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奴才韩非
大约公元前298年，韩国国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从一户王室贵族人家的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阵初生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啼哭声结结巴巴，似乎对自己突然降生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有点手足无措。
韩非所处的时代，已是战国末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残存的大国只有七个，号称战国七雄。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混乱时代之一，在这个时代活着，无非是为了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痛苦”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之外，大部分人群一定是遭老天诅咒的产物，还不如草木那样无知无识的来得痛快。
这时候，三晋都已衰落，楚国也无复往日的威风，最强大的国家是原先僻处西陲的秦国。韩非出生这年，齐、魏、韩三国的联军攻打秦国，一路高歌猛进，竟然打到了秦国的东大门――函谷关下，看似风光无匹，其实是悲壮的回光返照，离秦国彻底击灭六国的前221年，仅仅相隔67年了。
韩非的祖国韩国，和另外两个兄弟诸侯国魏国、赵国，生机勃勃地引领着中国历史挥手作别了彬彬有礼的春秋时代，步入了弱肉强食、赤膊上阵的战国丛林世界。起初，魏国大展身手，绣着“魏”字大旗的甲士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但在前341年和齐国的马陵之战后，魏军一败涂地，统帅庞涓被杀，太子申被俘，秦国趁火打劫，以重兵逼迫魏国献河西地求和，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和韩非的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除了韩国，就是秦国，那是他的政治理想之所在。秦国的政治，基本是韩非政治理想的翻版。创立秦国政治的旗手商鞅，也是韩非仰慕的前代大贤。
秦国，威名赫赫，又同样臭名昭著。这个实行军事帝国主义政策的极权国家，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都围绕着两个字：耕战。也就是说，你要是生在秦国，得有两样本事：种田和打仗。要是你都不会，那只有饿死一途。因为作为秦国政治旗手的商鞅先生早就宣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也就是说，只要培养农民和战士，就能让国家兴盛。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说有没有道理，下面具体分析分析。
一个政府要发挥治理的高效性，就一定要让治下的百姓不能到处乱跑。因为到处乱跑，产生大量游民，就对治安不利，而且这些游民容易搞串联，形成强大的反政府力量。而让百姓种地，是把他们附着在土地上的最好方式。土地是要一年一年耕种的，有了土地的人，一般不会到处迁徙。农民除了种地，一般没文化，这样就好愚弄。这对统治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状态了。这样愚昧的农民，平时耕种产粮食，打仗时征发当炮灰，非常划算。当官，要提拔那些有战功的人，绝对不要提拔知识分子。要是大家看见知识分子能当官，就都会去学文化，田就没人种了。田没人种，就没有粮食储积，打仗也没有军粮。一旦年成不好，国家还可能崩溃。
除了农、战，商鞅先生认为其它技能都是丝毫没用的，政府必须要下令取缔。生活在秦国，如果想靠教书或者开公司赚钱，那是不可能的，这些虽然不算非法，但没有社会地位。有再多的钱也不允许享受，打仗缺乏炮灰，他们是首先被征发的对象。即使这些人缺乏打仗的强健体质，政府也不会抛弃他们，不会剥夺他们为国捐躯的荣誉，当敌人的箭矢射来的时候，政府会号召他们像草船借箭一样去抵挡箭矢，浪费敌人的战略物质；当军车陷进坑里，车轮疯狂旋转，却不能前进一步时，这些人必须及时乖巧地躺在那车轮下，助车轮一臂之力。
这就是秦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人这种东西，美其名曰“万物之灵”，但在秦国，除非你具有让君主利用的功能，否则就连猪都不如，猪的全身都是宝，而不会耕战的人却一钱不值，父母根本就不该生他们下来。
这种残酷的政策，似乎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可是丛林世界，哪能讲什么人道主义。很多人可能会辩解：“老弱病残不是我的错。”说这话的人就该被扇耳光，老弱病残的人是你，不是你的错难道是我的错？“你弱你有理？”你要是老弱病残，你就该死，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北方有一个叫“匈奴”的部落，那里的风俗就是看重青壮年男子，鄙弃老弱病残，所以它能驰骋大漠，牛逼得不可一世。那时的理论家也总结出来了，以仁义治国，是注定要灭亡的。战国时候还有一个叫“中山”的国家，本来是擅长骑射的狄人建立的，虽然小，可是打仗厉害。可是自从它混了个小康之后，就想洗白自己，扮知识分子，请了一帮儒生来搞投壶，讲礼仪，结果大家都不想打仗了，很快就被魏国击灭。
在文明逐渐覆盖全球的今天，上述这种现象太丛林，太野兽，太不讲人道主义。但是，在战国时代，却都是真理。贩卖这一真理的秦国，以活生生的战果证明了这一真理的可靠；而那些没有实施耕战，或者对耕战实施得不彻底的国家，一个个社稷倾覆，宫殿成了废墟，妻妾子女成了占领者床上的玩具，自家的首级被挂在高高的城楼上，受尽天下人和后世统治者和愚昧百姓的嘲笑。
商鞅已经够偏执了，但他不会想到，还有一个更加偏执的法家后人，将会在他身死的几十年之后出生。这个人就是韩非。
韩非这个人，虽然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司马迁为他立传。可是他究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又没当过什么大官，而且死得很窝囊。和他的同学李斯比起来，天差地远。到了西汉，所有和他同时生存过的目击证人都死光了，如果不是他写了一本《韩非子》，恐怕没人知道二千多年以前，世上曾有这么一位结巴兄弟存在过，他经历过吃奶、尿床、上学、发育、上班、做爱、吃饭等一系列平凡的人都要做的事，他在这世上新陈代谢了六十多年之久，为此他耗费了多少粮食啊！然而，我们通过一部《韩非子》，可以无限遐想他的生活，猜测他的生活细节，他有没有觉得生活单调过，他年少的时候，会捕知了吗
春秋时候，各个国家的贵族们都没有什么拘泥的家国情怀，因为在他们头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这个共主的权威只能行使于数县，但共同文化的大厦还未坍塌，至少在会盟时，各诸侯国的大夫们还得装模作样吟诗作赋展示优雅。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这个名义上的共主也基本上被抛弃，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周天子的空缺，似乎给每个诸侯国留下了觊觎的位置，他们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下一任天子的候选人，都觉得自己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实际上除了秦国之外，谁也不敢有这种理想。大约那时唯一可以取代秦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国家是楚国，然而在体制的较量中，楚国被秦国远远甩在了后面。这让楚国王族的屈忠愤义填膺，有泪如倾，终于投江而死。
韩非的祖国韩国，是中原最弱小的国家，虽然原先和赵、魏一样，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但是它没有和赵、魏结成兄弟联盟，却在秦国的恐吓下，投靠了秦国，一向作为秦国的马仔。就算这样，秦国对它也并不放心，因为作为马仔的韩国，似乎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甚至有时会反目相向，加入东方六国的合纵队伍之中。韩国就是一个这样夹在诸强国之间混水摸鱼的角色，身为韩国王室的韩非，用什么样的感情去面对自己的祖国呢？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大概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异类，那时没有哪个贵族像屈原那样有着顽固的爱国情怀。战国时候，在贵族之间，除了继承家业的嫡子之外，其他庶子都没有什么地位，都得为嫡子打工，甚至连嫡子养的门客地位都不如。
