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放弃东京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组建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势力，只存在檀香山与北美一带，他的兴中会，在同盟会中，是最少最弱的。

日本人扶持的对象是黄兴与宋教仁、章太炎等人，非孙中山的兴中会。

日本人牵线，让孙中山的兴中会与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及章太炎的会党派，融合成一一大党会，孙中山要求当同盟会总理，日本政客即帮不了孙中山，是黄兴主动退选同盟会总理，坚持选孙中山为总理，才平息内部矛盾。但是，同盟会内部，很多会员不服从孙中山，为同盟会分裂，埋下隐患。

1907年，日本应清政府之事，驱逐孙中山，事后，孙中山对日本政界说，驱逐他可以，但必须给一批驱逐费，后来，日本政界就给了孙中山一笔驱逐费。

孙中山拿着这笔钱，就离开了日本，带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去了南洋了。

1907年初，孙中山在东京演说，阐发三民主义，提出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清朝政府，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日本政府提出，如果孙中山自行离开日本，日本政府可以馈赠离开费7000元。当时有一个日本股票商自动表示向孙中山捐款10000元，孙中山共收款17000元。孙中山从中拨款2000元给《民报》作为维持费用。

孙中山离开日本后，章太炎、宋教仁等人知道了日本政府的馈赠，认为孙中山此举属于“受贿”。章太炎提议同盟会召开会议，解除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推举黄兴担任总理，张继等表示赞同。

黄兴获悉同盟会内部发生分裂消息，抛弃前嫌，致信刘揆一，为孙中山辩白，称孙中山并没有被日本政府收买，“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黄兴的来信结束了同盟会内部第一次倒孙风潮。

日本人扶持在东京的中国同盟会，大部分人，不是兴中会的人，在孙中山离开日本后，同盟会正式支离破碎，孙中山即正式取消同盟会。

孙中召集一批人，在南洋另建中国同盟会总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清大运动。

石叟谭人凤曾批孙中山：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孙中山一派的革命人士，不承认东京同盟会，为此，胡汉民与石叟互相开撕，代表孙中山的胡汉民，直接攻击东京同盟会。

1909年9至10月间，陶成章亲赴日本东京，在日本人背后支持下，他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他起草的《孙文罪状》，即遭到黄兴拒绝。此事发生，令孙中山非常不满。

1910年2月，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宣告重新成立。

光复会起初成立于1904年11月，又称复古会，会长为蔡元培，总部设上海。

新成立的光复会决定总部设在东京，在日本人扶持下，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光复会实际上操控在副会长陶成章手中。

《石叟牌词》石叟忆叙：

【同盟会初成立时，本有五部名义，乃议作中部同盟会办理。惟议虽快，苦无款进行，故尚须与南部磋商也。时伯先偕患难同志佃渔于香港对岸之九龙，须归照料，旋即返。余以代克强担负债务，月需百余金纳息，力不胜，亦于9月间往商，兼向克强索款。及晤时，克强无别意见，惟谓须有款项方可。汉民则谓：“东京一勤学舍，尚不能维持，何足言办事？总理特暂时假定耳，因改组而又将有无谓之总理问题发生，非笑话乎？”余怒极，责之曰：“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几欲飨以拳，时伯先挽余谓之曰：“各行其是，理他何为？”余始怒息。次日，招伯先、汉民饮，以一卮奉伯先曰：“愿为国自爱，毋过激过郁。”以一卮奉汉民曰：“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请从此别。”盖深恶而痛绝之也，是夜遂趁轮返】。

1910年6月，孙中山前往日本，宋教仁与他商量整顿同盟会事宜，孙中山却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

于是，宋教仁等一怒之下，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参加者亦以《民立报》关系人物为特盛”。

宋教仁本身也是《民立报》主笔之一，该报遂成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