凫山文化总论
凫山文化是指由凫山自然山体系列的组群及其周边邻近区域所产生的人类历史文化现象。它以东西走向的凫山山系为中心，西起南阳湖东岸，东达峄山、看庄，北至邹城城郊，南与微山县两城镇、滕州滨湖镇、大坞镇、界河镇连成一片，面积约800多平方公里。得天时、顺地利、享人和的凫山，具有文化构成的全部要素，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凫山文化。凫山文化具有原生性与根源性、多元性与包容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凫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源文化和根文化，加强对凫山文化的研究，将对我们更好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引 言
凫山位于鲁中南低山丘陵之鲁南丘陵的西南边缘，属泰沂山脉中段西侧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丘陵山系，由多列南北纵向排列的低山丘陵组成，东西向，长约30余公里，以郭里的凫山冠名。凫山，原名伏山，是因古人纪念先祖伏羲女娲在东、西凫山滚磨成亲，繁衍人类而得名。凫、伏一音相通，凫山即伏山，伏羲之山。凫山有东西二峰。西峰叫西凫山，又叫八卦山，传说伏羲在西凫山顶悟道，画八卦于此;东峰叫东凫山，又名承注山、承雀山，传为女娲出生地。凫山远望若水上之凫，群峰衔，络绎不绝，缘于此，故名凫山。中国古代最早记述凫山的文字出现在《诗经》里的鲁颂篇，则言：“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由此，凫山与泰山、蒙山、龟山、峄山一并称为鲁国的五大名山。凫山秀丽，秀美，神奇，神浑。
凫山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浑厚。亿万年前，各种生物慢慢地在这里生长，使大地变得郁郁葱葱。又过了数万年，泗河两岸弥漫起一缕缕温情的炊烟，东夷人以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昭示了又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凫山物华天宝，地杰人灵，是伏羲、女娲、少昊、颛顼、虞舜、盘古氏、有巢氏、蚩尤、仓颉、后羿等中华始祖的主要活动地带，处处彰显着中华文化的辉煌。始祖文化、东夷文化、伏羲文化、龙山文化等在这里都可以寻根溯源。
凫山是中华始祖的发祥之地之一，是一座文化大山。周围有众多的河流自东向西环绕，并在凫山西端转向南流。她左依沂河沭河，右挽洙泗汶济，面向浩瀚的微山湖。她西牵中原文化、东挽海岱文化、南揽徐淮文化，北依泰山文化。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发展、升华，风气兼南北，语言融东西，具有多元、创新、开放、包容的品格，是中华民族的源文化和根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古老悠久的发展历史，相同的乡风民俗，同一的社会政治制度，使凫山一带在生产技术、器具使用、俗语方言、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信仰禁忌、神话传说、娱乐艺术等人类生活文化要素上，都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形成了山东鲁南独具地方特色的“凫山文化圈”。
凫山文化的概念及范围
一、凫山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内涵主要是指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是某一特定的区域内人们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培育形成的有自己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区域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她表示的是一定的地理区域和范围。
凫山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她是人们为了适应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创造的，它是人们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协调的统一体，也是人与自然及社会协调的统一体。她通常要历经成百上千万年历史的磨砺，其存在在当地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凫山这个地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人，在语言、行为、思想、以及价值观等等方面，都受此地域文化的影响，从而带有某些共性。但这些共性并不影响个人之间因个人理解的不同而保留的分歧。因此，地域文化内部同样也存在多元的倾向，这有助于防止地域文化的僵化。由于地域文化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分，还会受到国家政策的调控和影响。实际上，地域文化整体上又处在国家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与其他的地域文化相比，又俨然自成一体。这种多层次的文化格局，既避免地域文化凝固为僵硬的教条，保持变迁的活力，又避免地域文化散落成零星的碎片，保持完整的形象。总之，地域文化是一种极具弹性的文化资源。因此，凫山文化定义为：凫山文化是指由凫山及其周围邻近地区所产生的人类历史文化现象。
二、凫山文化的范围
凫山山系位于山东省南部，是泰沂山脉中段西侧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丘陵山地，从自然地理单元看，属鲁中南低山丘陵之凫山丘陵，处于邹城、微山、滕州交界处，多属邹城郭里地界。大小山头200余座，主要山峰10余座，绵延30余公里，周长80多公里。
从广义上的凫山文化来看，凫山文化泛指山东省南部以凫山为中心的形似扇状铺展的松散山体，范围主要包括邹城的看庄镇、峄山镇、唐村镇、北宿镇、太平镇、石墙镇、郭里镇;滕州的界河镇、大坞镇、滨湖镇;微山的两城镇、马坡镇、鲁桥镇、南阳镇等两市一县所辖区域的凫山山前、山后台地及周围的冲击平原。
从凫山文化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郭里镇、石墙镇、两城镇、滨湖镇所辖区域，而核心区域，主要集中于现在的邹城市郭里镇辖区内。因此，凫山文化主要是以郭里辖区内的凫山文化而论之。
凫山文化的形成机制