为秦国富强立下了赫赫功劳的商鞅，就是卫国公室的一个庶子。他觉得弱小的卫国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来到秦国施展他的政治才华。秦昭王在位前期，宣太后在秦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出身楚国王室的女人，她的两个弟弟魏冉和芈戎曾屡次带兵攻打楚国，歼灭楚国军队十几万。
楚国的百姓不爱国，它的贵族也同样没有多少爱国主义情怀。楚国百姓的民族构成，主要是长江沿岸的土著，楚武王熊通就亲口说自己是“蛮夷”，和中原民族不同。楚国人却从来没有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和爱国立场，“楚材晋用”是春秋时一句有名的谚语，根据《国语》记载，楚国人逃到晋国，得到晋国重用的著名谋臣就有王子启、析公臣、雍子、申公巫臣四人。王子启的父亲王子善有罪被杀，王子启受到诬陷，不得已逃往晋国，在晋楚城濮之战期间，为晋国出谋划策，大败楚军。析公臣也因为被诬陷逃亡晋国，在晋楚绕角之役中，劝说晋师夜围楚营，是楚兵崩溃夜遁。雍子因为受到诬陷逃亡晋国，在晋楚鄢陵之战中，为晋军分析楚师利弊，晋国统帅栾书听从其计，大破楚师，连楚共王也被乱箭射中面颊。申公巫臣因为和贵族子反争夺美女夏姬，出逃晋国，全族被害，于是派儿子到吴国，教吴国人射箭驾马，进攻楚国，使楚国东面横树强敌，屡遭骚扰。和楚王同姓的贵族伍子胥因为父兄被害，甚至干脆率领吴国军队灭了楚国的宗庙。由此可见，文化的认同，消除了民族的认同，韩非也不会例外。除非韩非是韩国王位的继承人，否则他不可能对韩国有什么深厚的感情。而韩非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虽然没有多少证据，有的学者认为，韩非的父亲，是一度有希望成为韩国太子的公子虮虱，但是很不幸，虮虱在竞争王位的过程中失败了，只能仓惶出逃楚国，晚景凄凉。假设虮虱真是韩非的父亲，那么对韩非的性格或许会有较大影响，下面先讲一讲虮虱争位过程中的来龙去脉。
话说韩昭侯在位的时候，任用申不害为相国，推行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韩国国力一度有些起色，诸侯都不敢进攻韩国。韩昭侯也是韩非极为佩服的韩国先君，在《韩非子》这部书中，记载了不少歌颂韩昭侯的小故事。韩昭侯死后，韩惠王即位，重用他的两个兄弟公仲、公叔。后来韩襄王即位，公仲期把持朝政，襄王中后期，公叔又接手国政。韩襄王在位十二年后，他的太子韩婴忽然病逝。这件事没什么阴谋，因为那时候没有青霉素，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贫民百姓，突然挂掉的机会是均等的，稍微一点细菌感染就可能让人呜呼哀哉。这里我要说几句中医不爱听的话了，我承认某些中药是有些用处，但中医理论本身确实没有什么科学性，对治病的帮助不大。要驳斥我的看法，必须回答我下面两个问题：
1．为什么西医在中国普及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2001年的72岁。
2．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都活不过50岁，现在的领导人却基本上能活到90岁以上。
要是回答不上我这两个问题，还要叫嚣中医是国粹，那一定是脑积水，我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以前我读“三言二拍”这类明清话本小说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奇怪，因为里面写到一个人，开始描述了很多，让我以为是主人公，哪知接下来的叙述是，他们走在路上感受一点风寒就魂归地府。后来想到，这才是生活的实情。总之，太子婴也许是阑尾炎挂掉的，也许是别的什么病挂掉的。他挂掉了不打紧，但是他留下的太子这个空缺，却不可避免引起了争斗。觊觎这个位置的有两个人：公子咎和公子虮虱。
那时诸侯王的儿子，除了太子外的其他儿子都叫公子。咎和虮虱这两个人，名字都难听得要命，大概一个经常犯错误，一个很不讲卫生，喜欢在身上养一些虮虱。我们也不知道谁年纪大，大概都有争夺太子之位的资格。但是形势对公子咎非常有利，因为韩国的执政者公仲支持他。虮虱因为曾在楚国当过人质，和楚国有些感情，所以楚王决定送给虮虱三座城池，表示支持虮虱。公仲见势不妙，邀请一向要好的齐国，发兵准备驱逐虮虱。这时虮虱的心腹部下劝虮虱先下手为强，杀死公仲。虮虱不肯，说：“打起内战来，国家必定分裂。”部下说：“齐师一来，你的命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心思管国家分裂不分裂。”
但是虮虱是个顽固的爱国者，坚决不从，结果齐国军队一到，果然将虮虱的支持者消灭。公仲也想杀死虮虱，手下人劝他说：“只要虮虱还活着，公子咎担心他咸鱼翻身，就会重用你；如果虮虱死了，你在公子咎眼睛里就一钱不值了。”公仲一想也是，就故意放跑了虮虱。
可见虮虱和公仲相比，前者还要高尚一些，究竟他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都不肯打内战，而公仲是个十足庸俗的老官僚，他执政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只要自己有利益，就宁愿放跑敌人。虮虱出逃，还是逃到了楚国，楚国人想派了十多万兵送他回去争位，但是不巧很快楚国被齐国击败，虮虱最终没有回到韩国，韩国立公子咎为太子，后来即王位，称为韩厘王。
假如韩非真是虮虱的儿子，那他心里一定挺郁闷的，而且像公仲这样，只管自己利益，不管国家利益的行为，正是韩非一生最为痛恨的，也是韩国衰弱的根源所在。假如韩非真是虮虱的儿子，因为他的出身，也一定会被韩厘王摒弃于朝政决策之外。这样的话，韩非也自然不会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认同。于是，他也把目光投向了强大的秦国，也许秦国才是他这样满怀愤懑的才子发挥才干的地方。于是，他笔走龙蛇地在青黄的竹简上写下了有可能是他一生中的第一篇文章：《初见秦》。
也许上天总是仁厚的，韩非虽然口才不好，文笔却是一流。在《初见秦》这篇文章中，韩非热情讴歌了秦国的强大，说秦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家赏罚制度，都是天下第一的，但是秦国的大臣不够忠心耿耿，而是以权谋私，白白放过了几次一统天下的机会。比如前278年，白起率领秦军大破楚国，攻占了楚国的国都郢，楚国君臣疯狂逃亡到陈县。如果这时秦国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一直追击不舍，就可以灭亡楚国。楚国一亡，齐国和三晋都将无所作为。可惜秦国竟然引军撤退，让楚国缓过气来，重新收拾散兵，收复了一些故地，和秦国为敌。公元前273年，客卿胡伤率领秦军在华阳击破韩、赵联军，斩首十五万，魏将芒卯逃走，魏国献上南阳之地给秦国求和。这个时候如果秦国不答应，就可以趁势击灭魏国，可惜秦国竟然和魏国讲和，让魏国苟延残喘到了今天。公元前260年，赵国悉全国之兵，和秦国相持于长平之下，争夺韩国的上党郡，秦将白起大破赵军，杀赵将赵括，坑杀赵降卒四十万，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当时如果秦国已经占领了赵国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完全可以攻破邯郸，灭亡赵国。赵国一亡，其它五国也会相继走上绝路。可是秦国竟然引军撤退，和赵国讲和，丧失了统一天下的大好良机。这些都因为秦国还有缺点的缘故。秦国虽然法令完备，执行良好，但秦国的大臣都不够忠心，他们仗着秦国的富强，用秦国的兵马在外面为自己牟取私利。韩非由此劝谏秦王，要懂得任用大臣之术，让大臣尽忠为国。这些治国之术，需要自己来教秦王，如果秦国肯听从，一定会独霸天下，如果无效，他情愿向秦王献上自己的脑袋。
为什么韩非会说出这样不爱祖国的话呢，说明韩非对自己的祖国已经完全绝望了。反正自己在祖国说话也没人听，自己没有权利，就不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有什么理由去爱？只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又能去哪里呢。于是，痛苦的韩非只好写文章，于笔墨间寻找自己的心灵慰籍，这些文章被后人编成文集，取名叫《韩非子》。
虽然对国家绝望，但是韩非还是没有丧失最后一点希望，
自古以来，理论和实干一直是不可调和的两个矛盾。理论家一般不懂得实干，原因是什么，按照古人的理论，那是说不出来的。现在，则可以名之为性格悲剧。
我觉得最好笑的理论家就是韩非。
他曾经写了一篇《难言》，劝说韩王接受自己的主张。在这篇文章中，韩非满怀委屈地诉说了自己有志不得骋的苦恼，列举了有关臣下向君主进言的种种困难。他说，如果臣下向君主进言时，文采风流，洋洋洒洒洒，就会让君主觉得华而不实；敬慎恭厚，鲠直坚固，则会让君主觉得笨拙不敏；多用一点排比句，则会被认为空虚无用；不用排比句，直言说事情的大概，则会被认为没有口才；直率不隐，涉及君主的宠臣，则会被认为胡说八道，有诬陷之嫌疑；博大宏通，深微难测，则会被认为夸夸其谈，缺乏实干之能力；通过家常里短，鸡毛蒜皮的故事来阐明宗旨，则会被认为鄙陋不堪；顺着君主的意思来，毫无违逆，则会被认为贪生怕死，谄媚阿谀……总之，要想成功地劝告君主实在太难了。
