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这里十年成圣，如今却安静的不为人知

一

许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沿着少陵原半原西行。

那是九月下旬，天气已经开始变的凉爽，将要到深秋，而周围的草木还如夏日里一样茂盛。少陵原前是宽阔的樊川，更远处是终南山，那逶迤起伏的雄姿勾了出天边的轮廓。半原上小径边长满了杂草，路边有废弃的窑洞、零散的几家砖瓦房和关中村落中常见的椿树。与樊川路上公路上喧嚣相比，这条路很安静。

樊川

走了大约三里路，拐一个弯，一片挺拔松柏突然出现在眼前，松柏掩映着一处僻静的院落。房屋都是明清时候的样子，蓝灰色的瓦和低低的房子，院子背靠高高的土崖，整个院子面南。院子的大门对着台阶。

灰砖砌成的台阶布满翠绿的青苔，这些痕迹告诉我们这里很少有人来。踏着台阶向上走，拐一个九十度的弯，还是一样的台阶。朱红的大门紧闭，门不大，仅仅容的下两个人并肩走进去。抬头看，门额上三个字“杜公祠”。

这是长安人为了纪念杜甫修建的祠庙。

二

很多人来西安旅游，都想凝视一下兵马俑的严正，仰望一下武则天乾陵的气势，去感受一番千古一帝为自己营造的辉煌。没有人会以杜公祠为旅游目的地，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长安的少陵原的半原上有这样一个地方。

杜公祠​

曾读到了宋代人写的《游城南》，那里没有讲到杜公祠，而来的那条路上的那道土坡似乎是有记载的，名叫勋阴坡。后来读到明代文人的一篇游记短文，也只讲到了杜公祠旁边的牛头寺，还是没有提到杜公祠。

杜公祠修建于明代，后来毁于大火，之后在此处重建，就是现在的杜公祠。

曾经在成都寻访过杜甫草堂。那里很热闹，古木苍天，杜甫的塑像也在宽阔明亮高大的殿堂之内，比这里气派多了。杜甫草堂还特意建了一个茅草屋，让游人去遐想杜甫当年在成都的生活。与成都的杜甫草堂比起来，少陵塬畔的杜公祠太寂寞。

三

长安的乡党似乎很不慷慨，巍巍的诗圣，竟然只有用这么简陋的场所来纪念。不是他们吝啬，而是太挑剔了。

中国历史上，能写进二十四史的本就有限，而那些写进中国最辉煌时期的汉唐的历史人物，有太多的人在传记的人名后写着同样的这三个字：杜陵人。杜陵就是如今的长安。

仅仅就诗歌来说，在中国诗歌史上，绕不过的是汉唐，绕不过的还有杜牧、韦庄、韦应物，还有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他们都长安人，但都没有祠庙。

樊川曾经作为一位诗人的文集的名字——《樊川文集》，作者是杜牧。这位唐代诗歌的另一个高峰式的人物，在这里似乎被忘却。听说某些地方为了争“杏花村”所作而打笔仗，造声势，难解难分，这里的人似乎全然不知。他在诗文中一再提起的家乡村落——朱坡，还是只是杜公祠东面的原头上不足百户普通的村子。樊川依旧，朱坡依旧，只存在《樊川文集》里。杜牧也没有祠庙，唯独杜甫有。

四

李白在长安，大唐的宫殿是他歇脚的地方，皇帝、贵妃、宦官成了表演诗歌才华的配角。李白的长安之行是失意的，离开长安后遇到了年少他十多岁，对未来充满想象的杜甫。他告诉杜甫长安已非建功立业之处，杜甫不以为然。

对于李白来说，长安是陌生的舞台，是他乡。在杜甫心里，长安是不一样，这里有杜陵，有少陵原，有杜曲，有他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家园，也有他从祖辈那里继承的桑麻田产。没有长安之行，李白依然是李白，长安之行无损也无补于诗仙。然而，杜甫若没有长安十年，则只是一个普通的唐代诗人。如果是这样，凭借杜甫的才华，我们或许会在诗歌选集中读到他的诗作，但不会因此而震撼。

 杜甫

        

