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里再相聚（一）

大观园里再相聚（一）

（一）

      30年多前我学习《中学语文教师进修丛书》中的“離騷”篇，感受还真蛮大的。我的古文底子很薄，只能一字字一句句对照着注释慢悠悠地读。当自己沉浸在屈原问天问地精美无比的语言里，感受到的绝不是文学家郭沫若及导读专家们所说的爱国思想。我觉得那里有如丧考妣的情境，那里确实也使我欣赏到一个披头散发，跌跌撞撞，顾影自怜人的美丽，愤慨以及悲伤。当时本人还胡天海地的推想——将来我姆妈死后可以学学其中的腔调写写我的母亲（母亲那时的年岁还未到先贤所说的“古来稀”）我一直认为也只有哭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才配得上屈原的离骚体。

哭丧是我们民俗文化之一，我大姐将这一民俗文化传承的很不错。那一年我在上海娘家待产时我大姐的公公病故了，我母亲去送葬。她回来告诉我，大姐身上白布束腰，头上麻布披挂，到街上走来走去的忙碌，她不在乎装扮难看的。她还告诉我：大姐很会哭，哭起来像唱山歌。

大姐的婆家在浦东当时的郊县川沙施湾，乡下的亲戚朋友认为我大姐一个上海人（城里人）比乡下人哭得好。大姐回来我们提起这些，我闲问大姐：侬哭点啥么事，哪能哭得出来。大姐说，想到啥就哭啥，想到他平日里的好处，闲话搭眼泪就来了。她说乡下亲戚还告诉她：哭点啥么事还真有一本书格。大姐也极善于学习的，她告诉亲戚：你们去找来给我看。她觉得有了书作借鉴她会哭得更好。

去年四月29日下午大姐一直在申东颐养院守着快要走上黄泉路的母亲，等我和大外甥赶到时，病床边检测仪上母亲的各项身体指标快消失了。大姐轻轻地拍打着母亲的胸口，慢慢地让母亲了结生命里的最后一口气。

替母亲穿戴完毕，大姐嚎哭了起来。

大姐的哭依然没有哭丧的专著作参考，但是孟郊“谁言寸心草，报得三春晖”的精髓已在她的哭声里了。她哭述起我们小时候过年穿新衣的开心及母亲缝衣的辛苦。这些我也记得。有一年除夕，她在厂里下了夜班回到家里休息。午后外婆让我将母亲的中饭送进房间，母亲用完之后就坐在床上赶制我们的新衣。那时家里还没缝纫机，掌灯时分母亲才咬断针线完成最后一件。印象很深，当年的最后一件就是我的深水红碎花图案的中式棉袄罩衫。

我和大外甥劝大姐不要哭了，大姐不理。她认为颐养院上上下下许多老人都看着我们，我们不哭他们会说我们不懂人情世故，是不孝的子孙。大姐她心脏不好，我们说：没必要去在乎别人的闲话，在哭下去侬嘴唇马上又要黑了。她这才作罢。

在殡仪馆葬礼上弟弟代表我们一大家人向赶来送葬的亲朋好友致答谢辞，辞间还是有“慈母手中线”的涵义。弟弟移民美国多年，这个游子身上早已不是母亲缝的衣了。（如果说：祖国啊，我的母亲！那么他身上多半还是妈妈做的衣，他服饰常常有Made in China 的标签。）弟弟插叙了一段童年的往事。有一次母亲发现了他裤子上的破洞，她一边骂：小浮尸没好事体做，一边走到缝纫机前把裤子补好。

这让我想起弟弟小时候衣裤上常常有直角形的破洞的，家里只有一个男孩，弟弟长得快，新衣服他常穿，男孩调皮好动，新衣也常坏。母亲曾经还让他写过“不爬树，爱惜新衣服”这样的保证书贴在墙上。

母亲离世那天二姐在香港的女儿家没赶到。我们姊妹间曾经说好：母亲死时我们都不要哭，母亲活了94年，最后中风半身不遂，卧床插管进食一年多，植物人一般活着，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母亲的葬礼上我哭了吗？肯定哭了。

那日我们跟在母亲的灵柩后走在殡仪馆礼仪厅外通往火化间的走道里。在长长的走道里我边走边喊：姆妈再会！二姐对我说：不要说再会，要说一路走好。几年前在父亲的葬礼上，一个堂姐也咬着我的耳朵提醒我：不能说再见的。

不知道为什么，对着父母的遗体告别时我总是要说：再见。顾及世俗的规矩与习惯我改说：姆妈，侬一路走好！可是还是抑制不住地要插句：姆妈再会！

童年里父亲像一座山，母亲像一条河，他们共同养育着我们成长。我们姐弟四个50年代出生的孩子，成年后的一大段日子还是和父母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特别是我，早早的离开了上海去了外乡。

1969年我初中毕业。那年秋天，母亲患胆囊炎住院治疗。期间我所在的浦东泾南中学召开“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我还是一个刚满16岁的人，看着学校礼堂台上同代的革命小将念倡议书和决心书，和台下所有的同学一起震臂高呼：听毛主席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等口号，当时心里躁动不安，更是紧张和担忧。大会结束后我直接去了洋泾（公利医院）医院，跨进母亲的病房我就“哇”的一声大哭着说；学校要我们到黑龙江去。当时母亲微笑地看着我，对我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

记得的事忘不了了，慢慢说吧……穿插说说当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