其实，这些话正好说明了韩非的书生特征。真正的谄媚之臣，是不会有那么多理论的，也列举不出这么多深奥复杂的言辞。只有结巴佬韩非，因着他那浓重的自卑感，才会在上书之前患得患失，想得这么复杂。
韩非实际上是个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汉代的陈万年官至御史大夫（副总理），一辈子风风光光，只认准“谄媚”，走遍天下。韩非却担惊受怕设想了无数种自己可能被君王拒绝的可能性，实际上是自戴枷锁。其实你是个结巴不要紧，拍马屁总该会吧，可是从史书上，我们没有看到可怜的韩非具有这种才能。
真正伟大的理论，从来都是简约明了的。这从侧面预示了理论家韩非日后的悲剧结局，后来，他还写了一篇《说难》，再次重申游说君王的种种困难，实际上仍是自设陷阱，也是对自己心灵的又一次不自觉的戕害。
总之，再华丽的理论也不如最简陋的行动，韩非，是另一种形式的“纸上谈兵”，他是文人中的赵括。
秦始皇十年（前237），秦国相邦李斯劝秦王先灭亡韩国，以对其它国家进行威胁。在位的韩王安这才真正着急了。当了秦国三十多年的忠心马仔，最后仍旧要被自己的老大干掉，韩王多少是有点不甘心的。这时，他想到了宗室中颇有才能的韩非，请他一起来商量对策。
自流亡的楚国回到韩国，韩非一直被韩王晾在家里，晾了数十年，韩国政治的混乱也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别的不说，在虮虱和咎争为太子的过程中，只有执政公仲站在前台，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围绕着公仲运转，韩襄王眼睁睁看着叔叔公仲邀请齐国军队，把自己的儿子虮虱驱赶到楚国。在韩非眼里，韩国实际上早就灭亡了。韩非由此非常痛恨大臣专权，齐桓公威风一世，号称霸主，最后竟被宠臣饿死，死后三月尸体生虫，也不得收葬，而且国家从此混乱，虽然表面还在，实际已经尸居余气。对一个将亡之国，韩非还能为他做什么呢。所以那时他写下劝谏秦王的书信，希望秦王奋起神威，攻灭六国。但是，现在的情况让韩非改变了看法，他觉得应该为韩国做点什么。
韩非是一个把理想看得比宗族、社稷重要的人，目睹战国征战之苦，他也希望能一举匡复天下，而且深信如果君主采用了自己的理论，就很快能够国富兵强，达成这个理想。至于由谁来统一，在他眼里并不重要。往日韩国不把自己当回事，那自己当然也可以不把他当回事；如果韩国能把自己当回事，那就可以改弦易辙。儒家说，汤、武以五十里可以王天下，因为汤、武以仁德获百姓欢心。他韩非以他的法家理论，凭什么不可以使韩国这个弱国变强呢？那么，由韩国循着他韩非的理论变得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天下也不是不可以啊。所以，韩非马上和韩王安商量，怎么应付秦国的这一攻势。
公元前234年，秦国对韩国的攻势进一步加剧，在韩王的要求下，韩非亲自出使秦国，准备劝秦国放韩国一马。到秦国后，他给秦王上了一篇奏疏：《存韩》。也就是保存韩国。
早在韩非去秦国之前，秦王已经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那时没有出版机构，韩非的稿子怎么发行到秦国去的，具体途径不清楚。可能由于韩非觉得自己的观点应该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到处送稿子也说不定。总之，秦王不小心读到了他的两篇流传的名文《孤愤》、《五蠹》，喜欢得抓耳挠腮，叹气道：“写得真他娘的好啊，寡人要是能见到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并和他一起玩，死亦不恨。”
韩非曾经和他的父亲虮虱一起滞留楚国，在那里拜了在兰陵闲居的大儒荀子为老师，兰陵原来是鲁国的领土，鲁国被楚国灭后，成为春申君的封地，文化气息比较浓厚。他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师弟，名叫李斯。对李斯来说，韩非的学问和才华足以令他仰视，但他也有一个韩非远远不及的地方，那就是口才。韩非是个结巴，只会写，不会说。这对于靠口才吃饭的游士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君王平时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听人废话，他们就像一个手握电视遥控器的无聊观众，三分钟还不能打动他，就会换台。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的时候，劝说秦孝公行仁义的王道，说得秦孝公昏昏欲睡，再也不想见商鞅第二次了。经过熟人的再三请求，秦孝公无奈又接见了一次，商鞅这回开门见山，劝说秦孝公行耕战的霸王之道，把秦孝公迷得像碰到了高分美剧，扔掉遥控器一口气看了个通宵。
而李斯不同，他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已经混成了秦王的宠臣，红得发紫，听到秦王这么赞叹韩非，李斯马上道：“这是我师兄韩非写的啊，大王如果想见他，就命令韩王，如果想求和，就必须让韩非出使我国。”
李斯是楚国上蔡县人，乡小吏出身，平时管管乡里的文书什么的，日子过得很悠闲。秦朝的乡级文书我们没看过，但是西汉前期的乡级文书，倒是出土了一些。大部分是一些乡里官吏向百姓收租税算赋的帐目清单，还有乡吏的工资清单，从中可以看出，乡级小吏日子过得还是蛮舒服的，在老百姓面前是公家人，可以作威作福。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李斯大概开始也很满足，他平常做的，也基本上就是今天会计做的工作。但是有一天，一次厕所和老鼠的偶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天，他刚踏进厕所，见一堆老鼠正如狼似虎吞咽大便，见人来，惊恐吱吱乱叫，抛下吃了一半的大便，无影无踪。这生动的一幕，让李斯惊呆了，为什么官仓鼠过得那么滋润，而厕鼠连口大便都不能安心？真是鼠比鼠，气死鼠啊，这些厕所的鼠要是知道还有粮仓那么好的地方，肯定会跑去的。他突然想到自己，在这上蔡县做个小吏，日子过得看似逍遥，比老百姓是强点，但是遇上一个官职比自己高的，自己就得像孙子一样。万一打仗，还有可能被征发上战场。其实在贵族们看来，自己和厕所里的老鼠也差不多。他开始思考一个能进入类似仓鼠那样地位的途径。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在楚国这个国家，基本上不大可能。李斯决定要做一只官仓鼠，离开楚国。
楚国政权，尤其在战国时代，长期掌握在几个王族手里，最有名的三个王族就是“昭”、“屈”、“景”，号称“三闾”，著名诗人屈原官为三闾大夫，就是专门掌管这三个大族事务的。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三个家族出了多少高官，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昭氏有楚宣王时令尹昭奚恤，楚怀王时令尹昭鱼、昭阳，屈氏有楚康王时令尹屈建，楚怀王时大将屈匄，景氏有楚宣王时司马景舍，楚怀王时将军景翠、景鲤，楚顷襄王时辞赋家景差。其中昭氏，是楚昭王的后代，屈氏是楚武王的后代，景氏是楚景平王的后代。楚国国王那么多，为什么只有这三家地位尤其煊赫呢，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大概因为这这三个王在楚国历史上有比较好的名声之故。
楚国还有大量的封君，他们大多出身王族，不劳而获。据传世文献记在加上现在出土的简牍资料，就有六十二个。其中在楚国长江、汉水、沮水、漳水之间的腹心地区，封君的采邑占到了百分之七十六。封君的出现在楚惠王时期，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八年，楚平王的孙子公孙宁击败巴国军队，被封于析。在曾侯乙墓和江陵马拍山的出土资料中，又出现了十一位封君。楚国的封君权力很大，可以世袭，相当于独立自主的诸侯国。吴起教楚悼王曰：“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民之道也。”吴起的建议也不大激进，要求楚王下令，封地超过三代，就收回。但实际上，收回的总是少数。朝廷大官的职位都被这几个家族占了，一些小官职总要分些给平民吧？善良的人们大概会这么想，然而这种想法还是太乐观了。这一点从包山楚简中我们可以看到。
公元1987年1月，在湖北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包山二号楚墓里，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字的共278枚，竹简大部分有纪年，自公元前322年至公元前316年，也就是楚怀王（前328－前299年在位）时期，墓主名叫昭佗，官为左尹，也就是楚国的最高法院院长，下葬于公元前316年楚历6月25日。这个昭佗，就是昭氏家族的后裔。竹简内容分作司法文书、筮祷记录、遣策三大类，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第一类司法文书简，对我们了解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社会风貌有着极大的价值，里面记载了很多当时楚国的司法案件，还有930个人名，这些人名大部分是有官职的，官阶由高到低，姓氏都很单调，也就是说，虽有的官职，都被几个大姓给垄断了。当然其中姓李的也不少，只是官阶不够高。也许李斯的家族，只能给李斯谋到一个小官的职位。
