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日想要支持外蒙自治，没门，坚决武力收复，还令百姓心存感激

历史背景：当时，中国处于北洋政府的混乱年代，俄国同样处于十月革命的混乱时期，日本派遣了近8万大军，出兵西伯利亚地区，欲行干涉。期间，俄、日两国相约，欲侵吞内、外蒙古。然而，俄国又因内外交困，无力顾及外蒙事务，同样造成了外蒙发展形势，非常的不窘困，王公欲有回归中国之意。

因此，于1919年2月，日本伙同白俄将军谢苗诺夫，组织布里雅特、内蒙古、呼伦贝尔诸部王公，在乌兰乌德（乌金斯克）召开大会，欲组建“大蒙古国临时政府”，并打算拥立第八世内齐托因活佛为帝，初定年号为“共戴”。同时，再三力邀外蒙古库伦政府参加。但是，库伦政府又不想被日本所控制，遂未参会。这下，惹怒了日本和谢苗诺夫将军，立即起兵数万，兵逼外蒙古边境，扬言将对外蒙动武。

对此，库伦政府很是担心害怕，遂向中国北洋政府寻求援助。从而，既为北洋政府提供了一个师出有名的条件，更为北洋政府创造了一个收复外蒙古的良机。

之后，北洋政府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领4000余“西北边防军”（原为准备参加一战，政府筹建的“参战军”，但是还未参战，德国便已战败，因此改为“西北边防军”，同时也称为陆军第25混成旅），出兵漠北塞外，直达库伦(乌兰巴托)，外以大军威慑，内以铁血手腕，用时仅一个月，最终于1919年11月17日，逼迫外蒙古库伦政府向北洋政府呈交了撤消“自治”的请求呈文。

一、果断狠辣，一举收复

北洋政府收到库伦政府的求援信息后，遣都护使陈毅前往应对危局。陈毅抵达库仑后，为解决当地经济凋敝，百姓生活贫困的恶劣社会局面，以免除外蒙各旗及沙毕纳尔（活佛府邸）所欠中国国家银行旧债利息为条件，在库仑设立中国银行库仑分行，当地收支皆以中国银元或纸币结算。此举，既控制了外蒙的金融权，还进一步缓解了外蒙的经济危机。

接着，又多方募集资金，成立 “大顾张库汽车公司”，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外蒙古之间的交通条件。

但是，这时最大的问题又出现了。俄国红白争夺战已蔓延至贝加尔湖东南之地，就连库仑相邻的恰克图之地也充满着战火的气味，也令库伦政府深感不安。因此，库伦政府于1919年6月28日，致信陈毅，非常担忧遭到谢苗诺夫和日本人的残害，请求中央派遣大军前来增援。

同时，王公与僧侣集团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扯皮，取消“自治”之求，迟迟难以商定。

对此，陈毅紧急电告北洋政府，请求派兵出镇蒙古。并特意强调：“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

北洋政府收电后，立即行动。于1919年9月，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领西北边防军4000余人（陆军第25混成旅），誓师出征，10月上旬抵达库仑。

徐树铮果断推翻陈毅之前草拟的《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的规定，认为其有七不可用，所以重新拟定了八条新《条例》，重点强调撤治事宜，始终不谈王公与僧侣集团的利益。

这样一来，陈毅担心想引起当权者心下不满，婉言相劝，但徐树铮既不解释，也不理睬。为此，陈毅电诉北洋政府，希望约束徐树铮。岂料，北洋政府总理全力支持徐树铮。因此，徐树铮对外宣称：“将在外，无论外交，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

之后，在谈判桌上，徐树铮毫不客气地将《条例》甩在桌案上，将有条件撤治变为无条件撤治，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强令执行。王公、僧侣等库伦政府当权者，原本就对“撤治”心生不满。这下，曾经相斗的两派，又打算联合起来，对抗徐树铮。

见此，徐树铮根本不按套路出牌，进入谈判扯皮环节，而是提出不从者，直接全部押回北京。这下，库伦政府再也不敢行拖延之计，乖乖就范。于1919年11月17日，递交了要求撤销“自治”的呈文。

观点：来后确如陈毅所料，一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同时，《外蒙交涉始末记》的毕桂芳曾言道：“今以一旅之众，仓促从事，威吓蒙人则有余，以言对外，适见其偾事耳。与其用武力以取快一时，反贻后患，曷若稍施以笼络手段，徐徐图之之为愈耶。”

也就是说，当时也好，后世也罢，均有许多人士认为，收复外蒙古不应该仓促行事，更不应该霸道行事，从而埋下了隐患。

但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下，不如此难道有更好的方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是徐树铮需要随时应对国内的政治变局，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处理外蒙之事；二是于1920年7月4日，大总统徐世昌免去了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其想过问外蒙之事已不可为；三是以当时混乱的时局环境，如果缓缓图之，怕是连这短暂的辉煌也不会出现了。

也因此，《大公报》等媒体称之为“历史未有之盛事”。因为，自清末以来，中国可谓处处受尽屈辱，签订了多个割地赔款平等条约。因此，大振国人之心。

二、善后条例，利国利民

徐树铮认为：“空言统摄，难期久远，一切要政，不及时措施，终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无。”

因此，于1920年5月，徐树铮拟订了《治蒙要略》。主要分为：庶政、官制、军事三大部分。

庶政：主张养殖军马，弘扬中化文明传承，优待布里亚特人（原俄国驻民），厉行电报收费，重征烟酒等奢侈品的捐税，参照清律和民国法律，制定专门适用于蒙古地区的刑律，兴办工商，力推教化、劝谕兴学，发展农牧，开发盐务林矿等诸多项实业。例如：创设边业银行、注销外蒙官府欠中央政府的旧债；号召驻蒙将士引种天津大白菜，结果成了当地的大众菜；调查矿产、筹备铁路、修建医院；创立“政教联欢社”，加强同外蒙王公喇嘛的感情交流；创立《朔方日报》、多次举办戏曲演出、与外蒙民众联欢，寓教化于娱乐之中等。从而，使外蒙古落后的社会秩序正在一步步迈向发展的康庄大道。

同时，鼓励当地牧民由游居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

官制：建议设一总制，总领辖地，军、民、政、商共商一切事宜；对于喀尔喀四盟，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六个地区，各设都管一员，管理政商垦牧诸事。

军事：提议在外蒙的几个战略要地驻军七旅，各旅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兵士除战备训练外，还可垦地屯田。

所以，半年后，当徐树铮被免职时，外蒙百姓忧心忡忡，于1920年7月8日，恰克图商会自发致电大总统、总理、各部总长、参众两院，恳求收回徐树铮免职之成命。

之后，陈毅代其职，非常遗憾的是，不到半年，外蒙便被白俄军官恩琴及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党夺抢夺而去。

观点：由此可见，徐树铮并非虎头蛇尾之徒，乃是一代文武大杰。该出手时，果断出手，毫不留情。事后政统，又心细缜密，所拟《治蒙要略》，更加符合当时外蒙的发展实际，也更有利于百姓的生产生活。只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当局政权相斗，而被免职，再也难以大展治蒙的胸中抱负。反之，外蒙或许会是另外一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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