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何为挣扎 ——读哈佛中国史之元明卷之笔记与感受（上）

帝国何为挣扎

——读哈佛中国史之元明卷之笔记与感受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主编了哈佛中国史，这套总数为六卷本的中国史书中，元明卷是卜所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窃以为这一本较为能代表他的个人史观。

从元至明，从13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1271-1644），时长373年，其中明朝享国276年，有一种说法是明朝实际上是中国自秦代以来，未间断统一中国时间最长的朝代（请注意前面的一长串定语，否则汉唐宋都会跳出来打我）。然而这么长的历史，卜正民所写的篇幅却不大，只有10章，总字数不超过30万字，然而，如果从思想性和对历史的思考来讲，这本书却有诸多新颖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只能说提供了一个外国人写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其所采信的史料中，并非无可挑剔，一些论点和结论的推导，亦有值得商榷之处，无论如何，并不影响这是一本相当有价值的史书。如果看多了《明朝那些事儿》等书，又读过《万历十五年》的书的话，再读读这本书，当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下面谈一些从书中摘录的我以为比较重要的要点以及我对这本书的思考：

一、元明为何放在一起来说

当拿起这本书，相信很多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元明为何同卷，的确，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元明完全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朝代，一个是草原的蒙古人建立的异族王朝，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封建王朝，一个是充满扩张性的世界性帝国的一部分，一个却是日渐走向锁国的封闭性王朝，一个是在征服的同时逐渐融合统治手法的帝国，另一个却是中央权力日渐集中的帝国，一个是奉行强者为王的传承方式的帝国，一个是严格奉行传承顺序的帝国。总之，两个王朝是如此的不同，然而卜正民偏偏把它们放在了一起来写，并且起了一个名字——挣扎的帝国，这无疑是个有趣的视角。

来看看卜正民自己的说法吧，核心观点是他以为，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了更好的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认为，“1368年明朝的建立，并不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而是连接两段历史的纽带。明朝的崛起，确实中止了蒙古人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然而也使蒙古人的遗产得以数百年而传承不绝。”

启发卜正民把元明合一来写的重要原因是自然灾害。是的，当他在搜集这近四百年的史料时，他发现饥荒、洪水、干旱、飓风、蝗虫、流行病甚至龙袭，这些自然灾害发生时期，正好与世界史上的小冰河期重合，这启发卜正民用气候、地理等因素来解构历史，理解人们是如何在当时变化了的环境中，采取新的行为来顺应世事的变迁，这包括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也包括了世界秩序的重建。

不能不说，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视角，从这一角度来说，元明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许比我们印象中的要更多一些。

二、龙见、灾荒以及气候变化对政治的影响

龙，作为一种神秘莫测的动物，从东方到西方，都有很多记载，不过，在中国，龙的出现，并非总是不祥的，很多的时候，龙气是王者之象。问题是，基于记录手法的落后，目前龙在历史上的出现，多只停留在文学文本之中，真正的可靠记载几乎难寻，而当我们有了先进的摄影摄像机之后，龙的踪迹却是无处可觅了（卜说最后的龙迹出现于清光绪31年10月），因此，在很多人眼中神龙不过是见首不见尾的生物。无论如何，卜正民是倾向于相信龙的记载的，以至于史书的第一章便是龙见，他用了超过一整章的篇幅，来讲载这近400年间的龙见现象。这些龙见现象，与洪水、降雨、乃至王朝兴衰联系在一起。其中，所引述的龙见现象包括了忽必烈死后三年，鄱阳湖上的群龙打群架，比如元朝结束前8个月山东龙山出现过龙飞升，除了朱元璋登基的第一个夏天，整个洪武年间无龙见的祸患。而在明正德朝期间，与皇帝的荒唐相对应的，龙见反复出现，在嘉靖朝的10年间，甚至出现了18次有准确时间记载的龙见以及更多时间不详的记载。明亡前一年，出现二龙出现的情况。另外，还有两个颇有意思的记载是：明嘉靖年间，一个杭州的道士奉命进山取龙求雨，只抓到四只青蛙和一只牛蛙，道士抱怨“倘祷不应，归当烹食之”，话音刚落，即雷雨交加；另一个故事是明正德年间，在云南和缅甸交界处，汪家人因为地震后半年内一直住在园圃里，结果来了一条粉白的龙，来了不走，引得很多人参观，汪家人在龙身上涂满狗血才赶走了龙。