凫山文化概念是源于近几年来对凫山周围区域内的考古发现、古史研究、始祖文化、东夷文化、伏羲文化、邹鲁文化、儒家文化、两汉经学文化、汉画像石文化、梁祝文化、魏晋文化、信仰文化等研究的概括，是源于对凫山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中的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植被、气候(光、热、水)等诸要素对人类影响的综合分析。经过研究发现：凫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宜居的生态环境、深厚的儒家气脉和浓郁的乡情挚爱，使凫山成为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孕育东方文明的孵化器，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传承、中华民族的融合与衍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要生存，要发展，首先要解决衣食问题，进而是住行问题。人类的初始阶段，除了自身的两手和简单的木棍石块工具之外，与大自然斗争再无什么可凭，要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必须选择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如水源是第一需要，没有水，不仅人类不能生存，连动物、植物也不能生长。其次是可供采集猎取的动物、植物，茂密的森林也是不可缺少的。第三是可供栖息安身又能得利避害的地形、地势和较为温和的气候。凫山一带具备这样的特点。
一是凫山西襟黄河，南瞰滕薛，背依龟蒙，泗水环围，肥沃的鲁西黄泛平原和茂盛的原始森林，是吸引东西两大水系原始人群(黄河济水水系、汶河泗水水系)最具魅力的地方。森林东部的原始人群，以汶河、泗水上、中游为中心，沿森林东部边缘向南北拓展，早期的“沂源猿人”，长期居于鲁中山区，距今10000年前，她们当中的东夷族群便逐渐沿河走出大山，由东而西迁徙，向鲁西平原推进，来到凫山周围一带繁衍生息，并与森林西部边缘的原始人群(沿黄河、济水向南北拓展)交汇碰撞，进而迸发出远古文明的浪花，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这里山地、丘陵、平原、洼地，地形多样，山中多林地，山坳中多为肥沃的冲击扇小平原，且能汇集地上水和地下水，而凫山南、西、北三面的山前多是由河流冲积而成的冲击平原，地势较高，土壤肥沃，且又免受洪水之害。所以，成为原始居民由山前台地向平原发展农业的优选地带，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占地利。
二是凫山处在东、西、南、北要冲，进可攻，退可守，往西、往南流淌了数亿年的河流两岸，冲积平原，沃野千里，宜农宜牧。从凫山山前的丘陵地带，发现的二十多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来看，地下遗存最多，水平也最先进，特别是最繁盛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在此发现，确证凫山一带是东夷史前文化的中心。这更说明河流纵横、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凫山丘陵地带，最适合原始人类的生存，因为那里有茂盛的山林，既可有采食不尽的植物根块和野果，又可为人类提供巢居穴处的方便，既可以避免水患，又可以躲避野兽的侵袭，利于人类长居久安，凫山山区成为东夷史前文化的活动地带，决非偶然，占地利。
三是凫山地处北温带，但数十万年前，原始人类初生时期，气候比今天要温暖湿润得多。雨热同期，四季分明，降水丰沛的季风气候使这一带林木繁盛、为绿色覆盖的地带。从动物遗骸、孢粉组合、硅酸体等有关环境资料分析，这里气候温暖而湿润，温度比现在高5℃左右，这一带土地肥沃，雨量充足，生物繁衍，为人类提供了采集捕猎不尽的资源和进一步为农、牧提供了开发的条件。中华民族在这里发祥，并较早地迎来文明的春天，就是必然的了，获天时。
四是凫山一带得天独厚的人脉是形成这块风水宝地的天然禀赋。伏羲创始人类，秦彭推行儒理教化，王畅、刘表等兴学传承儒经，使文化气脉代代不息。以东汉山阳高平人为代表的经、易、哲、医学术团体和以明清士人为代表的乡缘群体，他们与桑梓有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和老乡观念，是历代人才辈出的得以享用的乡缘人脉，得人和。
获天时，占地利，得人和的凫山文化，在史前、史初，人类学会了织网、取火、耕作，学会了制造工具、创造文字、修建城堡、建立典章，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华文化。
凫山文化的形态结构
凫山文化形态的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全部要素。一是凫山文化能够通过某一时期的物质作为文化的标志来表现，如石器、瓷器、青铜、铁器、汉画像石等所呈现的石器文化、陶器文化、青铜器文化、铁器文化、汉画像石文化等，具有满足人们生活和生存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物质文化;二是凫山文化建立在北辛遗址、野店遗址、王因遗址、北凫山顶遗址、独山遗址、高平城遗址、郁郎城遗址等之上的聚落和城市文明，以及具有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够反映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
、科技、律法等指导人们正确行为的依据所表现出来的制度文化;三是凫山文化具有人类在改造、创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以及表现在语言、礼俗、仪容、服饰、艺术等形态的精神文化。所以，凫山文化是由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位一体”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凫山文化形成发展与丰富的文化资源
凫山处在由鲁中南山地与鲁西平原的过渡地带，是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碰撞、融合、发展、升华的文化通道，文化地位非常重要。凫山作为中华始祖伏羲女娲的圣地，很早就进入了人类文明社会，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千百年来，凫山文化形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文化发展序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出现，凫山文化开启了华夏人历史的新纪元
