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老子”的诸多疑点

其一，既然老子姓李名耳，那么怎么会有“老子”一名呢？孔子姓孔，后人才称其为“孔子”；庄子姓庄，后人才称其为“庄子”；诸子百家时代称“子”者，“子”字之前即其人之姓。《史记》说老子姓李，后面提到的太史儋也没说姓老，于是老子之姓名就没有来头了。后来有人说“老子”即“老先生”，就更无厘头了。《百家姓》中无老姓，现在虽有姓老的，但属小姓，按人数多少排在170位之后，而且这个姓很有可能是从老子姓老的传说而来的。

其二，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前一世纪，老子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前六世纪，中间相隔五六百年，其间论及老子的如庄子（约前355—前275）、韩非子（约前280—前233）等都没有说过老子姓李。至今说老子姓李名耳，大概都只依司马迁一说，“李耳”之名甚至写进了历史辞典。可是有人查过，春秋典籍中出现的人，没有一个是姓李的，可能那时李姓还没有产生。唐朝时，高祖李渊根据《史记》说老子姓李，认他为自己家族的老祖宗。皇帝都认定了，人们也就不再去怀疑了。由此看来，究竟老子姓什么都是存疑的。

其三，说老子是楚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本属陈国，陈国在公元前479年才为楚所灭，该年即孔子卒年。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应是与孔子同时代而年长的人，就是说，老子在世时，陈国并未为楚所灭，老子应是“陈苦县”人，说“楚苦县”人不合史实。

其四，说老子写“道德”一书，是为了取得关令尹喜的出关“通行证”。此一说似在编故事。比司马迁早两个多世纪的庄子在《天下》篇中说：“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关尹即《史记》所言关令尹喜，本是一位著名文人，老子写书岂能只是为了得到他的出关“通行证”？果真如此，老子写书的预期目的也太功利实用了。而且从现存《道德经》的各种版本看，也不像是一气呵成的著作。

其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件事在《庄子》《礼记》《史记》《孔子家语》等文献中都明确记载，应能确定为史实，但老子批评孔子的一段话是否真实却难以考究。然而，这段话却为后世留下了道家与儒家自始就有分歧的印象，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司马迁接着说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这一段话本是疑问句，并未肯定道儒互黜，却给人们留下了道儒互黜的印象。直至现在，还有人在书中说：“很明显，老子是儒家的反对派。”其实，老子和孔子并非互黜，而是师承互补。道儒互黜是我们在研究诸子百家时应着重纠正的问题之一。

其六，“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亦不可能，魏国在老子逝后百余年才建立，其子怎么能为魏将？至于数到其第七代孙，就更说不清了。

仔细分析，还可以列出其他疑点，这些疑点造成后世对老子众说纷纭。列出的这些疑点并非很重要，也并非要说明《史记》不可信，《史记》说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可见司马迁读过《道德经》。这里只是想要说明，读《史记》不可误认为这些是确切的事实。《史记》中说“世莫知其然否”，就是说司马迁也承认他写老子有的只是根据传闻，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将《史记》这部经典中的未定之论说成定论。可以肯定的是，老子是“隐君子”。《史记》中短短几段，“隐”字出现了三次。我们不应该把《史记》中不确定的说法理解为确定的，而忽略了应该肯定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