卜正民进一步引证说，除了中国，在欧洲的同一时期，也有龙的记载，当然卜正民也没有明确站队，也表示我们无法把龙看作是龙，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特征，但并不是那些能看见龙的人的特征。龙见更适合当作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即使只把龙见解读为恶劣的气候，也有助于使我们的想象更贴近古人的真实经历。（关于这一点，我以为颇有启发意义，作为现代人，我们当然更倾向于相信科学所能验证的生物和现象，但是从感情上，这样做却无助于我们贴近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因为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看到了龙，同时还看到了被扰乱的宇宙秩序，只有情感上更贴近，才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历史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之所以然。）

卜正民谈到，宋朝在明朝只是一个文化隐喻，当人们需要一个道德、制度、习俗上的榜样之时，宋朝就是他们标举的榜样，但实际上，她已不再具任何示范性力量，没有人会认真将其付诸实际。过去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她只是一个传说。现实要求用的观念来解释私人财富的增加、个人情感的形成，以及因两者的不断发展而导致的与国家职能部门的日渐疏离。尤其是在明王朝的最后百年间，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在热烈地争辩：哪些信仰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他们身处的这个繁荣、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更好的人世间，还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泥沼，最终将走向道德与政治的毁灭？这种状态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

然而，比起龙见，卜正民更加关注的是更加具体可考的气候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他特别用了一个词“九渊”来形容当时种种匪夷所思的灾害，包括了龙见、寒冷、干旱、洪水、蝗灾、地震、疾疫、饥荒等，为了给较长的灾害期一个说法，卜正民用了“渊”（slough）这个词，代表最糟糕年代的人的生存状况。九渊即九场持续性的大灾，其中元代三次，明代六次，依次为元代的元贞之渊（忽必烈死后一年开始）、泰定之渊、至正之渊（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明朝的崛起）、明代的景泰之渊（百年来最糟，恰好等于景泰在位时长，结束时他的兄长明英宗重登帝位）、正德之渊（明武宗无能荒唐著称）、嘉靖之渊（3年的全国饥疫）、两次万历之渊（万历帝48年的统治内两次遭遇大规模长时间的灾害）、崇祯之渊（长达6年，明亡前几个月才开始平息，可惜已太迟）。

对照全球来看，大约自1270年起，地球变冷了，到1370年是低谷，之后略有回升，但是到1470年，再次变冷，在1645年达到千年以来最低点，这一极寒温度持续到1715年。卜正民认为，整个元代除了一年之外，都非常冷，明朝也时断时续地经历着低温，卜正民认为，应该把元明两朝的政治运势与其气候变化对照来看：忽必烈迁都北京正值小冰河期开始，元灭正处于极寒期，明灭则是这400年来严寒期的尾声。他说：“气温当然不是解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因素，但任何解释肯定绕不过它。”

但此处卜正民所引史料当是有所谬误，他说明代宫廷画师戴进的雪景图《冒雪返家图》是现存最早雪景图的作者，并以此佐证当时气候的寒冷。这一史料显然有误，因为至少东晋的顾恺之的雪景图便已有记载，六朝时张僧繇的《雪山红树图》，唐王维的《雪溪图》《长江积雪图》都很有名，因此，引画作证明小冰河期，显然佐证力度不够。

不过，卜正民还是认为，九渊的自然灾害，只是一些标点符号，丰年则是故事的主干，除了第二个百年没有出现持续的灾情外，其他时候丰灾年出现比例约7：1，平均一个世纪里13年是荒年，其他是丰年。

由此，卜正民提到了两个观点，一是气候本身不能解释元朝的兴起和明朝的衰落，更不足以解释一个王朝的建立和一个王朝的衰落之间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气候对社会和国家的压力，特别是它对作为整个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农业的影响的话，就无法充分理解这四百年的历史。另一个观点是，当人们几百年来形成的精细调控手段被一个新出现的气候形态全盘否定，人们需要更好的知识，但是要改变这一知识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日益壮大的人口对土地进行更为集约化利用的情况下，需要承担的风险实在太大了，适应性最终变成了脆弱性。

（文章观点和论据史料，基本摘自卜正民所著《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少量地方融入了个人思考。这是上篇，本次读书笔记写了1万1千余字，以后将陆续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