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堂财富课》读书笔记8
如果菜谱很长、很细，你就是以特色花样来定义商业模式，这就跟厨师的水平和能力连得很紧了，你就得找真正的好厨师。
这样困难就来了：如果你要扩大到100家分店，怎么能找到100位好厨师？即使能找到，你又怎么保证他们做的菜是一样的呢？你要两三位厨师把菜做成味和色都一样，那也许能做到；或者，如果你的菜谱上只有两三样菜，要求100位厨师把这两三样菜做成一样的，那也能做到。但是，要100位厨师把六七十种菜都做成一样的，以此来保证公司产品质量的一致性，那就很难很难了。
在餐馆分店扩张的同时，如果没办法保证各分店的菜基本都一致，那么，最后会毁掉公司的品牌。这就是为什么特色性、多选择是餐饮业规模化发展的敌人。实际上，即使能够让100位厨师通过训练确保做菜风格的一致性，在操作过程中要生产六七十种菜并保证质量，也很难管理，流程会太复杂！
如果你要卖的东西没有人要，那么，你能卖出的价格可能远低于进货成本、生产成本，你就要亏损，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下，你要想赚钱，就必须了解市场到底喜欢什么、缺少什么，越是有创意并且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就越能赚大钱。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定价是一个很重要的奖优罚劣机制，能够促进优胜劣汰。
实际上，优秀企业更喜欢按市场定价，而不优秀，甚至是劣等的企业当然欢迎成本定价。回过头来看，正因为我们受到劳动价值论的影响太大，让我们觉得超出成本（亦即“劳动”）的价格等于剥削，所以，中国出口企业过去会以成本加自己能接受的毛利空间来定出口价，而中国的劳动力等成本又低，这就造成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很低，把许多国家同类商品的物价压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成本定价的做法的确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但现在的中国企业应该以市场定价来赚钱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首先要放弃劳动价值论的观念。
在中国，人们通常以每股的价位判断一只股票的投资价值，因此会认为每股10元的公司股票自然比每股3元的贵；但是，在美国，一般投资者不会这样看，不以每股的价位来判断股票的便宜还是贵。
因为上市公司都能自己决定到底是总共发行1亿股份，还是100亿股份，这很随意。对于同一公司，你发行的股份数越多，自然每股的价值被稀释得越厉害，股价自然应该低。
有的大公司可能才发行1亿股，而一些小公司可能动不动就发20亿，、30亿股。在香港，很多小公司就喜欢玩这一套，因为香港股民也总喜欢以每股价位来确认公司的投资价值。
以市盈率来判断。用股票价格除以公司的每股盈利，这一比值就叫作市盈率。比如，中国铝业股价15美元，过去一年每股盈利6.4美元，市盈率为2.3倍；常州天合股价25美元，每股盈利2.2美元，市盈率就是11.4倍；还有就是你去上过课的新东方学校，它在纽约的股价是67美元，每股去年盈利1.25美元，所以，市盈率高达54倍。
可以这样来理解，市盈率相当于通过公司盈利把今天的股价赚回来所要等待的年头。比如，中国铝业2.3倍的市盈率，是说要等2.3年就可通过每股利润把股票的投资本钱赚回；按照同样道理，新东方54倍的市盈率意味着，其股票价格等于是其54年的每股利润。当然，每个投资者都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赚回本钱，所以，每个人都会喜欢很低的市盈率。
按每股盈利算要等待的年数来理解市盈率，是假定公司的利润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公司的盈利水平总在变化，有时会下降，甚至会出现亏损，也可能会快速增长。
比如，虽然中国铝业过去一年每股赚6.4美元，但市场预计它接着下来的一年里只能赚3.1美元，而且因为中国同类企业很多，铝产品价格已经下降很多，同时它们的原材料价格又上涨很多，所以，大家预计中国铝业今后的盈利会越来越吃紧，利润会继续下降。这样一来，投资者就不太把今天每股6.4美元的盈利当回事。