考古发现，凫山文化范围内，有大量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分布，这些古代遗址，一是在近河高地或低山丘陵与河流之间;二是在丘陵地区的高土领上;三是在平原高出四周的堌堆之上;四是在低山之巅的山顶上。北凫山山顶遗址发现的鹿角、蚌壳等遗物，说明先民为避水患而聚居山顶。野店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遗骸充分说明，凫山一带美丽富饶，资源丰富，对古代凫山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至今凫山一带没有发掘出古人类的化石，但凫山文化覆盖的范围内，原始居民渊源有据。1981年在泰沂山区的沂源县发现了“沂源猿人”，是被公认的早期直立人，与“北京猿人”生活的时代相当，大约在40--50万年前，
1966年发现的“新泰人”，在凫山东北不足百公里，属于晚期智人，大约在5万年前。这不仅填补了凫山一带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历史空白，也标志着凫山一带人类活动历史的开始。
二、新石器时代(传说时代)，人文始祖在这里繁衍生息，凫山文化开启了中华文明史
华夏人种由类人猿进化为现代人，由母系氏族社会迈进父系氏族社会，有许多传说表明，人类最早生息繁衍在这里。据历史传说，这里古为东夷人的聚居地，为太昊伏羲氏之域。女娲曾在这里捏黄土造人，炼五彩石补天、垒峄。伏羲在这里画八卦，教人捕鱼、畜牧。至今在凫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女娲、伏羲庙，俗称“爷娘庙”遗址。
据考古证明，8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先民们在这里定居安身、垦荒播种、驯化家畜、烧制陶器，开始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是凫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时期，遗址多，资料全，面积大，范围广，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
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有：野店遗址、北凫山山顶遗址、独山遗址、姜庄遗址等20多处。她们有着发达的农业、家畜饲养业、网鱼狩猎、烧制陶器、纺织麻布、建造房屋，流行拔牙习俗，时间跨度约3—4千年。其中，凫山东段的野店遗址聚落，是典型的特大型的聚落中心。
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存有：野店遗址、王屈村南遗址、太平遗址、羊绪村南遗址等10多处。它代表着凫山地区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典型的龙山文化的发达地区，突出遗物为细泥质磨光黑陶片，农业、家畜饲养业显著发展，制造业比较发达，特别是黑陶、骨角器、酿酒等，纺织物被广泛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房屋建造已基本具备了后来房屋的雏形，并发展为龙山文化后期的城堡，为古方国的建立奠定的基础。可以这样说，龙山文化时期凫山一带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是中国东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龙山文化是凫山文化之根。这种文化之根，体现出华夏人文系统的完整性，她源于东夷昊族所结出的文化硕果---东夷文化，也就是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它承启岳石文化、始祖文化、邾娄文化、邹鲁文化、儒家文化，从而折射出凫山一带的原始居民，是一个长期居住于此的同一个族系的土著居民--东夷族人。使该地最早迎来了新时代文明曙光。
三、夏商周时期，凫山文化初具雏形
从华族的始祖华胥氏起，经伏羲氏、少典氏、炎帝氏、皇帝氏、嗤尤氏、少昊氏、颛顼氏、帝喾氏、祝融氏、陶唐氏、有虞氏，直到在东方建立夏王朝，凫山一带步入原始文明，仍属于东夷部落。传说尧禅舜，舜举禹，禹交启。而伯益和启的斗争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的最后一次大事变，一直持续了上百年。夷夏之争直到“少康中兴”后日趋融合。虽然目前凫山地区发现的夏代遗址很少，但少康中兴后凫山地区的鲁南、鲁西南仍有一些始终保持东夷方国或部落的独立发展。如费氏(居今鱼台)、有辛氏(居今曹县)、有缗氏(居今金乡县)、豕夷氏、观氏(居今欢城)。而有仍古任国(今微山县马坡镇仲浅村)就在凫山脚下，这就说明凫山是夏王朝早期的活动中心。居住凫山脚下的原始土著居民仍是东夷人，她们基本掌握了青铜冶炼，会制造新型石制工具，并出现了卜卦的卜骨和卜甲。由此来看，当时凫山一带在夏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商族本属于东夷集团，起源于少昊之虚中西迁的奄族，始祖契，尧舜时代即接受封赐，封地为商(在今山东曹县附近20里)，故称商族。商人开始在凫山的西南、西北一带游动，一度迁都于蕃(今山东滕州市)，目前凫山一带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有20多处。泗水岸边的凤凰台遗址据考古调查发现，十几米高的土层堆积，蕴藏着丰厚的古代遗存，底层属“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层为商周文化遗址。史载：“任、宿、须句、颛臾，凤姓也，实司太昊有济之祀”。古任城，乃四个凤姓古国之首，经近代专家认证，凤凰台即“太昊祭祀台”是祭祀先皇始祖伏羲的地方。朝阳村遗址、苗山庄遗址等，出土了风格不同的商代器物，这就说明凫山周围商文化的源远流长和西来东进商文化的交汇与渗入。它们均为典型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存，多为复合型，并多分布在凫山脚下较高的台地上和泗河下游及白马河两岸高出周围的台地上。耒耜农具的使用，粮食的丰盛和剩余为酿酒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统治阶级嗜酒成风，青铜铸造业高度发达。从出土的酒器、兵器来看，大多都是造型奇特，做工精美，说明当时凫山一带文化艺术的繁荣程度和饮酒成风的习俗。是东方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西周时期，在分封宗族亲戚、功臣的同时，对夏、商后裔和著名部族首领的后代，都一一加封，或为他们划分新的领地，或封于原来旧地。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兴灭继绝”。对夏、商和各部族首领后代，不仅允许他们保留原来部族的宗教信仰、传统礼俗，而且还允许他们保留原来的政治习惯。凫山一带分封作须句古国，作为小国的须句屡遭邾国(今枣庄、滕州、济宁东部一带)的侵犯，公元前639年曾一度为邾国所灭，国君须句子逃至鲁国。由于鲁僖公的母亲成风是须句国的女儿，便对僖公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昊、济而修祀，纾祸也。”因此僖公于次年出兵伐邾夺取了须句，并把须句子送回国复位。但此后不久，须句再度为邾国所灭。公元前620年，鲁文公又出兵伐邾夺取须句，但未再使须句复国，而是把逃奔鲁国的郑文公之子安置在那里，此后，须句国“地入鲁”。作为被分封的须句后人，他们便在伏羲的活动的区域凫山一带建庙，来祭祀自己的先祖。因此，凫山一带的祭祀文化由此开始。