李斯在楚国的年代，应该比楚怀王时期略早一点，那个时候，楚国能给他的机会只会更少，而不是更多。所以，李斯要当仓鼠，就只能选择其它国家，而战国时代，纵横家兴起的社会背景又给了李斯这种可能，他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李斯决定，抛弃会计这种工作，学一点文史哲之类的东西，找机会去游说帝王，彻底摆脱帝国中厕鼠的地位。
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楚国境内的一个大儒――荀况。
荀况是赵国猗氏县（今山西安泽）人，出身于原先三晋的上卿荀氏，荀氏败落后，他不知道靠什么生活，但估计过得也不会太惨。那时候，真正的穷人是不会有钱读书的，他们得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像荀子这样满腹经纶的人，一定从小不需要劳作。据说《诗经》、《左传》、《周易》、《穀梁春秋》他都很精通，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他来到齐国。齐国一向文化发达，各种学术理论在这里都大行其道，很早就在国都临淄稷门之下建筑了学宫，养了一帮知识分子，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个方向的头面任务，发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赐给他们两层楼的漂亮房屋，让他们衣食无忧，专心搞研究。在齐王的宽厚仁慈之下，这些学者尽情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享受着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过的学术自由，也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这些知识分子每天吃饱了没事干，就到街上发表演讲，相互诘难，鼓吹自己的学说，颇有点雅典市民广场的风气，属于名副其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齐国的文化底蕴因此一直比较浓厚，一直到两汉，齐鲁旧地都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所以有的学者说，要是战国时候，最后由齐国统一了天下，中国就不会走上专制独裁的传统道路，或许和西方有的一拼。当然，这也是个伪问题，在那个时代，只有最野蛮最没有底线的国家才能最后胜出，齐国怎么可能呢？
虽然齐国畜养了这么多能人，荀子去了之后，也很快就崭露头角，在稷下学宫谋得了一个教职。要知道这可相当不容易，就好比你跑到哈佛大学，一通演讲之后，哈佛马上给你发终身聘书一样。荀子被齐王三次任命为稷下学宫的祭酒，也就是校长。但是后来有人嫉妒他，向齐王进了一点谗言，他只好离开齐国，去秦国和赵国云游了一段时间，也受到了秦昭襄王的接见，还和秦国丞相范雎有过一番辩论，然后游赵，受到赵孝成王的接见，最后他接受了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的聘书，来到楚国。这一年大概是公元前255年，春申君很器重他，任命他为兰陵令，也就是兰陵县（今山东枣庄）的县长。一直到春申君死的前238年，荀子在兰陵县令这把椅子上一共坐了整整17年之久。
荀子虽然当着县长，拿着俸禄，可同时也没忘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因为他名气太大，四下里的人都来投奔他，拜他为老师。大家从他身上看见了知识是怎样改变命运的全部过程。像荀子这样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弟，如果不是不是满腹经纶，能走到哪，哪的诸侯王都对他毕恭毕敬吗？荀子可以成功，我为什么不能成功。这就是那些投奔求学者的想法，李斯，当然也不例外。
在兰陵，除了李斯之外，荀子还收了另外两个得意的学生，一个就是韩非，还有一个叫浮丘伯。韩非不用说了，他是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浮丘伯知道的人不多，因为他是个纯粹的儒生，没有参与过政治。后来当过刘邦的小儿子楚元王刘交的老师，教授刘交《诗经》，是鲁派《诗经》的祖师爷。
中国历史上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就是政治家，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泛政治的色彩。所谓诸子百家，基本上都同时是政治家，或者是政治幻想者。纯粹意义的文学、哲学、美学、艺术是没有的，所以中国的纯文化艺术一向很落后，文学的真正发展还要在曹魏时期，是伟大的政治家曹操为了让文人们不再干预政治，干脆鼓励他们吟诗作赋，但在这些文人的思想里其实仍旧是不愿意的，他们最后醉心于吟诗作赋，其实是不得已。
曹植就曾经给他侄子魏明帝曹睿上书，问为什么朝廷不派他去打仗，他委屈地说：“臣就是写再多的好文章，也觉得索然寡味，打仗才是真正的不朽事业。因此，希望陛下让我带兵去打仗。”他的哥哥曹丕在这点上倒比他开明，早就承认文学可以使人不朽，说“生存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已经把文学放在青史留名的第二位了。曹植本人也不会想到，他的名头现在已经盖过了他的谥为魏文帝的哥哥，主要因为他写出了《洛神赋》这样的千古绝唱。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国家理，喜欢李斯的肯定比喜欢韩非的多，因为李斯是个成功的官僚，韩非却是一个迂腐的书生。虽然他在做官的理论上是如此精湛，却没想到实际操作却远不是他师弟李斯的对手，李斯也正是用从师傅那里学来的理论致韩非于死地的。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理论呢？
荀子一向被认为是儒家，他本人也声称尊崇孔子，但他对孔子以后的儒家都有些看不惯，比如大儒孟子，就被他看成是败坏了孔门的叛逆。荀子和孟子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宣称“性恶”，而孟子主张“性善”。
远古人类时代，按照部落生活，部落中每个成年人都有权利选择他们的首领。因为面对恶劣的大自然环境，单靠孤立的个人是没法生存的。但每个人都想生活得更好，对其它人就有天然的排斥性。中国古代发展到战国，往常“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被轰轰烈烈的征战屠杀所代替，这让那时的人感到震惊。春秋前虽然也有战争，但各诸侯国贵族之间大多有亲戚关系，发生冲突，也不过是象征性的。战争的双方都以礼仪为约束，很少发生大规模屠杀事件（有些战事比较惨烈，死人数和后来比也不值一提）。双方的兵马也不会太多，在春秋早期，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算大国。双方打仗，战败方只要投降，很多都不会遭到灭国的下场。到了战国，万乘之国有七个。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城夺地，全都以灭亡对方为目的。双方经常采取大规模的会战，杀伤人数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种种残酷的现实，也开始促使那时的学者进行思考：文明，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像一战后,欧洲学者陷入同样的惶惑一样。往常由官吏掌管的学问，也早已随着礼崩乐坏的现实流落到民间，有文化的百姓逐渐增多。这些，在客观上都使这种思考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关于人性的善、恶，是当时首当其冲的思考对象。
荀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出他的性恶论的，他这样向门徒宣传自己的学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对门徒们来说，这句话简直是振聋发聩。他们没想到这位号称尊崇孔子的大师，会发出这样恐怖的言论。因为上一位儒家大师孟子才死了不到五十年，他的流风余沫还沾染在人们的心中。关于人性，孟子坚定不移地宣称“人性本善”，他的证据是人看见同类甚至牲畜受苦，就会有恻隐之心。人在生活中应该发挥这样的善性，互相友爱，互相帮助；君王也应该发挥这样的善性，以仁政对待百姓，就会统一天下。