而新东方的情况正好相反，去年每股盈利1.25美元，但明年会增长到2.6美元，市场认为新东方的利润今后每年能增长40%。也就是说，今天到新东方学英语、复习考试的学生确实很多，但全中国有13亿人口，随着中国更多地融人世界，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只会继续快速增长，到新东方付钱学习的人也只会越来越多。
换句话说，中国铝业是不具有高成长前景的企业，而新东方的成长前景非常远大。于是，股票市场给中国铝业的市盈率很低，给新东方的很高。
价值投资者会说，中国铝业和新东方可能是两个极端，多数公司或说行业可能处于两者之间，利润不会下滑，也不会飞涨，而是介于中间。对于这些公司，以往的合理市盈率在20倍左右。
也就是说，价值投资者可能会说，一旦一些股票的市盈率远低于20倍，其价值可能被低估，我就买进，待这些股票价格回归到价值，股价上涨，市盈率超过20倍以后，我就卖掉。这种投资风格，也就是所谓的‘价值型投资’，指望的是市盈率最终会回归到某个合理的水平，利用‘回归价值’，的过程赚钱。
我想，任何时代，人们都会说‘可以做的都被前人做了’。因为如果一个新的机会是那么一目了然地摆在眼前，别人不是早就做了吗？每个创业者得到创业灵感的方式很不同，有时可能就是一念之差。我们以前谈过，常州天合、沃尔玛、星巴克，刚才说的新东方，这些企业基本属于较传统的行业，从表面看，当初肯定也不是那么‘新，、那么‘高科技’，但是都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利润‘E’。所以，挑战可能在于如何看清‘大’方向的问题，如何抓住‘大’机会的问题。
从1780年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世界科技革命主要围绕着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技术展开，目的是使人们每天的工作能生产出来更多的产品，还有就是火车运输的发展，但这些都还是围绕着提高人类单位时间的产出，也就是提高所谓的生产能力。所以，19世纪的‘大’投资机会在于围绕生产能力的技术项目上，那时候技术发展或说经济发展总体上不是围绕人们的生活而来的。
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情况就变了。技术变革越来越围绕着家庭生活、个人生活了。先是电话、电冰箱以及其他家用电器走进了美国家庭，使家庭开支内容从原来的吃、穿、住、简单家具，拓展到各种家用电器。随后汽车、电视相继走人家庭；到了20世纪80年代，家庭开支项目上出现个人电脑，90年代又多了互联网服务，2000年之后，手机也来到家庭开支账目上。
在19世纪时，应该看工厂里多了什么新机器设备，研发、制造那种东西的公司就值得投资。可是，到了20世纪，就应该根据家庭开支清单上多了什么大项目去投资。每次当大众家庭出现新的开支大项时，提供那种大项的行业就是新的‘大’投资机会的所在。按照这个思路去抓住新机会，应该是比较准的。
所以有这种投资机会的变迁，是因为20世纪之前，人类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美国经济以及其他经济体，还都是“生产驱动型”经济，所以，主要的投资机会存在于改进人类生产能力的工业技术上。可是，20世纪初开始，工业生产技术总体上趋于成熟，生产能力已经不是人类发展的瓶颈，而且技术革命也该集中到改善人的生活上了，该“以人为本”了。所以，民间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就是所谓的“消费驱动型”经济。于是，到了21世纪，最好判断“大”投资机会在哪里的地方，就是普通家庭的开支清单，看那上面又多了什么内容，然后，就根据那些内容去找“E”增长潜力最大的行业机会。
所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自己日常开支的清单上。
在中国，甚至在美国，确实有许多人总把企业股份的出售看成是纯粹的融资行为。其实不然，融资往往是很重要的股份转让原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首先，我不是说要白送股份，而是要按照谈判出的价格卖，虽然我们是让出公司未来利润流的一部分，但只要价格合适，怎么会是白给呢？
其次，如果有一个资金雄厚的大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私人股权基金做股东，它们不会愿意看到公司的股份价格一落千丈，它们的利益与你的一样。在必要时刻，它们可以从要出手的股东手中接棒。这从本质上提升所有股东手中股份的价值，大家都受益，同时也能减少公司的生存危机，延伸公司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