一种，太炎这一种是最独特的。

30岁那年，太炎在《国民报》上发表了《正分仇满论》，笔下热得滚烫，批判光绪皇帝与清政府，认为不经过革命的立宪道路，是走不通的。

两江总督刘坤一密令捉拿他，幸得朋友及时报信，他急忙逃往日本。

三个月后，他又返回上海。

两年后的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军》，太炎为其撰序，并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在公共租界的《苏报》上，文章旁征博引，健笔如橼，写得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顺带骂了当时的皇帝光绪“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这要摆在满清早期，直接是个凌迟或腰斩的死罪。

章太炎大胆至极，他太牛13了！

邹容、太炎这两个青年人，两个文章，把满族人、大清国、皇上，太后、康党一通臭骂，把革命道理一一道明，那真是石破惊天，一鸣惊人。

引起清廷的极大震怒。

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

案前，《苏报》老板陈范逃走，主笔蔡元培、章士钊等人闻听风声也相继跑路。

蔡元培、邹容曾劝太炎躲躲风头，他笑一笑说：“小事扰扰”。

当友人气喘吁吁跑来说“巡捕马上来，快走！”时，他一边摇头一边说：“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为第七次矣。”

此等从容风范，直追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

也许对他来说，理想和追求比生命更重要。

一志既立，生死不顾，虽刀山火海吾往矣。

随之邹容也来投案。

二人被捕，全国关注。清政府和租界打起了官司，非引渡此二人杀之以立威，上海租界却坚持按租界法律办。

当时指控他们的罪名是：“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

经审判，章太炎被判了三年监禁，邹容两年。

不幸的是，邹容死在了狱中。

之前，革命者熬过无数的不眠之夜，想着如何启蒙，民众却鼾声如雷。

但章太炎这惊天一骂，笔扫千钧，加之邹容的《革命军》，唤醒民智，改变历史的走向。

从此，热血青年纷纷倾向革命，革命渐成历史的方向。

加之太炎主持《民报》多年，言论影响深远，后人评论：

“革命虽重实行，不重空言，然理论足以复实事生，则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亦当推源于文字……而功者章炳麟得其第一。”

太炎一支笔横扫千军。

民国初，为章太炎的授勋而公布的请勋原文说：“窃以章炳麟之功，有非寻常所可比者，中邦古以专制立国，君权之说，深入人心，不得不归功于十余年来之言论。至言论之中坚，则当以章炳麟称首。”

邹容以《革命军》一文追授上将军。

02

章太炎才华过人，笔扫千钧，他的脾气横行国内，谁的帐都不买，喜欢骂人，而且专找大个的骂。

清末民初的名人，几乎都被他骂遍——慈禧、光绪、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康有为、杨度等等。

他敢做敢为，不惧一切，磊落坦荡。

由于太炎骂人太多太狠，得平生最传神的一个绰号：章疯子。

太炎每次骂人，京城报刊便一字不落照刊不误，只是题目特别：骂自己阵营的人，报纸便登：“章疯子大发其疯”；骂到反对党头上，报纸便登：“章疯子居然不疯”。

苏报案出狱后，章太炎去东京，加入同盟会时，即席发表演讲：

“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

你说他有精神病吗？这样的人，有精神病才是怪事。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装疯之中，既见傲骨，也有不羁，还有着点可爱的真性情。

细想，在政治黑暗、军阀独大时，书生玩政治，似乎也只有半疯一条路了。

1913年，他北上看袁世凯，外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就对袁世凯说：“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袁世凯我行我素，没有听他的。

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纷纷作鸟兽散，独他一人书生意气。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这是太炎写给新婚妻子的诗。

其实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哪儿有什么长剑？不过一腔热血罢了。

他再次北上见袁世凯。

这场戏更精彩。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野史记载更好玩，说门口警卫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

他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没轮到他。一下怒起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

