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跳龙门,终成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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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跳龙门,终成龙门
——司马迁与游学
黄河龙门位于晋陕交界处,两山夹黄河,河水如神龙腾来,破“门”而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自称"迁生龙门"。这里传说着大禹斧劈龙门、开山治水的神奇故事,又有黄河天上来、鲤鱼跳龙门的博大景观。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童年的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自然的憧憬与热爱。
读书三师
家庭老师司马谈
司马迁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亲司马谈说祖先是“周室之太史”,说明其有悠久的史官家世,虽然并不显要,但司马迁父子都以此为荣。司马谈又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学富五车。在这个史学世家,司马迁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养成了良好的史学品德,那就是不遗余力地追求历史真实。
天资聪颖的司马迁受其父亲影响,从小对悠久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十岁就能诵读古文。少年时期在家乡一面读书,一面进行耕牧活动。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他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二十岁时的司马迁,已是才华横溢的学者了,并在父亲支持下,孤身只胆踏上游学之路。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去世了。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感受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官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一直铭记父亲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主持历法修改,同时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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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老师董仲舒、孔安国
司马迁十岁时,正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谈当上了朝廷史官,举家迁至长安附近的茂陵,司马迁得以拜名人为师,系统学习先秦典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司马迁曾就《古文尚书》问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择别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人生导师:孔子
孔子游学后写《春秋》,司马迁游学后著《史记》。司马迁以孔子著《春秋》来激励自己,亦吸收了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高度赞扬孔子,可见孔子对其有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时曾说:“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其效法孔子精神,“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继《春秋》,作《史记》,终成一代大典。对此,郭沫若的评价很有代表性:“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有此赞语,可以说司马迁一生无憾了。
司马迁以孔子为人生导师。以著书春秋,引出志向;因受刑发愤,激发榜样的力量。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足以克服外在的种种磨难。就像刘勰因梦见孔子同样脑洞大开,完成了《文心雕龙》这本旷世名著。事实上,孔子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国人的精神偶像,他身上时时散发着激励人们的正能量。
另外,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汉代兴废继绝,调动了知识分子服务大一统王朝的热情,游学之风对司马迁产生了积极影响。司马迁拜名师学习,以名师为榜样,刻苦钻研,进步神速,家庭老师、经学老师、人生导师对其成长的引领,就像不断“跳龙门”,跳出人生新高度,也为今后著《史记》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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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三游
司马迁《史记》的成功,后人多以为是得“江山之助”,实因“子长平生喜游,方年少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游历中华大地,集中在20至42岁期间,其游历分三类。
第一类,是孤身只胆学游。
司马迁不愿人云亦云,20岁那年走出书斋,走出长安,开始游历各地,考证众多历史问题。《自序》所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游与学的结合:首先南方文化吸引了司马迁,“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登上庐山,眺望大禹疏通九江的胜迹,缅怀其功绩,又奔向大禹大会诸侯的浙江会稽山。山顶有传为大禹珍藏图书的秘库,只有他一人进出的“禹穴”,山下有禹陵、禹王庙,至今香火不断。会稽山又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地,秦始皇南巡也曾到此祭禹刻石。会稽洋溢的英雄传奇光彩,吸引司马迁登临凭吊,为后来写作《禹本记》、《越王勾践世家》以及《秦始皇本纪》积累了素材,培养了感情。再沿江西上,登上被美丽哀婉的神话所遮映的九嶷山。司马迁瞻仰舜陵,采集了帝舜和舜妃的传闻,然后泛舟沅江、湘江,饱览湘楚风土秀色。期间,抵达长沙,一路凭吊屈原和贾谊的遗迹,体会这两位谪臣的凄凉心情;怀着对诗人屈原的仰慕,追求屈原流放的足迹,游历了长沙和汩罗江,触景伤怀,睹物思人。“余读《离骚》、《招魂》、《哀郢》,悲其志,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于是《史记》有了《屈原列传》。再北上淮阴,搜集不少少年韩信四处混饭、胯下受辱的趣闻,编入了《淮阴侯列传》。再北上山东,游历鲁国,证明孔学之圣明;又专访齐都,确信太公、桓公治齐之政声。继而取道当年孟尝君的封邑薛县,采风观俗,《孟尝君列传》中有位栩栩如生的人物冯驩就是采访的成果之一。再南游彭城、沛县,对西汉开国君臣刘邦、萧何、曹参、樊哙、周勃、夏侯婴等人举事前后的逸闻和遗踪作了收集和考察。又东游魏国都城大梁,为后人写下了诸如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动人故事和秦魏决战的情况。还专门凭吊了侯生之夷门,撰入《魏公子列传》中。这次旅行,历时数年,行程万里,为其成功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基础。游学是司马迁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能促成他的游历游学,与其自身从小读书好学和其父亲悉心教诲以及他处的“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事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类,是扈从武帝巡游。