应该说，孟子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人没有天然的善性，又怎么会看见同类或者牲畜受苦，就有恻隐之心呢？据科学家研究，刚生下来的婴儿，天然的喜欢长相漂亮的人，然而一旦他发现这长相漂亮的人对他人没有善意，就会逐渐对其厌恶。既然婴儿也知排斥恶人，喜欢善人。那么从生物本性上来讲，人的天性中含有善良的因子，似乎是可能的。只是在社会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心底邪恶，杀人如麻，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加诸别人的痛苦之上，他们天性中的善良到底去了哪里？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那些可贵的善性被邪恶取而代之了？就像三代时候的和谐社会，怎么会被眼前这个弱肉强食的战国所取代？这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难以避免的一个重大命题。
公元1995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了竹简《性情论》，也探讨了人性的问题。这些也是儒家子思学派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天性有善有恶，最后这个人到底发展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看外界环境对他的影响。
比孟子晚生六七十年的荀况，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会更加激烈。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战国晚期，诸侯国之间的火并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战争的残酷远比孟子所能见到的残酷。尤其是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一次就坑杀40万赵国降卒，这种恐怖的战争杀戮，必定深深让接受过儒家仁义传统滋养荀况吃惊，他怎么能不对此进行深思？
在这种情况下，他思考的结果是：“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也就毫不奇怪了。
“伪”的本来意思不是“虚伪”，之前这个字并不附带任何的道德因子，它的意思只是“人为”，而有别于“天然”。《广雅·释诂》：“伪，为也。”所谓“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意思也不过是人做善事，并不是发自天然的善，而是有目的的作为。这种有目的的作为，引申起来，就发展出了“虚伪”的意思。
“什么是人的天性，眼睛生下来就能看到光明，耳朵生下来就能听到声音，这些不需要学习而会的功能，就是天性。它是不会改变的，生下来是这样，死而后已。如果人性是善的，它应该也像眼睛和耳朵一样，是一种天然的不需要学习的功能，一生也不会改变。可为什么后来会有恶人存在呢？这说明孟子的性善论是靠不住的。”对着学生，荀子这样论证。
韩非的身体一阵颤栗，这或许是他一直思考而不得结果的问题，或许是他已经思考出来了的问题，这次得到了老师的印证。他目不转睛的望着老师，希望老师一直讲下去。
荀子继续道：“人生下来就是喜欢吃好的，穿好的，玩漂亮的女人。但是好吃的东西，华丽的衣服，美貌的女人毕竟是少数，如果大家都欲得到，就会产生争斗。争斗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永无宁日，大家都活不下去。最后圣人出来，为大家制定了礼义之道，让大家懂得谦让，懂得廉耻，从此世界才有了秩序，文明才能发展。”
韩非频频点头，老师的话一个字不漏地被他收进了耳朵里。“现在的人，见了好吃的不敢先吃，而要让给年长者；自己累了不敢休息，是想让年长者得到安逸，这并非他们天性如此，而是受到了礼乐教化的缘故。”
但是韩非的疑惑又来了，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为什么他们要接受礼乐教化呢？为什么不一直弘扬自己的本性呢？
老师回答他说：“因为人总想追求没有的东西。就像一个富家女，如果由她自己来挑选丈夫，她可能更看重男人的相貌、才华等东西，男人有没有钱，她可能不是很在乎；倘若一个贫家女子，从小缺衣少食，她就会把男人有钱没钱放在第一位。同理，贵族当官，并不在乎薪水，因为他有自己的采邑，当官对他是一种荣誉；穷人一旦当了官，则可能极为贪婪，老百姓在他们这种人的治下，只怕会倾家荡产。”
“老师，你的意思是，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他要追求善良，因为他缺乏善良？”韩非追问道。
荀子点了点头。韩非结结巴巴地说：“这个似乎不能类比。何况并非所有出身贵族的人都不爱财，也不是所有富家女都愿意嫁给贫穷的美男子，又怎么可能所有性恶的人因此愿意接受礼乐呢？”
荀子道：“正因为不是所有性恶的人都追求善性，所以这世上才保留了这么多恶人。”
从逻辑上，荀子的这句回答似乎无法辩驳，但韩非心知其不对，觉得这是牵强附会。不过他认为，也没必要跟老师这样辩下去，他躲在一边默默思考。至少，老师的“性恶论”这种看法他是赞同的，他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可以想通以前没有想通的许多事情。
但是或许会有学生提出孟子的观点进行质疑：如果人性是恶的，为什么人看见杀人杀猪会起恻隐之心。荀子反驳道：“这很好解释。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多少都受到了礼乐的教化，完全天生的野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这种野人，他看见杀猪可能不会有丝毫恻隐之心；看见杀人，或者有。就像动物看见自己的同类被杀一样。”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见同类被杀，害怕自己也遭致同样的命运。关键还是为了自己。你想，如果人天性善良，大家就都能和睦相处，又何需拥立君王来统治我们呢？”
荀子的这番话，对论证他自己的观点无疑是有力的，人们设立君王，起初是为了维持秩序，是人和人不致于相攻，最后却不得不受君王的奴役。设立君王，本来是“必要的恶”，结果却被这个恶加诸于自身，这难道不是上天对人类自身恶性之惩罚吗？
但荀子仍是个没有完全摆脱儒家仁义思想的人，有一天他讲到打仗，举了个例子。说他到赵国的时候，曾在赵孝成王面前和临武君辩论。孝成王问临武君：“请问打仗的要诀是什么？”
临武君回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密切注视敌人的变动，后发先至，找准机会迅速攻击。”
荀子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臣以为用兵之道，贵在好好调理百姓，使他们合而为一，亲附君上。好比弓矢不调，就算让后羿来射也射不到什么；六马不和，就算让造父来驾驭也无能为力。士民不亲附君王，就算让汤、武来统帅也不能胜利。所以说，善于打仗的人，一定善于调教百姓。”
“这就是说，政治比军事重要。”学生中有人提问。
荀子点点头：“但是临武君不同意，他说，兵之所贵，在于锋锐不可挡；主将的任务，在于善于出奇计。擅长用兵的人，深微不可测，疾速不可度，孙吴、吴起就是这样做的，何必要让百姓亲附才能用兵呢？”
“您又是怎么反驳他的呢？”旁边的李斯估计也有些迷惑。
荀子回答：“我告诉他，用谋诈统兵，对付暴君的军队还可以，对付尧舜的军队注定会失败。仁人统帅军队，军队的士兵都爱戴他，保护他就像手臂保护脸和肚子一样，要对付这样的军队，是很难讨好的。你想想看，暴君的军队，也不过是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和我仁义的军队交战，一定会向往我们，视我们亲如父母，好我们香若椒兰，对他们的君主，反而视若烈火，视若仇雠。人之常情，谁肯听讨厌的人去杀喜欢的人呢？”
学生们一起迷惑起来，他们发现老师虽然反对孟子，但这段话和孟子却同出一辙。都是说君王行仁义，则将王天下，反对霸道统一天下。百姓只会拥护仁义的君王，从道理上这是无懈可击，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前提是百姓一旦被仁义的君王统治，碰到残暴的军队时，就一定会奋勇向前。当年中山国横行一时，他的国君反而追慕仁义，结果很快灭亡。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96年，离荀子说这番话的时代并不太远。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荀子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今军力最强的美国，正是因为实施的是仁义之道，才使得天下归心。世界各国的才智之士，无不向慕，千方百计移居彼地；那些落后国家，花费大量的钱财，辛辛苦苦培养出了一些过得去的人才，但因为本身制度恶劣，人才不断流失，最后只剩下一些歪瓜裂枣，把国家搞得每况愈下。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这世上有任何国家能赶上美国，能和美国抗衡，因为它是一块吸纳人才的磁石。那些支持川普的脑残美国人，一个劲排外，其实是坐井观天。如果荀子活到今天，访问美国，他一定会连声赞叹：“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尧舜之治。”只是荀子想不到，那真正能克服人类恶的办法，不是出个尧舜之君，而是采用宪政。因为尧舜也是人，他的本性也恶，以恶人来治国，而没有力量制衡，如何能行成仁政？荀子的思考，最终没有达到亚里斯多德那一步，他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民主的东西。