四、春秋战国时期，凫山文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时代。文化的快速发展，一大批文化名人和文化巨匠耀世，特别是诞生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耀世千古的双子星座--至圣孔子，亚圣孟子。
凫山一带是古代部族聚居之地，各部族后裔封国最多，如太昊裔国任、宿、须句、颛臾，少昊裔国郯，夏裔国杞。这些国家和他们的遗民，因周初封建的宽松政策，将其文化传统保留下来，为新型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了历史文化的资料。鲁国虽代周在凫山一带行政，但“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使周礼文化成为指导文化，并形成重视文化的传统。春秋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之际，鲁国成为周礼正宗文化的代表。众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资料，周礼文化的指导，再经孔子等文化巨人的整理、加工、综合创新，文化在邹鲁发展繁荣并形成上承数千年传统，形成了讲究礼仪、崇尚仁德的邾娄文化，培育出了儒学和墨学两朵奇葩。产生了很多划时代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巨匠。如奚仲、吉光、公输般、孔子、墨子、孟子、颜子、曾子等等。孔子儒学文化的产生，诸子并作,百家争鸣文化的繁荣，是这一社会转型的条件成熟、理论准备趋于完善的标志之一。
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凫山一带沦为多个小国，在邾(邹)的东部有鲁、莒、郯;南部有鄫、小邾、滕、薛;西部有宋、任、陈、蔡、卫、鲁;北部为鲁。在这种四面围困的情势环境下，作为一个小国，能狭缝中幸存下来，实属不易。到了中后期，邹国国力一度强盛，史称“穆公之治”。随着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凫山一带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正在此时，儒学的重要传人--孟子耀世。战国后期，局势动荡，公元前256年，凫山一带并入楚国(邹灭说有三，一说鲁灭;一说齐灭;一说楚灭)。公元前221年纳入大秦帝国。如果说凫山史前那数千年是英雄时代，那么春秋战国就是伟人的时代。英雄时代英雄辈出，伟人时代伟人涌现。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历史的骄傲，文化战线的尖兵。
五、汉代以来，凫山文化发育日趋成熟，内涵丰富
在汉代以前，凫山这一带尚以“急疾颛已，地薄民贫，而山阳好为奸盗”
(《汉书·地理志下》)著称，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秦彭成功推行儒家伦理教化之后，不仅对造就朴质民风，强化乡里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推动了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丰富的文化类型，充实了凫山文化的新的内涵，使其在全国的中心地位不断加强。
1、伏羲文化
凫山多因是儒教、道教、佛教的发祥壮大之地而声誉鹊起，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而凫山文化当中的伏羲文化，它起源于民间传说与儒家经典的杂糅。前者是伏羲信仰得以在民间生根的现实土壤，后者则是为伏羲立祠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根据《左传》记载，鲁国周边的四个小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嗥与有济之祀”。太嗥即伏羲，是风姓之祖。按照杜预注，四国的故址都在凫山一带，故而本地都有伏羲传说流行，很多山陵都被附会成“伏羲陵”或者“画卦山”，伏羲庙也在此有之。
从碑刻材料来看，以祈子为核心的伏羲崇拜，至迟在五代时期即已出现，而且绵延千年，至清不衰。“爷娘庙”或“人祖庙”，是伏羲庙的俗称。根据当地传说，原为兄妹的伏羲、女娲，在这里结合，诞育人类。元人孟祺在中统二年《重修伏羲圣祖庙碑》的开头，引述这个故事说：世传伏羲、女娲氏获卜于上帝，以兄弟作配于此，用成化育人民之功。诸不经之谈所载，亦往往如是，荒忽怪骇，绝不可考。这个传说容易让人想起《圣经》里亚当、夏娃的故事，尤其里面又用了“上帝”这样的词语。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渊源颇远的中国传说，唐人李冗《独异记》载其事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于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成为人类始祖。这就是“人祖庙”的来历，也是民间把伏羲当成生育之神的原因。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伏羲文化已发展成以人祖庙为中心，集儒、道、佛于一体的“三僧庙”文化。
(1)道教文化
自东汉末年以来，便有道教庙院在凫山山坡修建，随即凫山的道教文化开始逐渐形成，宋末金初达兴盛。北派全真道七真之一，双口道人的弟子“真天”郑道人圆寂后葬于庙前，现有石碑。
现人祖殿东南方的三清殿、玄帝庙等，便供奉太上玄皇帝等神明;庙旁的炼丹洞、丹井，传说是吕洞宾炼丹的遗址。千百年间，道士是这里的重要主持，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还有十几位道长在这里诵经、讲道，巍峨的四棱古碑，便有“虚昌道人亲笔”、“双口道人题”的落款，足见道教文化在此的地位。至今仍保存着道教文化的遗风。
沿着陂陀的山路上行，在整个建筑群的最东边的山坡上是以王母殿为主体的庙宇。这里虽也是佛门弟子的势力范围，但却是尼姑念经修炼的坛场。尼姑们供奉的西天王母，当地人称为“送生娘娘”，以便求嗣者来此焚香叩拜，尼姑陪伴叨念几句，便“有求必应，极为灵验”(《邹志》)。
(2)儒教文化
东凫山西麓的羲皇庙，其主体是人祖庙轴线上的建筑物，包括人祖殿、嬷嬷庙(供华胥氏)、朝王殿、纲鉴碑、五朝门、金银桥、上洞庙、下洞庙等，这里主要展示了浓重的儒家传统文化，体现了三纲五常的思想体系、伦理观念和道德情操。那飞檐斗拱歇山转角式的人祖享殿内，高大的木龛内端坐的伏羲、女娲二人祖，着帝王服饰，足以显示人们对祖先的尊崇。在上、下二洞庙内金身泥塑的十八男孩及女婴，分别依偎于二人祖身旁、膝前，是那样亲热、纯朴、天真、和谐。这一区域里，无任何冥司地府、鬼怪妖魔的影子，正体现了以儒教为主体的重人伦而轻鬼神的儒教文化特色。
