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路人还是南山客，谢灵运的野望与陶渊明的抉择－－《从史记到陶渊明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第一位田园诗人，与其同时代的谢灵运则是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身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两位大咖，这两位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著名诗人，在面对同样的乱世，不同的人生困境时，走出了两条选择不同，结果各异的道路。

谢灵运出身豪族，其祖先谢玄是在淝水之战取得大捷的名将。谢灵运出生于公元385年，是谢玄的孙子、王羲之的曾外孙，自幼聪颖无比，“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就在谢灵运年少成名，正准备进入朝堂，大干一场的时候，刘裕夺晋建宋，王谢家族，风光不再。改朝换代之后，他一下子由贵族子弟变成前朝遗臣，“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宋文帝虽对其“日夕引见，赏遇甚厚”，但只将其当做一个文学侍臣，“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

身为前朝遗臣，他注定难以在新朝出人头地，这一点，他与妻子是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的嵇康、“建安七子”之一，司空军谋祭酒阮瑀之子阮籍的身份困境极为相像。

与“竹林七贤”选择以纵酒清谈、佯狂避世的行为方式不同的，年纪轻轻便壮志受挫的谢灵运选择了游山玩水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愤愤之情。

称病宅家其间，谢灵运经常率领数百名仆从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过世家子弟的出行动静不是一般的大，出门游玩时，没少干凿山浚湖，伐木拓路一类的事。他曾经带数百人进山，从始宁南山到临海一路伐木开道，动静大到临海太守王琇以为山贼来了，后来跑到现场搞清情况，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尝自始甯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末知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南史·谢灵运传》）

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在其讲中国文学史的代表作《从史记到陶渊明》一书中总结说，谢灵运原本志存高远，但因怀才不遇，失去对周遭事物的兴致，只求庄子的达生。

可以说，谢灵运、陶渊明也好，嵇康、阮籍也罢，这些生于乱世的文人们大多一生都处于自我矛盾中，这种矛盾多半是由外界环境造成的，少半也是自身性格所致。

原生家庭为世家大族的谢灵运一生欲成大事而不可得，虽然他可以在游山玩水时可以让几百仆从为他开路，但纵观其一生，其实是个失路人，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他在无意间成为一个成功诗人之余，其实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从性格决定命运的角度说，谢灵运性情放荡，做事恣意妄为，我行我素。即使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以谢灵运的性格特征，也未必能在朝堂上一展抱负，有什么现实成就。

他那些建功立业的愿望，其实更该说是不切实际的野望。所以在无比艰难的大环境下还是做出一番事业的王阳明评价其“谢灵运，雕虫之士耳”，也不算过分。

毛泽东读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时曾批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可称确评。

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也对谢灵运的矛盾性格在诗文中的体现描述的淋漓尽致：“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

其实，谢灵运的矛盾心情是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的。在命运面前，向左走？向右走？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一直是古往今来许多名人或普通人所面临的两难之选。

所以鲁迅曾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谢灵运的性格较之真正的勇士似乎还有一定距离，他似乎以自己的方式对于严峻的现实进行了逃避。他对于朝廷的多次抗命，任地方官期间的玩忽职守，动辄称病辞官之举，与其说是同命运抗争，不如说是意气用事之举。最终，一生渴望居庙堂之高的谢灵运在经历过多次降职后，最终被宋文帝以“叛逆”罪名杀害，年仅四十九岁。

而在命运的选择题面前，选择了处江湖之远的陶渊明，虽然“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年轻时也曾梦想过成就一番事业，但身逢乱世，最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还是决定归来去兮。

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中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或者说，在面临人生的难题时，原生家庭里隐士倍出的陶渊明则在险恶的官场世界面前选择了归隐，回归到他所热爱的田园生活中去。

这种抉择方式虽然带有路径依赖的痕迹，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在有过出仕、隐居、入仕等多种人生经历后，陶渊明最终还是找到了他真正热爱的生活方式，并且一直坚持到死。如其诗中所说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日本学者白川静则认为，诗的世界充满情念，生活本身便是诗。无论是谢灵运的山水自然文学，还是于生活中寻求真想的陶渊明的生活诗，二者的诗作都是将对现实的反叛投射到自然之中，陶渊明于田园中，谢灵运于山水中所寻获者，其实是各自的生存之道。他们的文学，便是其所寻得生存之道的直接表现。

正如同而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一样。不同的生存之道，也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不同的选择之下，最终，陶渊明与谢灵运走向了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