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粕与趣味，缺一而不可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十日谈》里面的一个小故事，因为已经略述过那个故事的主要内容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总而言之，做为一部世界名著的《十日谈》，确实是有很多糟粕污秽之处。也许，这样讲还不够，糟粕污秽几乎贯穿了这部名著的每一个小故事之中。世界名著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初读此书时，大概不免有此感叹吧。

然而，在外国的文学界却对于此书的评价颇高，似乎认为《十日谈》完全可与《堂吉诃德》，《巨人传》等等之类的小说相比肩，而这些作品，则被视为是欧洲小说的开创之作。而我们现在提到“小说”这个名词时，往往又都是以那些著名的“欧洲小说”而为范本的。在欧洲小说出现之前，世界各地所流传着的，只是一些吸引人的说书话本、传奇故事而已。这些故事，更关注的是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而并不强调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点，可以看做是故事与小说的分野。

塞万提斯，是一个穷困潦倒、命运蹇促的失败者，他在《堂吉诃德》里面直抒自己的心臆，创造出了一个执著倔强，注定失败，却仍然幻想着玫瑰色的高贵理想的落魂骑士，不知不觉之中，作者向我们展露出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且以此而感动了广大读者们。塞万提斯，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注入了他的穷困潦倒，然而，真正感动人的，并不是他的穷困潦倒，而是隐藏在穷困潦倒之后的某些东西。

同样的道理，写作《十日谈》的薄伽丘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富家子弟，他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注入了他的骄奢淫逸，然而，真正感动人的，是隐藏在这些污秽文字后面的东西。

所以，塞万提斯的穷困与他的善良热情，如影随形，是不可分离的，两者撞击迸发而形成了他的独特魅力。如果命运怜悯他，拨除了他的失意困苦，就好像是只有一块火石，打不出火花，我们也就无法欣赏到《堂吉诃德》的精彩表演了。

同样的道理，薄伽丘的污秽与他的快乐真诚也是不可分离的。如果用道德的理念纠正他的污秽，我们也就欣赏不到《十日谈》里面的有趣故事了。

 

所以，米兰·昆拉德在评论小说的艺术时，提出了：“小说，是道德悬置的领域”的观点，揆诸于《十日谈》的案例，似乎也验证了此一理论的有效。

米兰·昆拉德在他的那篇散文里大量地引用了拉伯雷的《巨人传》的情节，来论证“小说是道德悬置的领域”这一观点。《巨人传》里面的许多情节是荒唐无稽的，违反当时的道德观念的，甚至有许多对基督教大不敬的叙述。然而，当时的一些世俗长官们，甚至宗教首领们却能够以宽容、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这部小说，昆拉德认为，这才是我们所有读者都应该具备的欣赏小说的正确心态。

所谓的道德悬置，并不是不讲道德，而是说，小说所涉及的领域，往往是道德不必涉及的领域，如果武断地运用道德教条，很可能会轻易地破坏掉文学所最为珍视的瑰宝。

即使想一想我们国家传统小说里面的：鲁智深、曹操、贾宝玉、林黛玉……这些虚构的人物，如果用严格的道德观念去衡量他们，他们的文学魅力肯定都会被破坏无遗了。

 

与前面那篇文章所提到的《十日谈》第八天第八个故事有些类似，《警世通言》里面，也有一个有关于朋友乱伦的小故事。

三言两拍故事集是当时说书人的话本汇总，也承袭了当时说书人的一些习惯作法，在正式故事开始之前，有时候会先讲一个简单的小故事，热一热场子，叫做‘得胜回头’。这个有关于朋友乱伦的小故事，就是附录于《警世通言·范鳅儿双镜重圆》之前的一个‘得胜回头’，故事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靖康年间，陈州百姓徐信与浑家崔氏平安度日，丰足快乐。不料金兵入寇，刀兵大起。中原百姓们纷纷南走避难。徐信夫妻也在南逃的途中被乱兵冲散了，找不到了。徐信在途中救了一位姓王的女子，两人岁数相当，王氏也是在逃难时与丈夫分散的。后来，到了建康，生活安定下来，两人的亲人仍然都没音讯，于是，徐信就与王氏成了亲，一起生活。

后来，王氏的丈夫列俊卿找到了徐信，对他讲明真相。徐信就同意与王氏离婚，让他们旧夫妻重新团聚。列俊卿感激之下，引徐信来自己家中作客，却发现列俊卿现在的妻子正是徐信的原配崔氏，彼此抱头痛哭一场，徐信与列俊卿各自与前妻复合，两家人从此结成好友，经常来往。

三言两拍的集子里面，保留了许多有关于靖康之难的悲喜剧故事，反映了那场战乱带给中原百姓们的巨大创痛。而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又是比较深刻的，可以让读者们体会到剧中人物在面临灾难时的一种强大的生命张力。

但是，显然，当时的说书人认为这个‘停妻再换妻’的情节设置不好，应该修改一下。所以，在《范鳅儿双镜重圆》里面，讲了一个类似的因为战乱而夫妻分离的故事。只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吕小姐与丈夫范鳅儿失散以后，矢志不嫁，修行十年，终于意外地与丈夫重逢了。

经过这样的修改以后，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情感的张力就完全消失了，混在三言两拍的故事堆里，没有任何出众的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