(3)佛教文化
凫山的佛教文化，是唐代中叶前后传入的。由于重建、扩建羲皇庙，寺内有和尚、奄内有尼姑，明末清初达极盛。从高李村画像石中，于乐舞场面中并排趺坐着7位僧侣，削发，着袈裟，双手袖于胸前和黄路屯发现的菩萨骑象图来看，当时的佛教信仰，确是和其他起自本土的信仰交糅在一起，它还处在早期道教、神仙思想、乃至传统的土地崇拜的附属地位，但佛教信仰毕竟已经占据了一定的思想阵地，并正在逐步扩大。自两汉、经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佛教大兴，鲁南凫山上断断续续修起了许多的寺庙，寺内供如来及其诸弟子。佛寺前，还有十八罗汉、四大金刚及哼哈二将的殿堂。不知何时，在这山坡上又修建了十大阎君的庙院，这里便又增添了“生死轮回”、“三世因果报应”的佛门教义。在看那巍巍玉皇殿，其规格与人祖殿不相上下，是称“九十九间无梁殿”，他的房顶全由巨大而众多的石柱撑持，那厚大的翘脊和高琢的椽牙，煞是威风。内里供奉上天主宰玉皇大帝及其臣属二十八宿将。这片庙宇是佛门和尚掌管。
由此看出，这片古老的庙宇体现了“儒、道、释”三教思想精髓，由三家僧人主持，所以世人又称它为“三僧庙”。三种僧人，共处一方，实属罕见。说它“罕见”，是与其他寺庙相比较而言。这在全国范围内少之又少。
宋金元时期，佛教、道教盛行，而祭祀伏羲女娲的庙宇也多次重修。凫山一带的当地百姓也多信奉道、佛两教，尤以道教为甚。在凫山的东端有雕刻于北宋年间的黄山“罗汉洞”，反映出北宋凫山一带民间佛教信仰相当普遍。在凫山的西端则有道、佛、儒三教合一的“三僧庙”，这充分说明在凫山及周边一带有广泛的民间信仰。特别是在元代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收服中原汉族百姓，在贯彻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一方面它表现了人民大众敬老养亲的优良道德传统，另一方面，当它被统治阶级利用，并被大肆宣染的时候，就将变成欺骗和愚弄人民大众的精神鸦片。岳出谋出面重修伏羲庙，正是元朝统治者巧妙地利用了汉族人民淳朴善良的思想感情，以实现维护封建政权的卑劣目的。
明清至民国时期，凫山一带的信仰文化达到鼎盛。明初，燕王扫碑后，明洪武年间，山西移民迁入，安置在凫山及周边的山西移民，带来了一些新的风俗习惯，给凫山文化注入了“忠义文化”的新内容。凫山一带遍布每一个村落的“关帝庙”就是见证。一座关帝圣殿，就是那方水土的民俗民风的展示;一尊关公圣像，就是千万民众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寄托;一块青石古碑，就是一个感天动地的忠义教案。
到了清朝中期，历任地方官员，多次重修伏羲庙，凫山及周边三处伏羲庙均设庙会，一年举行二次，即每年的三月初三日和十月初一日。东凫山羲皇庙的庙会地点就在庙内及附近陂陀的山路上。届期有数百里的香客，专程前来祈福求子。人祖殿及其他各殿堂俱皆香烟缭绕。常常有许多发鬓蟠然的老太太们在香气氤氲中亲切地寒暄着：“姐姐，你也来看咱娘?”“我来看咱娘。妹妹，你也来了吗”好像她们真是一母所生的亲姐妹，一齐聚会在母亲膝前，来共享天伦的乐趣。其实他们却认认真真，虔虔诚诚。从这些老太太们身上，看到了我国人民友爱、纯朴、笃重人伦的善良本性。
然而如此规模宏大的庙宇，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却遭到四次灾难性的破坏。第一次灾难是在清光绪二十四年;第二次灾难是民国十七年(1929年);第三次灾难是1958年;第四次灾难是“十年动乱”期间。
2、名人文化
(1)东汉至魏晋文教昌明，人才辈出
东汉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独尊儒学的大环境下，凫山一带的儒学和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山阳地区亦渐文教昌明，形成了人才辈出的良好态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玄学的崛起为契机，文化领域逐步形成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凫山一带不仅在文学、玄学、易学、医学等方面都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诞生了王粲、王弼、张湛、王叔和等大师级的人物，创造出了璀璨的文化，而凫山脚下刘宝墓的发现，则以确凿的地下资料证明凫山一带文化科技事业兴旺发达的历史。
山阳太守，秦彭(?--88年)，字伯平。章帝建初元年(76年)，迁山阳太守，于郡内兴修稻田数千顷，依肥瘠定为三等，登录文簿，藏于乡县，以定赋税之入，使官吏无从作弊。章帝以其所立条式，推广到各郡国。后转任颖川太守。
尚书、太尉，王龚(?--140年)，字伯宗，世为豪族。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安旁嘉之，征拜尚书。建光元年，擢为司隶校尉，明年迁汝南太守。
尚书、太尉，王畅(?--169年)，出身显贵家庭，父亲王龚，位至太尉。畅列于“三公”，号称“雅士”。少以清实为称，无所交党。初举孝廉，辞病不就。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四迁尚书令，出为齐相，征拜司隶校尉，转渔阳太守。所在以严明为称。坐事免官。是时，政事多归尚书，桓帝特诏三公，令高选庸能。太尉陈蕃荐畅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复为尚书。
江夏太守，张俭(115—198年)，字元节。汉桓帝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家在山阳郡，其家属仗势在当地作恶，张俭上书弹劾侯览及其家属，触怒侯览。但为太学生所敬仰。建宁二年(169年)党锢之祸再起，同样憎恨张俭的朱并诬张俭与同郡24人共为部党。朝廷下令通缉，张俭被迫流亡。官府缉拿甚急，张俭望门投止，许多人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直到党锢解禁才回到家乡。
悬鱼太守，羊续(141-189年)，字兴祖，东汉太山府平阳(今邹城石墙镇羊绪)人。东汉地方官员，历任扬州庐江郡太守、荆州南阳郡太守。羊续在南阳太守任上，廉洁自律。府丞献生鱼，羊续悬之于庭以拒之，这就是悬鱼拒贿的佳话。故有“悬鱼太守”之称。由此，羊续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廉吏。
