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父辈

 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们这样的笑。放下了包袱，破碎了梦想，就是那种笑。笑我们曾经认真过的所有事儿。前头没有值得期盼的好事，身后也没有留下值得自豪的以往，就是无价值的流年，也所剩不多，明明破罐子，也破摔不起，摔了连破的都没了，那种笑。

——严歌苓《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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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峰。

1973年

我从山东背着行囊来到成都，加入当地的文工团。因为小时候家里穷怕了，而我又是老大，什么事都习惯亲历亲为。不知不觉，我成为了大家需要的人，一个能够让人信任，甚至尊敬的人，组织也开始认可我。我认为一个集体，是有时代精神的，作为成员，是应该积极融入并塑造时代精神的。那一年，我二十岁。

1978年

因为“触碰”事件我被下放，成为了一名伐木工。昨天神坛上的偶像，在今天会被践踏在脚下。那些追随的朝拜者，一夜之间成为嘲讽者。那之后，我不再幻想成为领袖，因为领袖被塑造得冷酷至极，完美无瑕，而我是血肉之躯，带有瑕疵。那年，我二十五岁。

1979年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成为了一名军人。在战场上，我失去了右臂。新招的兵蛋子还没打开枪壳就被炸的体无完肤，我的眼前一片血肉模糊。有一次我失血过多，差点死在战场上，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又被捧为英雄。我花了后半生去寻找哪个兵蛋子的墓碑，还是也没有找到。

我感到既愤怒，又悲凉，军人用生命执行国家的最高意志，而这意志让生命化为虚无。

我虽然活着，却开始质疑活着的意义，以及国家意志的正义性。

那年，我二十六岁。

1980年

我转业回成都地方，成为一名党支部书记兼保安。我与当地一名公交售票员结婚了，并生下一个女儿。生活平平淡淡，总像缺少了什么。有几个最好的战友开始南下深圳做生意，招呼我帮忙。

有什么比帮助出生入死的兄弟更重要的呢？我义无反顾。

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1981-1990年

这十年我都在深圳和海口打拼。最开始做图书生意，后来又做保安生意。说话直，性子急，讲义气…我拥有从商的所有禁忌,离赚钱总是差那么一步。但我也不着急，因为最初也不是为了钱而来的，只要能帮得到战友，我就很满足。

公交售票员妻子在我离开不久就和我离婚了。我把赚到的钱定期邮回老家给父母和孩子，没有太多的积蓄，但也没有太多的负担。

我没有家庭，换过几个女朋友，也只是为了搭伴过日子。

我三十七岁了，失去右臂的不便让身体大不如前。

1990-2015年

我回到了北京，和侄子一起做保安生意。这期间，小曼恢复了，并来到了北京，时不时和我见面。14年，我被诊断出肠癌。是小曼陪我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我感受到了爱，虽然带有遗憾，但也满足并感恩。

2015年

我是刘峰。

我的青春殇于二十五岁的集体背叛。

我的信仰陷于二十六岁的血肉模糊。

我的生命逝于六十二岁的平凡无声。

我选择微笑着离开。

致父辈

我曾经拥有绽放的青春，它绚烂之极。

我也接受多舛的生命，它朴实美丽。

我是一颗螺丝钉，却有着它坚硬的纹路。

这是我的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