荀子只到过秦国，对于秦国的政治，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
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朋党，不比周，倜然莫不通阴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治之至矣，秦类之矣。
饱含赞扬的热情。但当年我看到秦国百姓“甚畏有司而顺”这句，不寒而栗，这算什么好事？分明就是几十年前中国人的翻版。学者高华谈及延安整风，曾经概括说：“……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育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新人”，我对现代史不熟，不知其概括精确与否，倘若精确，则当时的培养目标真不算进步，因为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人已是如此。所以，“甚畏有司而顺”的秦国人，竟然会得到荀子的赞颂，可见其思力究竟不高。至于不朋党，不比周，没有私谒，互相无私交的秦国官吏们，也不过方便于秦王独裁，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否则，短命的秦国也就不会成为千古笑柄了。
苏东坡是很厌恶秦政的，所以他对司马迁对秦政“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类描写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虚美。但这倒未必，一个朝代的好坏，有时从外面是看不出的。比如希特勒的德国，有的史家描写也非常好，更不用提苏联。无孔不入的国家专制，用铁和血将一切五色斑斓的思想消灭掉，于是市面显得一切井然有序，司马迁又怎能知晓。
大概是秦国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蒙蔽了荀子的双眼，他或许会想，秦国人打仗老能胜，一定有他的原因。因为战争，总该是文明的一部分。在“王者之师无敌”之概念先行的前提下，秦国或许还真有其伟大之处？
但其实在冷兵器时代，各国生产力相差无几，反而是那些更野蛮的国家能笑到最后，因为它能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办大事。但在火器时代，国家的自由度之差异，会让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生产力相悬天壤，还不提那些自由国家因为自由度所带来的巨大的创造力。而说到底，战争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生产力的比拼，也就是荀子说的“政治比军事重要”。假设秦国当时和六国相比，生产力略低，但通过厚敛，把一切生产力都转换为军事力量，那他的胜出，简直是必然的。
中国的军事家，多集中于军事本身，其实军事本身并不复杂，那些共同特征也容易掌握，比如对兵好。《史记》记载，齐国大军事家司马穰苴，“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意思是，亲自视察士兵宿舍，亲切慰问，把分给自己的高级食品都散给士兵分享，却去吃士兵食堂，而且打最便宜的菜。果然效果显著，“三日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不但没装病的，连真病的，都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要为司马穰苴卖命。把晋国、燕国军队吓得够呛，未交锋就拔营而逃。
另一军事大师吴起也是这样，“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意思是，吴起做将军，和最低级的列兵吃一样的食物，也不骑高头大马，干粮都自己背。士卒有生病长疮的，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疮，效果也很好，“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士卒们都以为他死为乐，这仗不打赢很难。
汉朝有个叫魏尚的，同样深知这种办法。他做云中太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意思是他把太守所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都分给士卒（军市租应该数目不少，按惯例税钱归太守）。五天杀一次牛，分给中层干部，所以匈奴人吓得远避，根本不敢靠近他的辖区。
这些都很好，都很有效果，但是商鞅同志肯定对之不屑一顾：“这样当将军，太苦太累，难道人一辈子奋斗，就为了吃苦受罪？”他的同志韩非曾讲过一个故事，发生火灾，如果给救火的人赏赐，那还会有不稀罕的，再说官府也没这么多钱。但如果换一种思维，凡是不救火的，全部判刑，就没人敢不救火。因此，商鞅肯定会认为，通过私恩来激励将士卖力，不如以严刑峻法让他们不得不卖力。秦国的成功，其实就在于把普通百姓都训练成了恶狼。这就是政治。那些只着眼于军事的国家，一定是最后的失败者。
汉代被封冠军侯的青年将军霍去病，就从来不干与士卒共劳苦的事，在他的军中，狗马可以吃粱肉，士卒却会饥寒而死，但没妨碍他无战不胜，至今成为网上少女花痴的梦中情人。为什么因为汉朝领土够大，人力物力够丰富。但若碰到1840年的英军，也不过是炮灰的命。
秦国的胜利，说到底就是火器时代以前野蛮的胜利，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的行径，只有足量的现代文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野蛮。
“老师还和临武君谈了些什么？”又有学生向荀子提问。
荀子道：“他们问我用什么方法来训练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我给他们做了个比较。我告诉他们，齐国人崇尚技击，国家大力选拔擅长技击之士，战场上斩首者就发给赏赐；魏国人更注重选拔士兵，他们的士兵要求穿上三缀的甲，操十二石的强弩，背五十枝箭矢，怀三天的干粮，半天可以跑一百里路，一旦中选，就免除他们全家的徭役和赋税；秦国人则不选拔，要求每个百姓都必须学习打仗，不听从者就致以刑罚。干什么都是旁门左道，只有打仗立功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秦国百姓一旦斩获了敌人五个首级，就可以把乡里的五户人家划归自己门下当成奴仆。相比齐国和魏国，秦国是全民皆兵。齐国人选拔的技击之士，因为立功得到的赏赐没有魏国人多，所以不如魏国武卒勇猛，体力也赶不上魏国武卒；但是魏国武卒虽然强悍，这种强悍只能维持几年，之后就体力锐减。再要选拔新的，一则不好选，二则原先的武卒淘汰的话，也不好意思取消对他们的优厚待遇。而秦国人战场斩获之后，得到的赏赐不但优厚，而且他们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只有练习打仗。所以秦国从孝公以来，经历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世都威行天下，这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政策好。不过，它的政策再好，本质上和齐国、魏国是一样的，都是用财利去引诱百姓卖命，就像菜市场买菜似的，相互之间讨价还价，是纯粹利益的结合，注定不能长久。一旦碰上汤武那样的仁义之士，军队就会瞬间土崩瓦解。”
这下连李斯也提出异议了：“秦国四世称霸，现在已经无敌于天下了，秦国的成功并不靠仁义之道，仁义之道有什么用，只要便于从事，能打胜仗，管它什么道；只要能抓老鼠，又管它白猫黑猫呢？”
荀子不高兴了：“你说的便于从事，是目光短浅的做法。用威权和财利去逼迫引诱百姓打仗，是不会让百姓心服口服的，不会让他们心甘情愿送死的。只有政治清明，百姓爱戴他们的君王，才肯心甘情愿为保护他而牺牲。秦国虽然一时成功，但注定不能长久，李斯，你要相信我的话。”
李斯默然不语，韩非却插了一句：“那我请问老师，秦国已经吞并大半个天下了，您说的那个无敌于天下的仁义之师又在哪里？”
荀子哑口无言。
