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听我说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的反面观感

2018-07-20  本文已影响495人  李老师_三月

电影《我不是药神》真的很火,电影以真实事件改编,从关爱癌症患者的角度演绎了一段极具深度的感人故事。

一、剧情:

故事从生活窘迫的小市民程勇开始讲起,故事的起点在2002年,他开店付不起房租、父亲身患重疾、夫妻离异、儿子没有能力抚养。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印度生产的白血病药物价格极低(500块一盒),而国内药品生产厂商生产同样功效的药物贵得惊人(4万块一盒)。他铤而走险走私药物,并以5000块的价格贩卖给国内的白血病人,走出了生活窘境。在此过程中,他接触了很多为被白血病折磨的人,这些人因国内的天价药费无力支付走投无路,他们对程勇提供廉价走私药感激不已。

程勇在走出生活困境后金盆洗手,弃暗从良,靠做正当生意为生,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然而,白血病人却因走私廉价药断货而再度落入不堪境地。

走入生活正轨的程勇,后来再度看到白血病人的不堪处境,良心受到极大地触动。他破釜沉舟,知法犯法,再度从印度走私廉价药给白血病人,甚至高买低卖,给白血病人带来一线生存希望的同时,求得自己内心的救赎,同时,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故事的最后,以药品被列入医保、程勇服刑三年后提前获释为美好结局。

影片中,一方面,走私药品,国内的白血病人因得到廉价药品生命得以延续,另一方面,走私违法,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人情与法律的激烈冲突构成了故事的主线。

二、好作品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从法理人情的激烈冲突中,以朴素的写实,表现出深刻的社会矛盾。正式因为这种深度,其影响远超《战狼》系列电影,甚至李克强总理就此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通过一部电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使社会规则发生变化,起到改善社会环境的巨大作用,《我不是药神》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三、反面观感

从群众的眼光看《我不是药神》,人们在感叹生活艰难的同时,对站在影片反面的药品生产厂商嗤之以鼻,他们不仅将药品定为天价,而且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顾病人生死,打击廉价走私药。

而从故事的另一面,我们会看到什么?

1、药品生产厂商的反面

药品生产厂商为了谋全人类的福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研发出了抗癌药。他们为了给人类更美好的未来,研发出更多更好的抗癌药,必须投入更多经费,这就不得不回收成本,不得不赚取更多利润。如果没有利润,药品研发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后续更好的药品,受伤的又是谁呢?

有人可能会说,价格低一些,利润低一些,药品生产厂商应该也可以存活。针对这种观点,我想说,如果有50%的利润和300%的利润,涌入这个行业的科学家数量一定有很大的不同,新药研发的速度也将有很大的不同,全局上看,利润高才能更好推进研发速度,人类的进步速度才能更快。

2、“没钱的人也有生存的权利”的反面

整部影片都反映出癌症患者面对生活的无助和强烈的呼吁,一位癌症老太太对警察说:“你们别查廉价走私药了,我不想死,我想活着。”感人至深。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动容。

反面看呢?影片中假药医生张长林的一句话说穿了一切:“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患了癌症当然是痛苦的事情,这非人力可以改变,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遗憾。遗憾的是,患了癌症后,有药可治,但因为穷治不起,眼睁睁看着亲人离去,而催生很多悲剧。这种遗憾的本质就是穷。

设想,在金钱上足够富有的话,这些遗憾根本不会发生,《我不是药神》也就没有了震撼力。

其实,世界上有钱的人就有优先生存权,这是不争的事实。

影片中有一个片段:印度政府迫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暂停了其国内药品生产公司的生产,导致印度厂家断货。程勇为了给国内的癌症患者买药,从印度零售市场上高价扫货,低价卖到中国,赢得观众一片叫好。但从印度的角度看,印度的患者本来可以从市场上买到的药品,被外国人高价扫光,他们生存的权利岂不是同样的被剥夺吗?他们会说,外国人坏,外国人任性,他们仗着有钱,抢走了我们生存的药品。

这背后,又何尝不是印度人的穷病比我们更甚的缘故。

四、穷病

一个人穷的本质,是人对知识的掌握、对世界的认识不足,是这个人不够强大。

在现在足够开放、足够包容的中国社会,如果一个人掌握丰富的知识,超凡的见识,开阔的胸怀,未雨绸缪的眼光,他一定可以赚很多钱,这也就自然成为他和他的亲人不会因为药价贵而留下遗憾的资本。

穷,是一种病,得治。

治疗穷病的方法是:努力,使自己变得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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