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取暖：三国时期的政治婚姻

三国时期形势图

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社会主流阶层为了整合政治力量，取得政治上的优势，维护和扩展自身利益，经常将婚姻与政治结合，于是这种婚姻也具有浓厚的交易特点，很难说有感情基础。 

曹操

对于曹魏集团而言，对汉朝的觊觎由来已久，因此，从曹操始，这个集团的婚姻就经常为这个目的所服务。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七月，“天子予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次年正月，“使行大常事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与宗正刘艾，皆持节，介者五人，赉束帛驷马，及给事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贵人于魏公国。”到建安二十年正月，汉献帝终于被迫“立公中女为皇后”。曹操把自己的三个女儿纳给汉献帝为贵人，汉献帝的一举一动于是尽在曹氏眼下。

 曹操不仅把婚姻作为夺取汉政权的一种手段，还利用婚姻来笼络天下豪杰，扩大自己的势力。夏侯惇是曹操的得力于将，为曹操鞍前马后效命十余载，居功至伟，建安十二年，“录(夏侯)惇前后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曹操至一度“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人卧内，诸将莫得比也”。夏侯惇如此忠心耿耿，恐怕与他和曹操的姻亲关系有相当大的干系。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夏侯惇族弟夏侯渊，“渊妻，太祖内妹”。夏侯渊之子夏侯衡，“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夏侯渊从子夏侯尚，“适室，曹氏女也”。夏侯尚之子夏侯玄，“(曹)爽之姑子也”。又皇甫谧《列女传》，“(曹)爽从弟文叔，妻谯郡夏侯文宁之女，名令女”。对此，陈寿评道：“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停、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夏侯家族自始至终追随曹氏，除了有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要求外，与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姻亲关系应该有很大关联。 

荀彧有王佐之才，开始始曾依附于袁绍，后来感觉袁绍不能成大事，“去绍从太祖”。曹操久闻荀彧大名，称“吾之子房也”。于是在把荀彧倚为肱股、委以重任之余，曹操“以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恽四弟荀粲因“骠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注引《晋阳秋》)。

任峻也是曹魏集团中劳苦功高的人物，他刚一归顺曹操，曹操不仅任命任峻为骑都尉，而且“妻以从妹，见亲信”。官渡大战时，曹操命任峻典军器粮运，任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大战时的军粮供应，为曹操最后击溃袁绍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操就是以婚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形式，笼络了许多英才，这在三国的乱世中虽不是创举，但无疑给他的事业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政治性婚姻在江南的吴国也很盛行。吴国是靠江南世族地主建立的，因此孙吴统治者既首先要注重与世族地主的联姻，还要注意与文官武将的结姻。

孙权

陆逊世为江东大族，他从孙权的幕府起步，平步青云，是孙权帐下的重要谋士，孙权就“以兄(孙)策女配逊”。陆逊之子陆抗又娶张承女为妻，这在《文士传》中有所记载：“陆景母张承女，诸葛外生。至其孙陆景时，以尚公主拜骑都尉。景妻，孙皓适妹，与景俱张承外孙也。” 

名将周瑜在婚姻上与孙权靠得最近，“权为太子登聘周瑜女”，周瑜与孙权成了亲家。

 顾雍是吴郡吴人，在孙吴政权中官至丞相，其子顾劭少与陆绩齐名，“(孙)权妻以(孙)策女”。(《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刘备

偏居西南的蜀汉政权的政治性婚姻虽不比曹魏、孙吴，但也很明显。据有益州的刘焉家族归顺刘备后，刘备也利用婚姻这一手段，加强内部团结。刘焉之子刘瑁死，其妻吴氏孀居，“群下劝先主聘后，先主疑与(刘)瑁同族”，举棋不定，后经人力劝，“于是纳后为夫人”。(《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

太子刘禅，纳张飞长女为妃，后来立为皇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子关统都娶了刘备之女为妻，马超之女许配给了安平王刘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