政治家、荆州学派的创始者，刘表(142--208年)，字景升。姿貌温伟，少时知名于世，号为“八俊”。出任北军中候。后代王睿为荆州刺史，用蒯氏兄弟、蔡瑁等人为辅。李傕等入长安，刘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在荆州期间，刘表恩威并着，招诱有方，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又开经立学，爱民养士，从容自保。远交袁绍，近结张绣，内纳刘备，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称雄荆江，先杀江东孙坚，后又常抗曹操，是曹操强敌之一。然而刘表为人性多疑忌，好于坐谈，立意自守，而无四方之志，后更宠溺后妻蔡氏，使妻族蔡瑁等得权。刘表死后，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表次子刘琮为主;曹操南征，刘琮举州以降，荆州遂没。
建安七子之冠冕，王粲(177--217年)，字仲宣，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其祖为汉朝三公。献帝西迁时，王粲徙至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其时旧制礼仪废弛，朝内正要兴造制度，故使王粲与卫觊等典其事。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有《王侍中集》。与鲁国孔融、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合称“建安七子”。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他以诗赋见长，《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明代人辑录其作品，编就《王侍中文集》流传后世。著名的文学典籍《昭明文选》中也有王粲的作品。建安二十二年卒，享年四十一岁。
尚书郎、唯物论旗手，仲长统(180--220年)，生活在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皇亲国戚，宦官豪门大族，豪强地主集团，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搜刮民财，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在黄巾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灭在旦夕。仲长统立著《昌言》，以泄义愤。
智比诸葛的满宠(?--242年)，字伯宁，山阳昌邑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官至太尉。因曾经试职高平县令，故邹城郭里为满宠故乡。最初在曹操手下任县令，掌管司法，以执法严格著称;转任汝南太守，开始参与军事，曾参与赤壁之战。后关羽围攻樊城，满宠协助曹仁守城，劝阻了弃城而逃的计划，成功坚持到援军到来。曹丕在位期间，满宠驻扎在新野，负责荆州侧的对吴作战。曹叡在位期间，满宠转任到扬州，接替曹休负责东侧对吴作战，屡有功劳，后因年迈调回中央任太尉，数年后病逝。
医学家、脉学大师，王叔和(201--280年),
魏晋著名医学家。名熙，字叔和。精于脉学。任职太医令。总结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经验，写成我国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脉学专著《脉经》，分10卷98篇。创立了“独取寸口(手腕部)”的“三都九候”切脉新法。整理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当时已散失不全的医著《伤寒杂病论》一书。经其仔细整理，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流传至今。
正始玄学的领袖，王弼(226--249年) 字辅嗣，魏晋玄学的主要开创者。
出身官僚世家，其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号称“八俊”之一、身为荆州牧的刘表。东汉末年大乱中，弼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欲以女妻之，而又嫌其形貌丑陋，非女婿才，将女嫁给王凯。凯有风貌。凯生子业，业生弼。弼为刘表之曾外孙。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217)从曹操征孙权，病死途中，而粲之二子又坐罪处死。粲绝嗣后而以王业为继嗣。王粲又成了王弼的继祖父。王粲是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才学出众，少年成名。十四岁至长安受到著名文学家、大学者蔡邕礼遇，即将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装载数车的书籍，后来全为王业所有。这对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也有重大影响。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再加上继祖王粲的文学地位，都会对王弼成长产生极大的有利影响。王弼才学出众，善于论辩。少时已学有所成，形成了“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体系，并超越了何晏这样的玄学大师。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着重阐发哲理。他的《周易注》《老子注》均被后世当作标准注释。
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正始中，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西晋军事将领、文学家，刘宝(?--301年)，字道真。自幼聪颖，能歌善箫，并善于以优美的乐歌表达自己的感情，闻者无不留连。曾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任从事中郎，后任吏部郎。他善于骑射，精于武功，作战英勇，又先后任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等职，后因戍卫北境有功，赐爵关内侯。刘宝不但能武，而且善文，尤通经史。著有《刘宝文集》3卷及《历代史书考异》，流传于世。
东晋太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郗鉴(269年—339年)，字道徽。少孤贫，以清节儒雅著名。晋惠帝时曾为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洛阳陷落后，聚集千余家，避难于峄山。后司马睿以朝廷名义，命其代理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邹山。任职三年，治绩卓著，加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永昌初年，拜为领军将军。后拜安西将军，假节镇合肥，以抗王敦，为其所忌，征还为尚书令。