在课堂下面，韩非、李斯、浮丘伯这三个得意的学生经常会互相讨论，但是有关打仗这个话题，浮丘伯没有兴趣，他说：“老师的说法是有矛盾，不过既然连他老人家都说不清楚的话题，我们何必去讨论呢。我想，不过汤武当政还是桀纣当政，文化总是需要的，我还是好好研读我的《诗经》吧。”
他退出了，生下韩非、李斯两人继续讨论。李斯说：“我觉得老师的性恶论很好，但是他讲到兵事的时候，完全偏离了他的基础理论。每个人都是豺狼，而秦国是把这种豺狼驯服得最好的国家。我想在秦国实现自己当仓鼠的理想，当了仓鼠，我就可以吃得肥肥胖胖，还可以统治别人。”
韩非默然了，他是韩国宗室，和李斯的地位不同，假如在韩国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把韩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又何必跑到秦国呢。
李斯走了，他先是回到上蔡家乡，也收徒讲学，传授法律，带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吴公，这个人是汉朝最有名的才子贾谊的老师。之后李斯再去了秦国。荀子听到他去秦国的消息之后，饭也不想吃了，说：“这个人心术不正，将我的学说断章取义地辅佐帝王，或许能邀一时之宠，最终却会自蹈灭亡。殷鉴不远，当年商鞅、吴起何尝不是如此？”
绝顶聪明的韩非，对师父预告李斯的结局也深信不疑，只是并不赞同老师说的原因。他认为李斯将来灭亡，绝不是因为断章取义发展了老师的学说，而是作为真理的掌握者，一定会遭到小人的陷害。回到韩国之后，他屡屡向韩王上书，希望韩王采取自己的富国强兵之道，却被置之不理。在他看来，自己的遭遇尤其证实了这一点。
终于，在时隔十几年后，他终于获得韩王安的信任，出使秦国，为韩国乞命。而他的师弟，这个当初水平不如他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了秦王身边的红人了，此时的韩非，不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依他的性格，或许会感到高兴，师弟出息了，或许会帮自己一把，在秦王面前为自己进进美言。可是，他却忘记了，李斯秉持的理论是性恶，每个人都以他人作为地狱，他有什么理由帮韩非呢？推荐这个比他有才华的师兄给秦王，难道让他压过自己的风头吗？
然而李斯又为什么要向秦王推荐韩非呢，要骗韩非到亲过来杀掉？或许他还没有想得那么远。或者他只是想，主子都赞不绝口的人，和自己同出师门，自己多少有点“与有荣焉”；也会让主子相信良师手下无差生，自己更加的飞黄腾达，指日可望。或者李斯也确实是怀了良好的愿望，想帮自己的师兄一把。人性复杂，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先例，庞涓和孙膑，不就是同样的师兄弟，不就是同样的视同水火吗？这两个人都是兵家，兵法家向来是放在一起，唇齿相依的，他们都有果断冷酷的性格，才能当好将军。同样，对待师弟也绝不能留情。
韩非这次的出使就因为为自己带来了灾难。一方面是李斯的原因，一方面也在于他自己。
曾经，他想过游说秦王，让秦王的铁肩承担起统一天下的大命。然而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不可能像商鞅那么决绝，商鞅的母国卫国国小地狭，春秋时就差点亡灭，是烂泥扶不上墙。韩国却不同，它再弱小，也有万乘兵车，他符合韩非心目中的理念，他曾讲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只要韩王能够真正重用他韩非，韩国或许有起死回生之效。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只要秦国不攻打韩国，韩国就能够和平崛起。将近花甲之年的韩非，怀着激动的心情，坐着传车，来到了他最景仰的秦国。
秦王赵政看到这个风尘仆仆的老者走上殿的时候，还有点信不过自己的眼睛，这就是那个写出了《孤愤》《五蠹》的大师吗？怎么是这样一个羞涩的老头。韩非的性格，从他一生的遭遇，以及《韩非子》这部书的内容可以推断，他绝不擅长逢迎拍马，不是不知道逢迎拍马，而是性格中一些基因限制了这项功能，或许还有他天才的因素。才华横溢的人难免恃才放旷，韩非也许不能免俗。
当然，人不可貌相，年轻的秦王看着韩非，等着从他嘴里奔腾而出一串串华丽而富有哲理的词句，这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可是没想到韩非只是结结巴巴地蹦出一句话：“大王，请您保存我们韩国吧，拜托了。”
按理说这句话也不应该出乎秦王的意料之外，韩非来到秦国，是代表韩国出使，自然要说些对韩国有利的话，可秦王还是有些不理解。究竟这个老头还写过一篇《初见秦》，阐述了要秦国承担起统一天下的使命和责任，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于是，他心不在焉地客套了几句，就打发韩非回驿舍了。
回到驿舍的韩非，心中涌动着难以言传的激情和委屈。好不容易得到韩王安的信任，不能辜负了啊。他在灯下赶快写了一篇稿子《存韩》，准备明天把它递交给秦王。
在《存韩》这篇文章里，韩非首先历数了韩国为秦国充当走狗的贡献，说韩国自委身侍候秦国以来，已有三十年之久。秦国出关攻伐，韩国就承担秦国的藩蔽职责；秦国入关收兵，韩国又屁颠屁颠礼送。搞得山东其它诸侯国都对韩国恨得牙痒，其实韩国自身一点好处也没有拿到，只是便宜了秦国。韩国还时常给秦国进贡，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其实已经等同于秦国的郡县，秦国为什么还要灭掉韩国呢？
在展示了一番可怜相之后，韩非也表现了一点硬气，他说，韩国处于天下中央，虽然贫弱，老被四围诸侯国攻击，但挨打久了，身体多少也有点适应，打人的本事虽然没增，扛打的本事却有增长。秦国要想击灭韩国，区区一两年的功夫是办不到的。倘若仅仅打下一座城池就撤军，会惹人耻笑；倘若顿兵韩国城下，时间一久，就会给赵、齐带来机会，也会把韩国往赵国身边推，到时韩国就不会再做秦国的走狗，而要做赵国的同盟了。只要韩国在城下牵制住秦国的野战精锐，秦国的后勤跟不上，赵国再联合齐国一起出兵夹攻秦国，秦国只怕偷鸡不成蚀把米，也将成为天下兵进攻的靶子，那时就算陛下活得再长，也看不到秦国统一天下。
接着，韩非在奏疏中给秦王出了个计策，要秦王派人出使楚国，和楚国结盟对付赵国。送质子给魏国，和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让韩国跟从一起攻打赵国，就算赵国有齐国帮忙，也不足为虑。把这两国搞定，我们韩国又算什么，到时您发一封檄文，韩国只能举国投降。赵、齐、韩三国一搞定，魏国和楚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只能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
韩非的这封奏疏写得非常委婉，他不是不知道秦国的大计方针，前256年，秦国已经灭亡东周，就已经表明要取周天子的地位而代之的姿态，统一天下已是秦国的必然使命，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秦王保存韩国，等于要饥虎对嘴边的肉置之不理，简直痴心妄想。所以，他没有一味乞求秦国放过韩国，而是哀怨地要求主子分清个轻重缓急。意思是，主子啊，您真要有铁肩担道义的决心，就不能老盯着韩国这个仆从国。您就算灭亡了弱小的韩国，又能说明什么啊？只怕反而会惹得诸侯国耻笑，让他们奔走相告说：“看，韩国这个断了脊梁骨的秦国走狗，老听主子唆使，来咬我们，现在还不是让主子给先收拾了。人千万别把自己不当人，硬把自己当狗啊。”您应该先灭掉和您作对最厉害的赵国和齐国，赵国、齐国一灭，您再灭我们韩国不迟。
也许韩非做着这样的美梦：秦国想灭掉赵国和齐国，只怕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到的事，究竟这两个国家相对力量较强，是块难啃的骨头，只要给韩国一段喘息的机会，我就要把韩国治理好，到时也就不怕你秦国了。韩国虽然是三晋之中最弱小的国家，但也有优势，至少在制造强弓劲弩上，举世无双。苏秦曾对韩王说：“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虽可能有些夸张，但也部分接近事实。且地处天下膏腴之壤，有强大的基础。反正我说了，你可以灭掉我们韩国，只是有轻重缓急的问题，想必你也不该生气。
秦王把这封上书直接发给了李斯，想听听李斯的看法，也许还有试探之意，看李斯是否给不给他师兄面子，是不是真正为秦国作想。
李斯果然不愧法家的信徒，在法家眼里，父母妻子儿女的地位还没有君主高，何况一个迂腐的结巴师兄。李斯当即表示了异议，他说：“臣以为韩非的话荒谬透顶。韩国虽然表现得比较听话，但也不是一直服服帖帖的。曾经（前260年），秦国要求韩国把上党郡献上，韩国不但不肯，还引来赵国和我们在长平交战，若不是赵国派个白痴赵括带兵，胜负还真难以逆料呢。所以，韩国就像秦国的腹心之疾，平时虽然不大发作，一旦我们抵抗力稍弱，就够我们喝一壶的。就算没大问题，也像一泡鼻涕黏在身上，非常难受。如果我们听韩非的建议，集中精力进攻赵、齐，韩国一定会搞小动作，背后捅我们一刀。所以，先把韩国之事彻底解决，才能心无旁骛地对付其它诸侯。否则，秦国的霸业会毁于一旦。