回京不久,大约24岁的司马迁在公元前118年出任郎中,成为汉武帝“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侍从官,官职虽小,却能扈从武帝巡狩和封禅,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如公元前113年,他随武帝车队祭兖州(今陕西凤翔),巡河东,渡黄河,至汾阳,“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次年,他又随武帝西行雍州,越过陇山,登崆峒(今甘肃平凉市西),临祖厉河。连续两年的西北之游,在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代的中心地区搜集大量史迹资料,极大地帮助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的写作。
再如公元前110年,司马迁还跟着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并巡游至渤海和碣石,从辽西历北边,至九原,沿直道“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南归长安。全程长达一万八千里。北行直道,亲见长城的雄伟,记录于《蒙恬列传》中。亲随武帝巡游五岳四渎,封禅泰山,细察方士祠官之所为,撰入了《封禅书》中。北巡黄河,近察龙门,负薪治水,堵塞决堤,这些经历和思考写入了《河果书》中。
第三类,是奉使西南宦游。
出使边塞,“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进行了一趟长距离的西南之旅。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住地,耳闻目睹了西南民俗,物产,以及各族的历史和现状。《史记·西南夷列传》即是司马迁出使西南的结晶。
司马迁如“游龙”般行走于祖国各地,穿梭于历史文化长河,为“跳龙门”不断积聚能量,方有“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惊世之作。他与张骞通西域一样,成为秦汉旅游史上的不朽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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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三心
心动转为行动,才能化出无尽的精神动力。很多人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迁之心,又何尝不是?只不过,他不是司马昭篡位的野心,而是瞄准“龙门”的目标,实现人生价值的壮心、恒心、责任心。
一是壮志雄心。
司马迁行万里路,采万里风,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博采轶事,以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的优良传统,是古代学术考察型文化旅游的表率。像北魏郦道元、明人徐霞客、清人顾炎武等,都可称得上他的“”私淑弟子”。难以想象他孤身只胆,壮游各地。司马迁家境也很一般,他一游历就是数年,如果不是“壮心不已”,如果没有资金支撑,今人简直难以想象。耿直的他,只是替投降匈奴的李陵客观说了几句话,就被汉武帝处以宫刑。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按照常人想法本可一死了之,人固有一死,当重于泰山,不完成《史记》不罢休,是壮志雄心支撑起活下去的希望。
司马迁出狱后做中书令,仍雄心不减,笔耕不辍。《史记》,又名《太史公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为“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言:“他以自己残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司马迁的一生,与汉武帝相始终。司马迁受了宫刑,意味着要断子绝孙,但《史记》让他以另一种方式流芳百世。
二是历久恒心。
先说一件小事: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承其父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阅史官所藏图书,为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当时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个可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再来看看这几个数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22年风雨兼程,周游祖国,考察文化;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开始著《史记》,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完稿,长达13年,惨遭宫刑仍发愤完成巨著;全书130篇,长达52万多字,讲述3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毕其一生之心血,见证司马迁持久的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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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严谨责任心。司马迁为了真实史料遍访全国,并在当地仔细询问老者,认真记录史实。对于所搜集的历史通过层层筛选,凡是有疑点的资料皆不录用,体现了司马迁做学问的严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有鉴于五帝事迹百家异传,他通过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的旅游考察,将所闻长者传闻与史书参对,然后撰写了《五帝本纪》。在撰写五帝之一的黄帝事迹时,针对黄帝的历史疑云重重、黄帝的陵墓异说纷呈的情况,传说司马迁亲自外出实地考察,出长安,沿“秦直道”北上,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翟道城(今黄陵)桥山一带,通过观察地形,访问者老,抄录碑文并与史料和文献对照,经过四十余日的考察,基本确定了黄帝葬于桥山的结论。返回长安后,在《五帝本纪》中庄重地写下了“黄帝崩,葬桥山”的文字。这些文字的背后,说明了谁对历史负责,历史也会让其名垂青史。在人格上,司马迁是坚强的代名词;在风格上,司马迁是务实的代表人。司马迁用“三心”完成了对历史的总结,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完成了行路与著书的壮举,“三心”浓缩成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是史记的最大特色。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传说鲤鱼跳过龙门,就会化变成龙,而司马迁终其一生,无论是脚步还是思想,一直游于中华大地,逆流前进,奋发向上,不断提升人生高度,跳过了真正的龙门,跳成了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虽其确切安葬地点尚待考证,但其唯一纪念的墓祠,仍千年守望着龙门。汉代一般文人热衷于游乐都邑,结交权贵,竞走仕途,旅居宦海,像司马迁这样做大学问、大事业而漫游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谓人中之龙;而其开创的我国纪传体史学和传记体文学,犹如开启了文史大门。他的崇高形象已化身为“龙门”,被后世当之无愧地尊为“文史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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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读书和行路,是求知问学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司马迁的成长经历,可看出行万里路对人生的影响有多么重要,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
