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卿制及军制 —— 9.21 鲁哀公前期历次军事行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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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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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对哀公年间历次伐鲁的军行安排总结中，其实存在一个潜在的争议，即哀公三年季桓子去世造成的影响：

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冬十月……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春秋.哀公三年）

按照一般理解，季桓子去世后其上军将的军行理应由其子季康子继承，即：

按照一般理解自哀公三年末起两军将、佐配置

但是按照《经》文的记载，当年十月围邾之役却由叔孙和孟孙帅师负责，我们之前将其勉强解释为季孙由于服丧而没能出战。不过这并非惯例，譬如著名的“崤之战”中，仍在服丧的晋襄公就作为主帅亲临战场：

……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因此季孙未能亲临战场显然另有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季氏家主一职理论上有可能为襁褓之中的南孺子之子继承：

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左传.哀公三年）

可见尽管让一个刚刚出生的男婴继承家主之位这种荒唐的安排很快就被季氏以血腥的方式纠正，但事先季孙必定早已为这种可能性做出安排，因为一个婴儿即便理论上可以由家臣和其他诸卿代理政务，但作为上军主将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两军将、佐配置很有可能变成：

哀公三年末起另一种可能的将、佐配置

如果这样就由叔孙、孟孙分别作为两军主将指挥战斗，而南孺子之子则暂时担任上军佐不亲临战场，直到其成年之后再择机接替叔孙。尽管最终季孙肥（康子）接任了家督，但将、佐配置仍然很有可能继承了上述安排，这主要是考虑到上述诸卿、大夫的辈分问题：

季桓子去世后鲁六卿辈分

如图所示，季桓子去世之后，“三桓”之中从辈分到年龄最长者就是叔孙州仇（武叔），考虑到这一集团已经深度绑定，因此极有可能一方面规定由历代季孙以司徒身份兼任大宗伯，同时在军行方面由担任司马的叔孙州仇担任上军主将，即：

根据上述分析推知哀公初年季桓子去世后两军将、佐配置

这样的话哀公三年末叔孙、孟孙双双出马帅师围邾之都城其实是由上、下两军同时出动，才能实现如此大的战略目标。也才能解释后来“艾陵之战”（鲁哀十一、前484）期间吴王夫差曾经专门赐剑、甲给叔孙州仇：

……将战，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铍，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左传.哀公十一年）

否则如果彼时季孙肥仍旧作为主将的话，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极不合理的。

综合上文的一系列总结，鲁哀公元年至七年以伐邾为主旋律的一系列涉外、军事行动动员规律整理如下：

哀公元年至七年鲁国上、下两军轮换规律

如表所示，鲁国五次伐邾之役中，第一、四次由孟懿子独立负责，进行规模有限的武力侦查，以判断邾人的防御水平和抵抗意志，而二、三、五次伐邾则均由上、下两军同时出动，且皆实现了以绝对优势兵力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效果，分别迫使邾人割地求和、将其首都包围并最终攻克了邾都，并将其君、民全体俘来。

相较定公年间而言，哀公初年的鲁国军事动员水平上尽量安排在两军之间的轮换，以避免人力上的浪费，同时在关键战役时能够全军压上，以优势兵力事先战略目标。这比起定公年间动辄以两军集体出动的现象有了相当大的灵活性。

出现这种变化的考虑其实主要在于外部压力的今非昔比。定公在位前半段鲁国对外战略简单明确，即作为晋国的仆从坚持不断地发起牵制齐国的作战，此外不存在其他明显构成外在威胁的方向，所以往往两军齐出。而定公后期由于“阳货之乱”导致疆域分裂，出现以“三都”为代表的若干地方割据势力，分散了鲁国相当一部分动员能力。为了压制这些反叛力量，上、下两军也不得不同时动员以组成具有优势足够的军事力量。

到了哀公初年，尽管通过与齐国媾和暂时规避了这个风险，但是晋国的仍然强大以及吴国的突然兴起不得不让鲁国穷于应付，因此不得不按照上、下两军尽量轮换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