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

        这是一个炼狱之门？

        这是一个天堂之门？

        今早路过贵阳六中，又见校门口挤满了人，学生们鱼贯而入，走向决定他们命运的考场，奔赴人生的刑场与战场。家长们用期盼的目光送别子女，静静地守候在校门口，心中都在祈告上苍：让孩子发挥正常，考出好成绩，把这人生关键的一步走好。

        春逝夏至，每年这个时候，又到了一年高考的日子。而今年的高考尤其值得纪念，因为2017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四十个年头。当年参加高考的我们，现在都今已垂垂老矣，曾经改变命运的考试，虽然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但时间的冲刷。已成了遥远年代的片断记忆。四十年来，每年的此时，都是应考学生十多年寒窗结正果，是家长脱离十多年苦难渊薮的大限。《增广贤文》中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子曰“学而优则仕”，“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学习的各种境界和滋味，都会经过今天的结果和路径来体现。

        而当年我们这一代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单纯，还留有多少的余墨遗香。今天，走进这个大门的莘莘学子，有多少是为了真理的探索和志趣的追求而发奋，又有多少是为了一纸文凭和谋生衣钵而煎熬。

        面对今天这令人不堪回首，也让人难于忘怀的“高考”，心中不免生出许多的感触。

        从古至今，中国选拔人才的方式多种多样，几千年一路行来，走到今天仍是这让人又爱又恨的“高考”。

        国家之崛起、民族之复兴，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高等教育主要的依托就是大学。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叫国子监。而进入这些“大学”最初也没有什么高考，汉代是采取“举孝廉，推贤良”的方式选拔人才，直到随唐科举制滥觞，中国才有了“高考”制度。那被无数人奉为圭臬，又被无数人讥刺为“裹脚”的“八股文”即是古代的高考试卷之一。

        科举考试制度虽弊端明显，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考生的分数压倒门第、血统、关系、金钱等等诸种因素，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即使今天，弊端重重的考试制度仍然为各国广泛采用，目前仍无更好的、更易操作而实用且公平的制度能够替代。

        中国现代大学滥觞于十九世纪末的“京师大学堂”，但最初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个杂交变种的怪物，没有体系，乏善可陈。1915年，有人问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大学中除北大、交大等之外，其它像样的大学均属教会所办，如燕京、齐鲁、金陵、圣约翰；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由于大批留学人员的归来，更由于西方教育思想的普及，这一局面迅速扭转，在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学者教授犹满天繁星光采夺目，大学教育的质量迅速提升，清华、同济，武汉、南开、浙江都是这一时期迅速上升的名校。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的千里转移，教授学生的荜路蓝缕，这一教育的血脉都没有中断，反而是“艰难困苦，玉吾于成”，培养了不少大师级的人才。八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为中国已至世界文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统考，考生仍须和清朝时一样届时赶考，因为并非每个县都设有考点。当时全国仅设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等十二个招生区。（咱们贵阳也是考点哦）。统考定于每年9月1日至4日举行。笔试分文法商师范、工科、医农3组。考试科目为公民、国文、英文、史地、数学5门，另任选物理、化学、生物1门。命题要求以高中课程为限，以教育部所审通用教材为依据。但那时，由于新式教育并不普及，有能力读书进大学的大多为是官宦商贾子弟居多，连毛圣人都没有迈进大学的校门，导致他后来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不屑和鄙夷。

        到了上世纪50年代，由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洗澡”，由于院系调整，中国的大学元气大伤。1952年院系调整，“向苏联学习”是调整的主方向，中央政府对全国原有的高等学校进行全盘调整，全国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之前已经存在的综合性大学均有大规模调整。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英美高等教育体系，为新中国确立对高校的实际领导扫清道路，而原来的私立高校、教会高校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覆巢之下，几无完卵。原来的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被肢解如五马分尸，而中央，燕京，金陵，圣约翰、齐鲁等名校被褫夺籍没，从中获益的复旦，北大，浙大也光华不再，大楼仍在，大师已矣，中国高等故育的伤痕，自此从未瘉合。

