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兵

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么样，兵的风气怎么样，兵的心理怎么样；制度的变迁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格架，本身并无足轻重。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虽已平民当兵，但主体仍是贵族。因而战争也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

战国时代

战国变法，国君都成了专制统一的绝对君主。贵族社会为名义上平等的社会所取代。文武的分离开始出现。历史发展更为紧张，兵役制亦然。各国似乎都实行军国民主义。战争亦愈发残酷，为灭国战，多有数万人被坑杀或斩首，以消灭抵抗能力为目的。是以两种不健全现象萌芽：其一，上等阶级之文武分离与和平主义宣传，其二乃人民之厌战心理。后代军民隔离、社会解体的没落局面都孕育于此。

秦代

秦灭六国而檄其兵，以秦人为主，后发六国之流民为军，筑驰道以实现兵力迅速投送。流民不恋旧国，是以有流民当兵之传统，兵匪不分，军民仇视。亦有良家子弟不愿当兵之传统。

楚汉之际

秦末起义，皆流民集团。刘项之胜在于楚国退役士兵保存较多。章邯以二十万秦军投降项羽，项羽惧怕而坑杀之，乃战国以来最后只大批坑杀降卒，也是最后一支国家征兵制度下有训练、有组织的正式军队。此后之军队多属于主帅个人，主帅肯忠于国家，则军队临时就是国家的军队。爱国思想为列国竞争所生，天下一统则爱国观念枯竭。爱天下的观念又太过缥缈，是以人民渐不愿入伍而有麻木昏睡的社会。

西汉

西汉初期兵制不定而匈奴强，是以只守而不能攻。吴楚二国即旧楚国之地，七王之乱即旧楚国武力充实之最后表现。

汉武帝，兵制成熟而武功盛，但一般人不愿当兵，是以基础不稳定。武帝乃募兵、屯田，不足用，发囚徒，雇外族。募兵乃少数，因喜好冒险或受厚赏诱惑而入伍，为职业兵。屯兵或被强迫，或自愿，抵边疆则永久为职业兵。外族受国家雇佣，亦职业兵。囚徒不是职业兵，但被强迫，一旦入伍则也终身为兵。四种人皆流民或外族浪人，与民间隔离，遭百姓轻视侮辱，对国家无甚忠心。皇帝养之，他们卖命而已。是以，军民对立，唯良将可驯，否则军则为匪。战国时，燕赵可单独应付的匈奴在汉却成为大患，足见战国之兵可用，而汉之兵不可用，成败多赖于主帅一人。

武帝后，兵制大退步。如屯兵制仍在，且范围日广，但一代为兵，二代则多为边地农民而已。匈奴分裂内附后，汉可以弱兵而定西域。后日益倚重投降之少数民族（羌）。地方之兵一日比一日不可用，而不用则更不可用。

王莽时，只有募兵、囚犯和外族兵，旧日正式军队已经绝迹。王莽伐匈奴，甚至欲以法术胜！

东汉只有中央军(多外族)，没有地方军。班超定西域，所赖三十六人尔，多靠其个人将才与勇敢，以及以夷制夷之策。

董卓虽汉人，但兵多外族。汉人社会一盘散沙，天下一统后再未能成以有机体，东汉末已然崩溃，五胡乱华局面已经注定。三国之时所赖不过曹操、司马懿等善练兵、将兵、懂谋略之人而已。

汉后

隋及盛唐承袭北朝外族制度，百余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度，这是汉以后中国自治的唯一强盛时代。两千年来的情形，骨子里都与东汉一样。东晋以下中原陷于外族近三百年。隋唐盛世后，外族第二次扰动中国。中国常雇外族，外族也擅自行动。宋虽名为统一，东北西北总未收复。中原后又丧于女真，最终亡于蒙古。明代算是基本统一，不过只有太祖、成祖有应付外敌的能力。此后两百年，勉强支撑。受日本一度威胁之后，旋亡于满洲。道光以下满汉并衰，又有亡于西洋之险。自己力量不足，清末又借外力，不过并非外兵，而是外国军事器物与军事顾问，然也不足以抵抗西洋或彻底西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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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絮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原因。