袁世凯手下的大红人，人称“小总统”的财务部长梁士诒，亲自出来对付章太炎。

没想到，章太炎连招呼都没打，就说：“我要见的是袁世凯，见你做什么！”梁大怒，拂袖而去。

章太炎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掀椅子，翻桌子，甚至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掷去。

一边砸，还一边喊：“袁世凯名为总统，实欲称帝，真是包藏祸心，天欲诛之！天不诛之，我诛之！”

此时又来了一个人，总统府的警卫处长陆建章，他向章太炎鞠了一躬，笑呵呵地对太炎说：“你老真牛，走吧，去见总统。”太炎满意了，迈方步坐上了陆处长的马车。

袁世凯惹不起他，才不愿意见他呢。

然后，开始好吃好喝的两年多的软禁。

后来，章太炎被移往龙泉寺软禁，陆建章亲自骑马在前开道以示恭敬。

人们都感到奇怪，没见过如此礼遇一名囚徒。问之，陆答：他日太炎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我可少用十万兵马，安得不尊重。

软禁期间，他处危不惧，骂声更甚，在墙壁、窗户、桌子上遍写“袁世凯”三字，每日以杖击之，称为鞭尸。

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见后，盛怒。继而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袁死后章太炎说：袁世凯还是很不错的人，我戳着他眼珠子骂他，他熟视无睹。

傲骨铮铮。天下疯子何其多，风骨谁追章太炎？

03

章太炎人称国器，如果仅仅是会骂人，那当不起这称呼。

太炎弟子门人众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章门弟子”占半壁江山。

他学问博大精深，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10年前，中国曾经评选过百年来的十大“国学大师”，其中章太炎是唯一一位没有争议的人。

刘梦溪说：“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1929年，上海《时报》搞过一个类似水浒一百单八将的模式，弄个文坛大排名，第一名天魁星为章太炎，第二名天罡星为陈三立。

几年前胡文辉的《近代文坛点将录》，排第一位也是章太炎，不过列为旧头领托塔天王晁盖，天魁星给了胡适。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是反皇帝的，也甚恰当。

梁启超评价章太炎：“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他最精通的是经学，最出色的是佛学。

有意思的是，有人问章太炎，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

章太炎笑了笑，说都不是，就像齐白石称自己诗最好一样，太炎说自己是医学第一。

太炎的确懂医，他是中医世家出身，他著有《猝病新论》和《霍乱论》。

上医医国，下医医民，他都做到了。

太炎自认其长于论政，更在其学问文章之上，“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这样说，他的弟子都不服呢。比如弟子王仲荦就曾回忆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

但就其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太炎的策论，确实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

举两个列子——

民元时，中国军政势力有三个中心，除北洋外，尚有黄兴任留守的南京，黎元洪坐镇的武汉。

太炎上书袁世凯，教之“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楚”。

希望获得真正的全国统一，进而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

以当时袁世凯无人能比的威望，若就其策略，处处是切实可行的要着。

但当时各政党皆顾及派系私利，袁世凯没有听他的，致民元时大好局面，迅速被破坏。

革命党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九一八”之后，当日军对华北威胁时，太炎给蒋介石献策，建议将北方之中共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盖“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为轻也”。

想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共击日本，最合当时现实和国人期望。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若中共得绥远，即处对日之最前线，为自保也不得不与日寇死拼。国民党既可省下“剿匪”的兵力以对外，而日军亦必因与中共的交战而受削弱。

倘若中共不愿去前方，在国人面前没法交待，其号召力就会大大削弱。

这一策略实在高明，堪比隆中对。

可惜蒋介石没有听他的，这个笨蛋的蒋介石。

1936年章太炎病逝苏州，国民政府颁发“国葬令”。

有一副挽联：

高名仰北海，传经难忘郑公乡；

遗志托南屏，谋国岂逊张阁学。

对联用郑玄和张苍水，比拟章太炎在国学和革命上的成就，可谓精准独到。

太炎死后10天，鲁迅抱病写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