写到这里，李斯又怕引起秦王的怀疑，究竟韩非是他推荐给秦王的，于是干脆把韩非也骂了一通，说韩非来到秦国出使，可能就是想让秦国放过韩国，以此邀宠于韩王。韩非这个人文章又写得好，文辞华美，才能真是到达了极致，只怕会因此蒙蔽陛下，蛊惑陛下的试听。臣李斯请求出使韩国，叫韩王来秦国觐见大王，等韩王一来，陛下就把他扣留，和韩国谈笔买卖，要求割地。再派大将蒙武屯兵齐国边境，齐国必定害怕，听从我国使者荆苏的劝告，和赵国断绝关系。那时，赵国就像笼子里的鸡鸭，任我们宰割了。陛下如果听从臣的建议，不出兵就能让韩国割地，齐国屈膝，赵国将心胆俱裂，楚国也会狐疑不定，不敢和我们作对。剩下一个区区魏国，还能何为？诸侯将被我们蚕食而尽矣。望陛下慎重考虑。
秦王一听有理，但再读一遍韩非的文章，叹道：“太有才了，为主子考虑得也太周到了，这样忠心的奴才，杀了可惜，先放一阵试试。”
韩非到底为领导周到考虑了哪些？
1994 年 12 月 8 日，新疆克拉玛依市的教育部门为了迎接上面教育系统的检查，组织一些多才多艺的学生在礼堂汇演，台上台下满是人群。正是普天同庆的和谐时候，火灾发生了，浓烟和烈火齐飞，帷幕和惊恐一色。数百名孩子面临烧死的危险，怎么办？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领导下属一把抢过话筒，高声喊叫：“孩子们，请不要乱，不要动，先坐下，让领导们先走。”当时在场的领导有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二十多个，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但在“让领导们先走”的口号下，他们全部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出火场，奇迹般无一人伤亡，走出剧场门口时还衣冠楚楚，而 288 名孩子与 46 名老师葬身火海。
“让领导们先走”，这样伟大的口号，看上去很新颖，其实毫不新鲜，不过是韩非思想的抄袭版。当然，两者略微有一些不同。韩非所念念不忘效忠的领导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君。国君是派拉蒙，是至高无上的，世间一切法律，在国君面前，都统统是废纸。国君之下，则依法或者看国君的意愿办事。而在克拉玛依那个领导下属的眼里，领导是一大群公仆，显然，她要操的心更多，因此，她更伟大。
不过，韩非为领导考虑，条分缕析，细大不捐，比现在的下属强得多了。
首先，韩非认为领导不该为任何国事劳神劳力，只好好把持权力就行了。领导手握刑赏大权，这个大权，韩非给了它一个称呼： “名”。通过这个“名”，督促下属老老实实办事，叫做“形”，《广雅·释诂》：“形，见也。”形体是可见之物，下属事情办得如何，也是可以看见的，此即“循名督实”，亦即所谓的“形名之学”（先秦没有“形”字，当时一般写成“刑名之学”或者“型名之学”。“形”是“刑”“型”的派生字，现在所见先秦典籍中的“形”字，都是后人改写的。）文革时候有红卫兵小将们有一句很“朴实”的口号，叫“忠不忠，看行动”。这个“行动”，就是韩非子所说的“形”。下属们为领导办事，办得好不好，是有形可见的，领导是心中有数的。就像前面克拉马依大火中大叫“不要乱，不要动，先坐下，让领导们先走”的人，据说事后受到了一点薄惩，但很快就升任了副市长。这就是因为对领导忠心，换来的成果。或者说，是他的“形”非常好，让操持“名”的领导很满意。
其次，韩非提醒，领导对待下属要注意一点，赏的时候不要太丰厚，罚的时候则要严厉。能不赏的时候，尽量不要赏；能不罚的时候，一定要罚。比如主人养了一条狗，喂得太饱，狗长得太肥，就不肯尽心尽力的办事了。领导给了下属一百万，下属尝到了甜头，对领导会忠心耿耿；领导给了下属一千万，下属就有足够的钱培植自己的力量，对领导就可能阳奉阴违；领导如果给下属一亿，下属可能收买各种力量，取领导地位而代之。这可不是没有先例的。原先齐国的国君姓姜，也就是姜子牙的后代，后来被姓陈的给取代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姓陈的祖先是陈国公子，因为陈国发生内乱，就逃到齐国。齐国国君觉得他很可怜，就给了他大夫这个职称。 这个大夫在齐国站稳脚跟，传到陈常这一代，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在国内广施恩惠，搞得国内的老百姓都很拥护他。最后他率领老百姓，把姜家王朝推翻了，自己做了齐国的老大。陈家为什么能够对百姓广施恩惠？就因为他的钱太多了。而这些钱都是姜姓国君这个冤大头给他的，所以韩非谆谆告诫，君主一定不要让下属有太多的财富。
对待老百姓，则还应该更严格一点。法家先驱 商鞅曾经说过，世界上最牛逼的国家，罚九赏一；第二牛逼的国家罚七赏三；弱国则罚五赏五。如果全国百姓都是穷鬼，钱财都在君主那里，控制起来显然容易得多，穷鬼是翻不了天的。有一段时间，中国每个人都在政府的计划之下，计划供给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加上户口、介绍信等一切警察制度，所有的中国人不敢不听话。那些在民国时期自由惯了的高级知识分子，留洋博士，曾经趾高气扬，不礼王侯，不畏权势，霎时傲气全失，对新政权俯首曲躬，摇尾乞怜。为什么？因为不听话，就领不到工资，就得饿死。如果这些人依旧每月如数领到四五百大洋，到处挣丰厚稿费，肯这么老实吗？在一个专制国家，典型的特点就是“国富民弱”，这个“国”实际上就等于独裁者和统治阶层，“朕即国家”嘛！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并非他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他们的财富以各种途径流进了权贵的腰包。
第三，韩非提醒他的主子，赏罚的权力一定不能下放。不管君主有多宠爱自己的奴才，都不能把赏罚的权力给奴才使用，否则就会闹得血本无归。这也是有惨痛教训的。战国时候， 宋国有个贵族叫戴喜，字子罕，他对他的主子宋桓侯说：“给老百姓施加赏赐，老百姓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将因此感激他们的君主，所以，国家有了赏赐的好事，您就亲自去办；惩罚罪过，是老百姓极端厌恶的，这些交给我办。如果有骂名，让我来承受好了。”从表面上看，这子罕真是个忠臣啊。按照法家的观点，当臣子的应当分担君主之过，使怨恨归己，使功劳归君主，真是天下再也找不到比他忠的忠臣了。可是结果呢，老百姓都很害怕子罕，因为所有的刑罚都归他掌握，得罪他就没好果子吃。这在一个家庭也是这样的，俗话说“严父慈母”，孩子大多怕爸爸，不怕妈妈，因为爸爸大多很残忍，会打人。国学大师黄侃的日记里，就记载了很多打自己孩子的事。《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见了父亲贾政就像老鼠见了猫，在母亲王夫人怀里却能撒娇。子罕就这样控制了百姓，在公元前 370 年将宋桓侯给废了，自己取而代之。
第四，韩非告诉他的主子，做君主的一定不要显示自己的意图，应该让下属们互相撕咬。古时候有个故事叫将相和，说的是赵国丞相蔺相如和将军廉颇之间交恶，影响朝政的事。这看起来似乎是件坏事，但在韩非眼里，却是件好事。因为大臣之间互相争斗，就不会联合在一起玩花样对付君主。君主就可以冷眼旁观，必要时表态对双方都恩威并用，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当然这种方法用过头了，也会产生相反的后果。秦二世皇帝曾经想勤政听朝，赵高劝他说：“当皇帝的为什么自称‘朕’呢，是为了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保密，因为‘朕’有保密的意思。皇帝应该躲在深宫之中，让大臣揣测不到他的想法，才能使大臣产生一种神秘感，从而产生敬畏。”二世皇帝一听，这不正符合法家的治国之术吗？太有道理了。君主如果不现形，那就成了神，谁敢对神不敬啊？于是从此不听朝，一切事情都交给赵高办理。赵高相当于掌握了皇帝的威权，把二世皇帝架空了。最后朝廷大臣都很害怕赵高，赵高干脆把二世皇帝给杀了，意欲自己当皇帝。
韩非的意见本来是很有道理的，但为什么到了二世皇帝那里就失败了呢？这不但因为他没有履行韩非前面的建议――权力不能下放，还因为他没有做到韩非再三告诫的一个措施――让下属互相告密。
韩非最痛恨君主被臣下蒙蔽。所以中国古代戏曲，经常出现的一个罪名是“欺君之罪”。如果君主被臣下蒙蔽，那君主岂不是要被臣下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韩非建议，一旦发生大臣蒙蔽君主的事，就要严惩不贷。
但是怎样才能让大臣不蒙蔽君主呢？除了严刑酷法之外，重要的就是推行告密法。让臣下互相告密，这样臣下就不敢在背后搞小动作。明朝的皇帝朱元璋精通这个权术，设立了东厂这个特务制度，搞得大臣们谨小慎微，私下里也不敢说半句对君主不敬的话，自然就更不敢造反了。同样，如果秦二世皇帝做到了培植一个特务机构，哪怕他把权力暂时交给赵高，但是让特务来监视赵高的一举一动，就算二世天天躲在深宫寻欢作乐，又有什么关系呢？
法家认为，这个互相告密的方法不但要用在大臣身上，还应该推广到全国的每个村庄。君主鼓励百姓之间互相揭发，哪怕是父子和夫妻之间，也应该这样。如果有奸不告，政府立即严惩。
在这种制度下，整个中国成了一个特务和警察的国家，良好的风俗丧失殆尽。韩非不能不当其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