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便为鱼肉。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作刀俎，当然也不愿做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

中国的家族

春秋以上是个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衰微。汉代恢复古制。此后一直维持两千年。

春秋以上

春秋以上的大族是社会的细胞、经济的集团、政治的机体，可谓国家内的小国家。齐、晋世卿得篡即系于此。

春秋末，政治机体角色完全丧失。专制君主所代表的国家可随意支配家族命运。

战国

商鞅变法，削弱家族意识，强化国家意识，以实行征兵制度，强化国家组织。大家族之成员以繁衍为重，务使家族延续；小家庭以多生养为累，因不怕国家无后。战国杀伐过重而生养为累，是以战国末多患人少。

秦汉以下

汉代依旧患人少。有因贫困，而大规模杀婴之事。汉代诸帝力求恢复大家族制度，提倡孝道，以求社会安定，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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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中国社会能有足够韧性抵御外族之乱，多出于家族制度之恢复。但大家族与国家根本不能并立。封建时代，宗法家族太盛，国家因而散漫。春秋宗法渐衰而有国家统一之雏形。战国大家族没落而有真正统一国家。两千年来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

中国的元首

列国称王

战国以前，列国除吴楚外，至少名义上尊周共主。春秋时代，国际均势，列国由诸侯与世族共治。战国时代，世族被推翻，君主专制，列国称王。

最早称王，魏、齐两国，秦次，余国再次。唯赵称君，后亦称王。

合纵连横与东帝西帝

战国末，秦齐并立约二十五年。邹衍五德说盛，秦齐称帝。秦昭襄王先称西帝，齐湣王后称东帝。列国不服，取消，仍称王。

汉之统一与皇帝之神化

皇帝崇高，臣民卑微，两者几乎不为同类。臣民若属人类，则皇帝必属神类。

古代的政治社会完全崩溃，皇帝是新局面下唯一维系天下的势力。没有真正阶级分别的民众必定是一盘散沙，团结力日渐减少以至于消灭。命定论变成人心普遍的信仰，富贵贫贱都听天命，算命看相升到哲学地位。这样的民族是最自私自利、最不进去的。别人的痛苦与己无关，团体的厉害更无人顾及，一切都由命摆布。像墨子那样极力非命的积极人生观已经消灭，现在只有消极怠惰的放任主义。现在只剩皇帝一人为民众间的唯一连锁，并且民众间是离心力日盛，向心力日衰，所以连锁必须非常坚强才能胜任。以皇帝为神，甚至生时即为神，就是加强他的维系力的方法。天下如此之大，而皇帝只有一人，所以皇帝、皇室的庙遍布各地是震慑人心的一个巧妙方法。一般人民对于皇帝的态度经过长期锻炼，已经是根深蒂固地崇拜，单一的锁链已成为钝钢，内在的势力绝无把它折断的可能。若无外力强烈压迫，这种皇帝政治是永久不变的。

这种皇帝制度不是皇帝一人所能建立的，多数人民如果反对，必难成功。因而大多数人即便不拥护，最少也都默认。五德始终说与封禅主义是一种历史命定论。到汉代这种信仰势力越来越大，大家感觉别无办法，只有拥戴个独裁的皇帝。因而，皇帝制度是由皇帝的积极建设与人民的消极拥护而成的。

中国的两周

北京猿人早已断子绝孙，我们决不会是他的后代。由史学的立场来看，北京人的发现与一个古龙蛋的发现处于同一地位。

中国四千年来历史大致可分为两大周：其一，古典中国，最初至西元383年淝水之战，大致纯粹为华夏民族创造文化时期，外来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地位；其二，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西元383年至今，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时期，血统与文化均起了大变化。

第一周断代：

封建时代 西元前1200-前771

春秋时代 西元前770-前473

战国时代 西元前473-前221

帝国时代 西元前221-西元88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 西元88-383

第二周断代：

南北朝、隋唐五代 西元383-960

宋代 960-1279

元明 1279-1528

晚明盛清 1528-1839

清末民国 1839-

中国的特点可使我们自负，也可叫我们自惧。其他民族的生命都不似中国这样长，创业的期间更较中国为短。我们是不是能创造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的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