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有灵》的个像辨析

         村庄，是我们生活在农村中的每个人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名词。然而，真正从那里走出来的并且有着刻骨体验的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在他日常习惯中或多或少表现出乡村特有的某种神韵和精神来。

         王才兴《桑梓有灵》就很能体现出这样的精神和神韵，这样的作品，没有生活的浓缩和积累，单凭书本知识和别人的口耳传说的印象，很难写的那样入骨入髓、那样血脉贯通、那样深邃透彻。究竟是生活塑造了王才兴抑或是他本人重绘了故土乡村的容颜和灵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的写作姿态，而写作姿态决定了他的作品不是一般的凭热情写作、凭灵感写作，而是带着一种赤诚和思索以及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审视、去热忱的给予关注，关注普通的人和事、平凡的情和理、俗世的爱和恨。

        村庄自有他的语言，当然也自有它的思维、文化、风俗、习惯和心理，更是丑陋和美好的扭结、恶俗和良善的纠缠、真实和虚伪的较量，在展现生活的复杂况味中，大地故园的历史沧桑感和悸动的灵魂低诉以及无言的伤害都融入到文本的字里行间。在我看来，重塑了村庄的群体艺术画像，是其艺术最为本质的方面。

         和宁夏作家有着较大的区别，郭文斌的“节日系列小说”着眼于传统文化的诗意教化渲染揭示不同，与石舒清的“人物系列小说”刻意捕捉心理的神性肃穆相异，与火会亮表现乡土中国的复杂的生活情态和多色调的人生、社会的斑驳色彩不同，王才兴的一个个精美短小的美文篇章，更像一片枫叶，一枚精致的像章，一颗晶莹剔透的宝玉，呈现出“这一个”的艺术风貌，具有了“个象”的艺术品质。

         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的吴炫倡导否定主义美学、否定主义艺术观，这些理论自有其原点性的理论创建，在其著作《中国当代文学批判·穿越个性写作》中提出艺术的“金字塔”。他认为文学艺术的“文学性”、“艺术性”的实现是一个过程，他把这个过程比拟为“艺术的金字塔”，追寻文学性和艺术性，就是建造金字塔的过程。艺术的金字塔应该具备“形象”、“个象”、“独象”三个特点——“形象”是塔基，是其底座；“个象”是塔腰，是其塔身，是艺术升华提升的关键；“独象”是塔尖，是艺术的高级形态，是写作的自我超越，是艺术生命的结晶体。

         就“形象”和“个象”而言，20世纪中国作家不称其为问题，但对以“独象”为支撑点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而言，20世纪中国作家与理论家确实难以真正面对的。因为就20世纪中国文学家而言，除了鲁迅、钱钟书、郁达夫、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品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外，中国确实找不出像萨特集哲学和文学家于一身的作家，自然也找不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博尔赫斯、昆德拉等“由自己的思想派生出来的自己的艺术世界“的作家。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命题，吴炫给我们列举了具体的作品并做了分析，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等一些作家的作品在文学性局限于作家没有穿越主流意识形态对世界的理解，文学性没有摆脱传统的政治性、工具性等功利性的窠臼，损害了作为整体艺术世界的个体性；茹志娟的《百合花》穿越了政治的理解，没有上升到文化批判的哲学层面上；鲁迅的《孔乙己》则穿越文化的个人会理解，已达到文化并且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穿越性思考、体验，从政治走向文化，再从文化走向人类，个体化程度由此体现。

         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距体现在个体化理解的程度上，我们很多作家不能从文化批判走向人类批判，进而不能对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独到的认识和开掘。

         20世纪文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伤害的世纪。不仅带有民族国家整体的特点，而且带有个体的印痕，深深烙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和伤痛。《桑梓有灵》集中表现对农民的伤害、对农村的伤害，便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意义来。各篇自有其独到的内涵，由贫困、饥饿、封闭所造成的人性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更为触目惊心。

          张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南阳市新野县，本科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多年教师经历、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医院、媒体工作经验，现从事企业文化策划、宣传、企业内刊、自媒体矩阵布局，作品多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科技创业月刊》、《商情》、《昌吉学院学报》、《东莞日报·打工文学》、《宁夏大学校报》、《普州文学》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