      自此， 大师大多噤声，学生强调“又红又专”，把“红”作为高教与高考的主色调，高考设有有政治审查关口，阶级敌人的子女即使成绩再好，多数也不能跨进大学的校门，他们因为出生而打下的印记，被划入了贱民的行列，不具有人民的权利，因此也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

        到了文革期间，席卷神州的狂颷使大学全部停办，青年的出路就是被流放到广阔的天地去炼就一颗红心，到革命的大学去经风雨见世面。到革命的洪流稍稍减退，领袖又颁发圣旨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大学”虽然“恢复”，但办学的宗旨与道路有了颠覆性的改变。选录的方式却改变了用了推荐的形式，颇有点儿像汉代“举孝廉”的形式，但推选出来的大多良莠不齐，而且“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三年的大学也是革命实践多，学习研究少，那几届学生是不合格的产品居多。当时，为了挤进大学的校门，各种啼笑皆非心酸苦涩的故事层出不穷，还记得那交白卷的张铁生吗？三年辛苦无人知，一张白卷天下闻，不仅进了大学，没几年还当上了厅级干部。

        还记得文革中的一部电影《决裂》，一个考生做不了考卷，在手掌上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字，那招生的领导，高举起她的手说：这就是最好的答卷。也是在这部电影中，一个畜牧教授在讲台上夸张地反复讲解马尾巴的功能，激起了学生的反对，被批判为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休系’ ，于是，学生带着教授走向田野，在地头开设课堂，顺应了这样的圣谕：“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在斯文扫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红色年代，中国的大学血脉断裂，新路途遥，名存实亡，已经沦落为粗制滥造、名实不符的工坊与农场。正由于大学精神的缺失，文化失去传承，人才出现断层，虽然原子爆炸，虽然卫星上天，但那都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遗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文革结束后，真正拨乱反正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恢复高考。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中国的青年一下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改变中国青年命运的举措由老邓拍板，当年就取消了推荐入学，并为了组织高考而推迟当年的进校时间。这在文革刚刚结束，中国青年在经历了漫漫长夜和十年隆冬之后，犹如一下见到了曙光，恰似一阵春风吹拂，举国人心大振，看到了国家的前途，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一下子，复习资料洛阳纸贵，学校课本一册难求。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七日，五百七十万人在寒风凛冽中从工厂、农村、部队、学校重新进入久违的考场。当年的考生中既有刚毕业的高中学生，也不乏老三届拖儿带女的爸爸妈妈，考生的年龄差距有的竟达二十岁以上，都在那寒冬中的春天去弥补那蹉跎掉的岁月，追回那失去的青春。那年，录取人数为28.2万，才百分之4.8的比例。

        第一年没有公布录取分数，总体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只是还必须要单位和街道的批准，这是一个容易的门槛，政治审查已不似原来那般严格，“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重新得到发扬。

        我那时已经进厂工作，得到消息后即投入复习之中，虽然过去看书不少，但偏于文科，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使自己的数理化和外语完全是一片空白，系统知识的基础并不好，且复习的时间特别紧。工厂在出证明的时候就强调不得请假，不可以影响工作，每日都是在强体力劳作之后才按照《复习大纲》捧起书本，而数理化外语可不是自学可以弥补的知识，于是第一年的高考泥牛入海，第二年志向太高，到了七九年填上了一个贵州大学，才最终进入大学的校门。

        这就是改变我命运的高考。那三年，虽然辛苦，但却充满希望，感觉人生的前途，命运的转折就把握在自己手上。正是高考把我引入大学，因此才有了今天朋友圈里的很多朋友，如果不是高考，我们不会谋面，即使相见，也是陌路，同一条道路把或们的命运改变，同一个学校结下了不解的缘份。因此，我们恢复高考后这一代“老三届”形形色色的考生都永远感激小平，正是他，改变了你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过了30年，到了2009年，我又一次进入了高考的考场。不过，这次不是我参加考试，而是陪女儿去看考场。在那高考的两天时间里，家中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一切都是围绕着女儿的复习和考试，每天开车送她进去，考完立刻接走，还不敢问她考得如何，只是从她的言语表情去揣摩发挥得怎样。两天的时间都处于亢奋，处于惴惴和期望之中。她那一年高考的人数是1020万，录取率却达到62%，比我七九的年录取率刚好高了十倍。

