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03

从南垸到机房我家，交通极不方便。首先得渡过汉北河，到天鹅汽车站乘车去应城，然后在应城搭车到雷家湾。天晴还好，碰到落雪下雨或者冬天，就更加困难了。我考虑到妻子在家确实很累，隔得远，更增加了照顾家庭的困难，就向总厂场党委申请把妻子子女迁到南院垸来，要求党委给妻子安排一个事情做，党委答应了我的请求。在84年下半年，我们全家到了南垸，大女儿在汉口给人打工做拉链，儿子卫洪当时在黄滩初中读书，小女儿宝蓉在南垸小学读书。

我家迁到南垸不久，老刘也把家属迁到了南垸，我家住在平房西头两间房，老刘住在东头两间房，吴副场长安排人给我们两家各搭了一间厨房，总场又安排了两家的家属到场拉链厂做工，每月有几十元的收入。

派出所院子挺大，我和老刘各种了一块菜，还喂了一些鸡，青菜基本够吃。南垸街道极小，市场基本没有什么物资卖，全场只有一家卖肉的，想买鱼要起早床，还要到路上去接，且只能买点小鱼小虾之类的，因为只有少数人用篓子提点鱼来卖。

1985年，我了解到总场干部，除了少数几位主要职务的干部是上面调来的，其他的基本上是半边户，总场土地较多，部分干部都种有几亩田，收入归他们自己，不用交什么费用。派出所里工作不多，大部分时间浪费了，我就通过梅港大队副书记王珍发搞了两亩地，头一年种的药芹，收入可观，后来我就改种一季芝麻一季小麦了。每到收获季节，老王家人都来帮忙，另外还有两家人的子女也主动帮忙，帮忙最多的还是胡春河一家人，胡的妻子跟我妻子玩得好。

1987年我被提升为所长，而后，又上级又明确我为副科级干部。对于职务的变动，我开始一无所知，因为通知直接发到总场，他们压着不告诉我，不知什么原因。说实话，对职务的变动级别的提升，那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也从来没有找过领导谈过此事，只想把工作做好。

1989年开始，我参加了省高等教育自修，课程有4门，有哲学治安管理等，1992年考试，全部成绩合格，顺利结业，并被评为优秀学员。由于我在南垸工作一贯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成绩突出，86年受到孝感地区公安处的嘉奖，1989年受到县公安局的嘉奖。

在南垸期间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那就是妻子儿女们转成了商品粮户口，吃起了国家供应。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县公安局像我这样的“半边户”很多，局领导为了解决这些干警的后顾之忧，就分期分批的解决，我家是第二批解决的。

1987年冬，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我们全家人赶回老家，父亲已搬到堂屋地下，睡了六天，又突然好了起来。在父亲病重时他想吃什么，我和二哥都尽量满足了他的要求，在我返回南垸之前，问他还想吃点什么，过春节时我一定带回去，父亲说他想喝点葡萄酒。在年底，我买了一瓶东北葡萄酒，大概花了五六元钱，带回去了。

在89年正月初三，我姑表哥跟父亲拜年，他们舅甥二人把一瓶葡萄酒喝光了。正月初四凌晨，勤劳一生的父亲安然离世了。正月初七，天下着大雪，天气很冷，全家人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安葬了父亲。

在90年正月初一，按照当地习俗，我家是新年，要办酒席答谢亲友。这时妻子和三个孩子已从南垸迁回应城，租住在城东市场一间房内。宝珍在天鹅酒厂打工，卫洪在一中念高中，宝蓉在实验中学念初中。我们借用了一熟人家的小面包车，在初一清晨送我们回了老家。当车子返程走到八角碑附近时，由于下雨路滑，车子侧翻，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车子损失也不大，事后由车主自行解决的，由于我家十分困难，车主没有要我们负担一分钱。

在南垸工作几年，我们全家5口人，有4人染上了血吸虫病，只有大女儿宝珍没有染上。我住了两次院，他们三人都服了药，这种药副作用很大，主要对大脑有损伤，儿子卫洪的记忆力减退，可能与服这种药有很大关系，造成了高考成绩不理想，后又复读了一年，于1990年考上了湖北省人民警察学校，1992年毕业分配到县公安局工作。

在我们刚到南垸良种场时，由于水土不服，几个人经常拉肚子，宝蓉尤为厉害，总场的医疗条件不好，只有一个小卫生所，患了病就服几粒氯霉素。宝蓉后来身患重疾，武汉协和医院教授说，可能与服这种药有很大关系。那时我喜欢喝酒，而且量很大，一次可喝半斤酒，喝酒时间长了，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有时疼得汗流，还偷着喝。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只好求医治疗，通过做胃镜检查，我患的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经过三年的治疗，才得以康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