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44：宋初仿古，欧阳修改变社会文风！
古代文学44：宋初仿古，欧阳修改变社会文风！
北宋初期，有时文和古文之争。所谓时文即时下流行的文体，乃科举考试的热门选材。宋初的时文是模仿五代的文体，但终究还是在学李商隐，侧重声律对偶。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不是继承模仿就是推翻重造，这似乎是个迭颇不破的定律。首先对时文发起冲击的是枊开和王禹偁。柳开为人雄放不羁，他从前有一个名字叫肩愈，也就是立志要扛起韩愈的大旗，将韩柳的事业发扬光大，他看到了当时文坛华而不实、轻浮奢靡的文风，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文学，但是他的才力还不足以开创一代新文风，他所倡导的恢复古道，重视文学对现实的积极作用，只能是自我心中的空中楼台。
真正能改变社会的人，首先他要有坚定不移的态度和坚实的理论作基础，其次他要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王禹偁这时站了出来，他提倡文道并重，写文章要学韩愈，文风要流畅，作诗要以杜甫、白居易为楷模。有一次他的儿子在读杜甫的诗，看到杜甫有些诗歌很像自己父亲的，于是让父亲看，王禹偁很高兴，觉得自己与偶像的思想相通，于是写下了“本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他希望做白居易的铁粉，也冥冥中觉得自己前世和杜甫有缘。王禹偁确实挺有才，自己的官路不顺，但写的东西确实不错，无论是《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还是“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村行》）一诗都闪烁着简淡清远的光芒。王禹偁的官路不畅，在仿古中有一定成就，但他也没有提出惊世的文学主张，改变社会的首先是那些朝廷里养尊处优的官员。
那些过惯了繁华生活的官员，十分欣赏李商隐，因小李自有一种精工密丽，与他们的生活情趣相得益彰。而文化作为政治的一种辅助，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宋初的确繁华，统治者也需要人歌功颂德，于是杨亿、刘筠、钱惟演发起了西昆运动，这实际上是对“时文”的一种继承，讲究对偶，不注重故事情节，重修饰浮华。
强权最终打破了平淡，因为科举就喜欢考西昆体。当西昆体在朝野京城，文人秀士，苦读学子中流传时，王禹偁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竹楼里，在属于自己的朋友圈里独行。
但你要相信，文学的力量超乎想象，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实在是太悠久了，只要你在故纸堆里找到那个足以对抗“时文”的点，揭竿而起，必有一些追随者云集而响应。这次站出来的一个人物是石介。
石介是宋代理学的先驱，曾创建了泰山书院，徂徕书院，他曾官至国子监直讲，一度在中央最高学府做教授，他是个真正的儒家学者，反对佛道，反对浮华文风。因为有这样的地位和儒学作后盾，石介是自信的。他公开指名道姓的攻击杨亿，大肆批判这帮人的文学创作，他说，文学要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应该经世致用，而今的浮糜实在让人担忧。石介是站在道德论的角度批评杨亿等人的，但他的想法又过于偏激，他希望文学应该关注社会，用儒家道德去作文，这显得太过于宽泛，对具有审美性的文章也给予了否定。他比柳开更加的激烈，但这种激烈是容易跑偏的，他的反对没有错，只是有点片面。
我们必须承认，西昆体也有自身的好处，比如注重声律对偶，对文学创作的艺术之美进行扩展，这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极端的描摹，用政治加以宣扬，这样只会让文学的道路约走越窄。而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的出现是质疑者的态度，他们早己从内心知道了，西昆体不能长远，而他们又不能适时的突破社会的风气，石介官至高位尚不能思虑周全，更何况这些身世凋零的文人，我们可以理解，是那个时代有病！而存在即合理。
那个呼之欲出改变社会的人，必定有着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有着坚强的内心，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力。这个人是欧阳修。
欧阳修和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官位很高，参加过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写过史书，文学理论基础扎实，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在我看来是很高明的。
欧阳修所处的时代依然是被“时文”统领的，他参加过两次科举，都落榜了，但落榜之人不见得没才干，最终他被慧眼识珠的人举荐来到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上学，好的教育环境给了他更宽阔的视野，这一次他连中三元，在殿试中取得了第十四名的好成绩，之所以没有中状元，据当时的主考官晏殊说，是为了磨砺他，避免他锋芒太盛。当了官的欧阳修，随即结婚，后在钱惟演的领导者任职，钱惟演虽然是西昆体诗人，但他对这些新晋学子并不约束，在这里，欧阳修大力学习古文，为他以后的古文创作打下了根基。很多年后，欧阳修被贬湖北宜昌，写下了“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来怀念自己在洛阳的这段经历。
随后，欧阳修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活，被贬，写古文，与民同乐，直到他五十岁做了科举主考官。这个时候他开始下自己的大棋，他知道想要改变社会上的文风，需要培养一代人，他也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在《记旧本韩文后》里他写道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可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末尝有道韩文者。”
他知道自己的时代来临了，在科举录取学子时，他坚持选拔文风流畅的人，而对于刻意拟古导致文章生涩难懂的“太学体”，一概不录。我们不得不佩服欧阳文公的远见卓识，那一年，他发现了苏轼、苏辙等青年才俊，自己的学生曾巩也在录取名单。之后，他又提拔了王安石。惟有如此，这世风才会被扭转，惟有如此，历史才能被改变，欧阳修做到了，而且他提出的那些文学理论主张足以名垂千古。
欧阳修对韩愈极其推崇，年少时即使家贫依然喜欢读韩愈，做官后首先校订了韩愈的文集，并出版发行，让世人阅览。在文学思想上，他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说法，提出了“穷者而后工”的见解，所谓“穷”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贫困，还有政治上的不得志，受排挤，遭迫害，所谓“工”不仅是文章的完整还有对待艺术的态度，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认真对待学术研究。从后代很多文人的遭遇来看，这一点简直是不可置信的，其实司马迁、韩愈早就预言到了这些，所以我们说中华文化历史悠久。
作为一个封建文人，欧阳修也注重“道”的作用，他心中的道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赞同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外，他认为文学非常注重意境的创造，他著有《六一诗话》，是以诗话为名的最早一部诗话著作，后来所出现的那些诗话，概出于此。
在这部著作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看法，“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思，见于言外。”这句话是他对刘勰《文心雕龙》中关于“隐秀”之说的发展，后来王国维提出的“隔与不隔”也与此类似。“隐”指审美意向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内容超出了文词的概念，意思具有多样性；“秀”指审美意向鲜明生动，直接感人。对于李白和杜甫的看法，欧阳修认为杜甫的造诣超越了李白，但论天才自放，想象力，杜甫略逊一筹。对于韩愈、孟郊那种穷奇险怪的诗风，他曾写诗说：“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皇。”言语之间尽是夸赞之词，一个人对他青年时期的偶像总是带有一种深深的情怀的。
仅仅靠欧阳修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改变社会的，欧阳修有一个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梅尧臣。他们的很多文学主张都是相同的。梅尧臣诗歌写的很好，尤其是写景诗更是一绝，他强调诗歌需要传神的意境，追求诗歌的平澹，精心雕刻而无人工痕迹。
总之，欧阳修在梅尧臣的鼓励下完成了自己对社会文风的改造，接下来宋代文学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随之而来的苏轼将接力欧阳修，主导文坛，宋词开始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