        时钟又滴滴答答走过八年，到今天，又是我的一个侄孙女迈进这高考的门槛，但众星捧月的条件更不可同日而语。三代人，时间不一样，命运都相同，谁都没有绕过这炼狱之门与天堂之梯，都在这命运的十字路口，由高考决定人生的方向。

        算了一下，从1977年到2017年，中国的大学39年时间共录取了1亿多人，一亿人，相当于墨西哥全部国民走进了大学校门，扣除仍在校内就读的近3000万元人，中国大学恢复高考后培养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万，相当于土耳其人民的数量了。

        在新西兰，银行的入门员工只要专科毕业就行了，说白了，你会用计算器，会写字就行。银行也就只是金融服务行业，要你名牌大学硕士干什么用？能熟业务就行。不光新西兰，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这样，因为人力资源的最根本定义就是，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而不是舍本逐末地非要一块文凭的金字招牌。

          但中国不是这样，虽然中国大学教育的质量在下降，文凭的含金量在下降，但文凭仍是工作的敲门砖，是上升的青云梯，高考仍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无数的学子依旧趋之若鹜，仍幻想着金榜题名后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啊，通过高考这一门槛，你迈入什么样的大学，决定了你将来的工作机会和朋友圈子。在今日中国，上大学并不难，关键是进什么样的大学，真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旦某位鸿儒大家就在课堂上与你娓娓而谈，启智开窍，你的境界岂能不高；一但因分数不够而进入某所中专升格的“学院”，那里的老师犹如卖菜的大爷大娘，成天算计那几文叮当作响的小钱，而且你的校友又都沉溺于游戏和麻将，你会有多么高远的目标？

        现今中国的高考委实弊端不少，导致中小学养成了应试教育的恶习，博雅教育欠缺，创造能力低下。总有人在不停不断地呐喊“救救孩子”但如何救呢？在中国，可以说高考是最公平的地方了，一旦又来一次教育革命，恢复到文革期间的推荐上学，岂不是后门洞开，高官富商子女鱼贯而入，平民子弟望学兴叹，现在不是改革高考的时候，而是应该改革大学教育之时，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中写道：“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学术自由是一项特权，它使得教授真理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使得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

        这样的理念，曾经渐行渐近，可如今，又渐行渐远了。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曾经可敬的大学，就会成为可怕的大学了”。

        这样的大学，是天堂？还是地狱呢？

        下班的时候我又路过六中，曾经人潮早已散去，门口已是空无一人，蓝天上白云在悠闲地漂荡，残阳的金黄洒布在校门，几个学生与家长还在路上探讨，早上的喧嚣已经退潮，校园内静静悄悄。这于我晴朗而平淡的一天，于他们犹如刚刚撤下激烈的战场，经历过今天这场“战斗”的考生，应当是几人欢喜几人愁，但无论如何，新的战斗又将在明天打响，现在又该全神贯注，埋头苦读，临阵磨枪。当明天的太阳升起，当那冲锋的号角吹响，当那命运的钟声敲响，他们又将迎接新的的考试，迎接命运的挑战，把握人生的机会。

        命运，今明两天确实是决定这940万人命运的两天，挑战虽然残酷，考试虽然辛苦，但于这些考生而言，确实是把人生命运攥在自己手里最大的一次机会。

        在中国，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多的。

        几千年了，人们都挤在这又窄又陡的独木桥。

        四十年了，它仍主要决定着青年的命运和方向。

        它是通往天堂之门？

        它是通往炼狱之路？

      —— 这让人又爱又恨的高考。

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