在杜甫所处的年代，孔子、孟子已是10多个世纪以前的人物，离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已过去6个世纪。儒家的学问已经没有了济世的那份真诚，往日经书中慷慨陈已僵化，蜕变为在热诚的外衣包裹下的进身的阶梯。当弹冠相庆之后，受难的大众被遗忘。

任何时代，当崇高的理想成为口号，当口号成为当权者自我标榜，再动人的学问也失却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失去了为了弱者呐喊的冲动，失去了进行真正思想的动力。

杜甫本也该如此的走一遭，如他的祖父杜审言那样，科举高中，入仕为官，在宦海中沉浮，拿俸禄养尊处优，去“潇洒送日月”，偶尔俯视一下卑微的众生。但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在长安十年，杜甫由一个官员的儿子，一个在泰山上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青年，沦落为“到处潜悲辛”的失意者。他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追求逐渐被无望的仕途压塌了。杜甫被时代所放逐，放逐在民间。

他不是生儿完美，只是在不断地磨练中去升华。

杜公祠

五

人类世界伟大的心灵往往要经历放逐的岁月。如果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能够安享晚年而不被处死，那么年轻英俊且有高迈才华的柏拉图将与众多弟子肯定陪伴他走完最后的人生岁月，那么柏拉图也就不会将自己放逐在海外。

没有漫长的放逐就没有思想的升华，柏拉图可能永远只是对苏格拉底的思念，古希腊的历史上多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少了一位光照后世的日月般的人物，也就没有了之后奠定整个西方世界思想方向的煌煌的巨著。

在民间多年，杜甫没有消沉，没有停止诗歌艺术的追求。他将不懈的追求与天才的诗情融会唯一，在时代的悲剧中奏出民族心灵史上的最强音。

在献了三大礼赋后，他终于谋得到了一个还算稍微满意一点的一个看守兵器的小官，得到了少许的俸禄。冬日的凌晨，很早他就踏上了征途，穿着单薄破旧的衣衫，从少陵原上出发，前往今天的蒲城去接妻儿。一路的所见，一路的感叹，一路的心酸，少陵原上的寒风，骊山上森严的皇家宫殿，渭河桥的窸窣作响，骨肉的永别，他彻底的完成了人生的重生，写就了《自京至奉先咏怀五百字》，这其中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仕途的理想塌掉了，然而，一个本该在盛世中庸庸碌碌的灵魂在此涅槃，一个世界级的诗人挺立起来了。杜甫从少陵原上起步，他真正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这个经常食不果腹，破衣蓝衫的人的行囊中有一首首写就的民族史诗。

六

当杜甫以罪犯的身份站在判官颜真卿面前时，这位磊落巍峨的书法名家心里可能会想:这位瘦骨嶙峋的迂腐的谏官着实让人敬佩，他能孤身从落入叛军的长安城独自涉险脱身。但颜真卿可能不会想到，在如此天下大乱，黎民涂炭的岁月中，只有眼前这位孤独的诗人记录了整个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乏战乱，也不缺少文人，缺乏的是这样伟大的悲天悯人情怀的诗人。没有杜甫的时代，虽有更惨痛的灾祸，更疼痛的伤口，更难以抚平的伤疤，往往只留下空洞的怒吼与悲愤的回忆。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光荣，亦或是悲哀。

后世的诗人没有人能超过杜甫，即便宋元明的诗词有很厚实的本子，也无法超越他的精神。孤寒的高峰耸立在那里，没有成为后来者攀登和超越的目标，而是成为远远的仰望。有仰望也好，至少杜甫以后的人们在杜甫的诗作中体味到了伟大，滋养了后世人中有那些责任感的人，不使他们太过孤独。

杜公祠之下，紧挨着就是杨虎城陵园。那是一位从唐代称作奉先的地方走出来的关中人，这里是他最后的归宿。一处是陵园，一处是祠庙，这两处紧挨在一起的地方神奇般的聚合在一起。他们都遥望着远处连绵的终南山。他们都处在历史转折的前沿，都被历史的洪流席卷。然而，他们都没有屈服于现实，那段历史属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