东晋学者、思想家、养生学家，张湛(373--396年)，字处度。仕至中书侍郎、光
禄勋。撰有《养生要集》、《列子注》、《冲虚至德真经注》等。自序中称，其祖父少时在戚属家抄录奇书，遭遇永嘉之乱，偕书南渡，途中有所遗失。《列子》八篇只剩三卷。后于亲友家“参校有无，始得全备”。有人认为《列子》即其编凑，注中徵引何晏《道论》、《无名论》及《庄子》向秀注文，保存了魏晋时代文献，也反映其哲学观点。所言“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并翶《列子》之旨“往往与佛经相参”。说明当时玄学已受到佛学影响。
(2)隋唐至明清，凫山一带，代不乏人，他们共同造就了凫山文化的繁荣。
僧瑗(639—689年)唐僧。字辩空。俗姓郁，古高平(今郭里镇)人。年十三出家，依江苏虎丘寺慧诩受具戒。听常乐寺聪法师讲《三论》，跟江宁融弹师学心法。艰苦精进，知名于时。被誉为“道俗之仪表，人物之师范”。有《武丘名僧苑》一卷、《郁子注》两卷、《文集》三卷。见《宋高僧传》四、《六学僧传》二〇、《吴都法乘》六中。
抗辽名将，穆桂英(982--?)，北宋女英雄，曾大破天门阵(今郭里镇羊山村铁山洼)。天门阵南起镇头村，北到黄路屯村(也叫贾家楼或羊家楼)东到郭里集北龟山，西到微山县马坡，这方圆大片是洼地，地势最低叫铁山洼。其娘家穆家寨位于曲阜市九仙山。武艺超群、机智勇敢，传说有神女传授神箭飞刀之术。因阵前与杨宗保交战，穆桂英生擒宗保并招之成亲，归于杨家将之列，为杨门女将中的杰出人物。穆桂英与杨家将一起征战卫国，屡建战功。佘太君(佘赛花)百岁挂帅，率十二寡妇西征，穆桂英五十三岁犹挂先锋印，深入险境，力战番将，大获全胜，是中国通俗文学中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
窝窝进士，仲永檀(1698--1742年)，字襄西，邹县西南郭里一带(今微山县鲁桥镇仲浅村)人，被乡人戏称为“窝窝进士”。赴京赶考会试，途中染病误了考期，流落北京街头，被乾隆发现，破格金榜提名。为一代清官。
四川布政使，董纯(1758--1834年)，字素村，号朴园、窥园，别号寄农。生于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以举人大挑补知县，累官至四川布政使。为官清廉，后致仕居家有年。
一代帝师，王东槐(1801--1852年)，字荫之，又字树声，号次屯，原名乐箸，滕县望冢乡盖村人。十八岁中进士，道光二十五年任江西道御史，二十八年升任户科给事中，道光皇帝任命他为内阁侍读学士，专门给太子奕宁讲学。后奕宁登上皇帝宝座(即咸丰皇帝)，王东槐亦被尊称为“帝师”。咸丰二年王东槐至湖北盐法道任职，九月调防岳州道;十二月初四日，太平天国起义军攻破武昌，王东槐与其继室萧氏相对自缢而亡，终年五十一岁。
著名高僧，空峒(1880--1967年)，字逸云。俗家姓焦，名已佚，空峒是其法名。书法家、中医针灸医师。今邹城市郭里镇卧牛山村人。
国务总理
，靳云鹏(1877--1951年)，字翼青。陆军上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皖系四大金刚之首。生于山东省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苗庄村普通农家，后迁往济宁。靳家兄弟姐妹7人，靳云鹏在三兄弟中居长。靳父先逝，依靠寡母邱氏卖煎饼、当奶妈为生(靳母作过潘复的乳母)维持生计，靳氏兄弟姐妹也常走街叫卖。
国务总理，潘馥(1883--1936年)，字馨航。微山县马坡潘庄人。清末举人，官至北京军政府国务院总理。潘馥先祖于明初从浙江处州迁至济宁东南35里定居，以姓取名为潘庄。六世祖潘明宇于明万历初考中进士，至潘馥一代，累世居官。
3、汉画像石文化
凫山盛产碳酸岩类的青石，东汉以来，由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厚葬之风盛行，加之冶铁的发展，一些能工巧匠用铁刀在青石上，雕凿刻绘，形成深沉雄健、活泼奔放的绣像---汉画像石，成为汉画像石文化的富集区域。
凫山周围出土画像石的地点有38处之多，这些画像石最早出现在大约西汉文、景时期。稍晚也都在武帝前期以前。其分布以凫山为中心，西起南阳湖东岸，东达峄山、香城，北至邹城城郊，南到滕州界河、大坞、滨湖镇和微山县两城镇等。约从武帝后期至西汉末，是凫山一带画像石的初步发展期;到了东汉早期，本区画像石有较大的发展，其数量约占出土总量的四分之一;东汉中、晚期是汉画像石的鼎盛期，出土的汉画像石约占两汉总数的一半还要多。东汉末年，画像石急剧衰落下去。邹城市郭里镇独山村出土的西晋刘宝墓门楣上虽然也有画像，其简单的内容和拙劣的刻法，显然已是汉代画像石艺术的孑迹了。
画像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汉代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与衰落，都与它们所在的凫山区域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息息相关。
第一，地理环境的原因。凫山周围的画像石发现地，无一例外都是靠近山区或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最远的出土地点离山也不超过15公里，这对凫山山前低洼地势来说，正适合人们居住和农业发展。而且倚山采石，运输方便，利于筑造画像石墓与祠堂。
第二，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凫山周围的画像石发现地，皆是汉代县廷或侯国所在地与近郊区，是当时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凫山山下西汉时有橐(邹城市郭里镇)、驺(峄山前)、南平阳(今邹城市)三县，东汉橐县改为高平国，驺、南平阳二县不变。
第三，不同的工匠集团传统。从凫山周围的画像石发现地来看，有各不相同的雕刻技法和风格特点，这说明当时工匠们似乎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活动范围。他们以雕石刻画为业，父子相传，师徒相授，门户之间各有自己的传统。
4、梁祝文化
在凫山一带，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家喻户晓。1995年4月，济宁微山的文物部门在微山县马坡乡发现了梁祝墓，经过挖掘，出土一块墓碑，上有一篇全文800多字的“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经过考证，这一墓碑自明代正德11年，重修当地梁祝墓、祠时所立，是目前全国对梁祝身世故世，记录最翔实的一块墓碑，碑文记载祝英台是济宁九曲村人，梁山伯应在济宁马坡附近居住，同时两人还一起在峄山上读书求学，至今在峄山的西南刻有“梁祝读书洞”字样。梁祝传说在开始是靠民间讲故事的形式传播，民间曲艺出现后，梁祝传说主要是通过演唱传承，山东琴书就是梁祝传说的主要形式。梁祝传说在凫山及周边流传久远，已扎根民间，尤其对其周围的婚姻风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当地至今梁、祝、马三姓有不通婚的风俗。