一是有目的地去游学,而不是任意东西,走马观花。重视行路对读书著书的意义认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著书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剪刀加浆糊,“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也正因为这种有目的地游、有针对地学,《史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司马迁也得到了历史的尊重。
二是拓展视野,不仅观其所见,还要观其所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言,“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亡之理,凡百三十篇。”其目的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三是要及时将游学成果进行转化,整理加工。过去只有通过文字记录方式,现在还可有照片、视频等更多方式,这些音像文字资料,就是最真实最有感的创作素材。正因为司马迁周游祖国,考察文化,才能在人物“纪”、“传”中塑造出如项羽、冯驩、韩信等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才能把楚汉战争的地理环境描写得井井有条,江山如望,才能自然地、大量地化用民间口语和谚谣,才能写出《河渠书》、《货殖列传》,来详细介绍大汉帝国的水利、交通、物资、民风等诸多方面。
书与路,思与行,如人之两腿,交替前行,相互促进,人生道路方能行之更远。司马迁通过游学广其闻见,质证所学,把书与路转化为历史,从而自己也确立了崇高的历史地位。
诞生龙门,终成龙门。壮哉,伟哉,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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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旅游史》第2版 王淑良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2016年
2、《大家小书·司马迁》 季镇淮著 北京出版社 2014年
3、《中国史话·旅游史话》 黄石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4、《中国旅游史》章必功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年
【司马迁纪念地】(简略)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墓 司马迁故里徐村 司马迁故里辛封村 司马迁故里史村
司马迁:足迹不肯一日休
写完《鉴真与游学》后,目光锁定在司马迁身上,历时半月,今初稿方成。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看到,行万里路,能更好地读万卷书,著万言书。司马迁20岁前读书,20-42岁壮游,42-54岁著书,以寒窗、苦行、宫刑为代价,实现了读书、行路、著书的梯度转变。
有了路,就有了远方,有了心灵的召唤。行路是读书的延续,著书是精神的行路。司马迁一生的历史,是路与书的结合,是无数脚印的凝聚;而他书中的历史,又是不同的人在行路,也烙上了他个人思奔的足迹。
基于以上理解,《司马迁与游学》从读书有三师、行路有三游、著书有三心,这三个方面作了全面归纳,以司马迁生于龙门、游跳龙门、终成龙门为主线,更好地展现其化为人中之龙,开启文史之门的成长轨迹和极高成就。
远行游学古已有之,为增长见闻,为修德怡情,给未来铺路。司马迁近二十年游学经历,正是带着目的去游学,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寻找答案,终以“一己之感”,成就“一家之言”。这与当下不少孩子写作思维雷同,胡编乱造,语言“假大空套”,形成鲜明对比。游学是身心俱在路上,游学是行走的阅读,当然要读后有感,游而不写,走马观花,都不是真正的游学。现在打着“游学”旗号的,游多学少甚至游而不学也不在少数。乱象丛生,但不是游学本身之罪。
司马迁正是从“游”中深刻了解了历史人物事件,印证了所学书本知识,升华了历史文学感情,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历史观。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史学成果无不与“游”密切相关。司马迁因游学而著成《史记》,又因游学而成就“史圣”。如果说司马迁青年游学是壮举,那编写《史记》更是创举。
他的壮游经历,兼有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获得了广泛的社会知识,搜求了遗闻古事,扩展了视野胸怀。如蜜蜂四处采蜜、辛苦酿蜜,给司马迁带来了精神上的愉快,心灵上的满足,其内心与自然、人文环境的交融,在《史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宋代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难以想象在交通不便的古代,22年风雨兼程,周游祖国,考察文化;历经13年时光,惨遭宫刑,发愤完成巨著《史记》;全书130篇,长达52万多字,讲述3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毕其一生之心血,脚步一日不休,终把自己著成了一部《史记》。
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也正因如此,踏平坎坷成大道,历经劫难壮心在。他以包容之心写民族通史,以扬抑之情树秉笔风范。心血凝结成的《史记》,已经把他的耻辱洗刷得一干二净。仿佛每个滴血的文字都在告诉后人:人生自古谁无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常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迁之心,又何尝不是?只不过,他不是司马昭篡位的野心,而是彪炳史册的责任心。
司马迁曾去曲阜沐浴儒风,后亲写《孔子世家赞》,以孔子著《春秋》为榜样,追寻周游列国的脚步。丰富的游学经历,不断提升了司马迁的个人品格与修养,与孔子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郭沫若为司马迁祠题写的碑文中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我想,郭老是读懂太史公之心的。
司马迁的每一个脚步,都记录下历史;记录下的每一个脚步,又铸成永恒的丰碑:史家绝唱,千载永传,万古流芳。
仁智于2018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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