综上所述，从人类问世以来，凫山一带的先民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灿烂的精神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丰厚的文化积淀，构成了中华古文化的精粹。
凫山文化的本质特征
一、原生性与根源性
凫山文化是中华龙文化的肇始与源头,具有显著的原生性与根源性特点,其根基突出表现为:一是这里人类起源早，居住时间长，可以说东夷史前文化，是东夷人在这里长住久安，数十万年连续不断地开发创造积累的结果。二是这里是东夷人起源的中心地带。考古表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以及几处万年前的遗址，都发现于泰沂山区，构成了华夏人的演进序谱,表明华夏人最早在这里根生与发展。三是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华夏民族的先民在这里定居安身,繁衍生息,在与自然环境的抗争过程中,摆脱了野蛮与愚昧,学会了驯养动物、选育作物、垦荒播种、烧制陶器,开创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发明冶炼术,制造青铜器和铁器,造文字,订历法,纺织、酿酒、琢玉,建城邑,开创了原始的制度与政权,形成了概念意义上的国家。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如始祖文化、东夷文化、伏羲文化、夏文化、商文化、周礼文化、邹鲁文化、儒教文化、经学文化、画像石文化、梁祝文化、玄学文化、信仰文化、青瓷文化、酒文化、根亲文化等都根生在这里。
二、多元性与包容性
优越的环境条件和区位优势,使凫山长期处在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从猿人、智能人到现代人的演变过程中,创造了不同时期的中华文化。从沂源猿人到东夷人,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代,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从原始部落到阶级社会,创造了凫山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源于汶泗流域的东夷文化、源于沂沭流域的北辛文化、源于济水流域的中原文化在凫山汇聚,黄河文明与古泗文明在凫山交融,形成了凫山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征。
凫山地区儒、佛、道共尊,寺、观、堂并存,这种高贵的文化品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使凫山地区曾经接纳过来自不同区域和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如蒙古人、胡人、辽人、鞑子、蛮子等,有的信奉佛教,有的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最终融入凫山文化融进中华民族。
三、继承性与创新性
凫山地区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人类肇始以来,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谱系,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不论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或是制度文化,都有许多精粹在传承,影响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政治制度的演进,从诸侯分封到封建王朝,数千年来许多治国理家安天下的经验与教训当今仍在借鉴;易学、儒学、墨学、道学、法学等所产生的深邃思想,天地、阴阳、刚柔、动静之间的相互制动关系,易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思维,礼义廉耻、仁孝忠信、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的价值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等,成为当代人们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行动指南;服饰装扮、饮食习惯、方言俚语、节令庆典、婚丧礼俗、信仰观念等各种民风民俗多数沿袭至今天。凫山文化数千年来,传承绵延不断,不因历史尘封而失色,不因时代变迁而黯然,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凫山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传承不止,代代相续。
结 语
凫山文化博大厚重,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荣耀,谱写了中华文明最集中、最重要、最耀眼的华彩乐章。华夏人种在这里起源,华夏民族在这里孕育,华夏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华夏文明在这里发起。中华先民在这里定居安邦、垦荒播种、驯化家畜、烧制陶器、建都筑城、造文字、修历法、冶铜铁,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凫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对凫山文化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对由凫山及其及其邻近地区所产生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综合。凫山文化是根文化、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孵化器,加强对凫山文化的研究,将对我们更好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刘真灵，高级讲师。长期致力于邹鲁文化、伏羲文化、人文地理的研究。现为全国中小学乡土文化教材编委、伏羲易经文化研究会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济宁伏羲文化学会副会长、邹城市郭里镇凫山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邹城乡情》、《在行动中创造教育》、《知识拯救生命》、《儒学经典教育丛书》、《邹鲁凫山话伏羲》、《峄山志》、《峄山诗墨迹选》等多部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