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六五：抬杠

《传习录》六五：抬杠

问：“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功夫？”

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很显然，陆澄在这里和王阳明抬了个小杠。

《大学》讲“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所以，在陆澄看来，要求“心正”，必先求“意诚”，而“意诚”有个前提，那便是“知至”，也就是“知”到极点，应知尽知。

在现实的学习、修养过程中，陆澄等学子又时常受到老师“克己工夫”的影响，在王阳明看来，所谓的“克己工夫”，其实就是不断地“去人欲，存天理”，去一分人欲，便多存养一分的天理，等到人欲去除殆尽，天理便充满内心，天理充满的人心，如同被擦亮的明镜，可以达到“随感而应，无物不照”的程度。

陆澄的疑问是——学者对天理、人欲，很难真正做到尽知，不能做到尽知，便意味着“知”未“至”，这种情况下，自然也难达到“诚意”，至于此后的修齐治平，便更加的可望不可及了。

客观来讲，陆澄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世界科学精神萌芽的时代了。科学的内核是“求真”，陆澄很难不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问题是《大学》所说的“知至而后意诚”也好，王阳明所说的“去人欲，存天理”也好，都是一种哲观，和科学压根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作为科学的“知至”，无外乎两种状态，知了或者不知。而作为哲观的“知至”则只有合适、不合适，也就是说能不能引发“诚意”的问题。其间可以有无数种状态，可以先引发了“诚意”，再回过头来知得更多，再回过头来从另一个角度作更深的理解，从而引发新的“诚意”。

王阳明讲的“天理人欲”，其实也是一种哲观。他是那么看的，也是那么实践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好讲。

作为哲观的“天理人欲”，你觉察到了，你就老老实实去切己用工就好。此时觉察到一丝私欲，就用克己的功夫去屏除它，于是，便存一丝的天理。这个过程就像行路，看准了，就老老实实去走。有分歧的，就老老实实去问，问明白了再去老老实实地走。如此，才有抵达目的地的一天。

毕竟，王阳明的时代，还没有北斗导航，还没有某德地图，如果非要到“知至”了才去行动，恐怕到死都不会挪个窝。于修身而言，自然难以获得相应的精进。

除此之外，王阳明承袭孔子的思想，对“虚文胜而实行衰”的世风是深恶痛绝的，孔子一生删六经，王阳明反对学者丢开“学为圣贤”的目的去“穿求文义”都是同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对社会“虚文胜而实行衰”的弊病有所矫正。

实际上，“虚文胜而实行衰”的弊病还进一步鼓噪起人的“好高骛远”之心。实实在在的常情、常理、常道少人关心，常人反倒是对那些不可企及的，暂时不知的事情充满好奇。不少学者整日慨叹于那些难以“尽知”的东西，却对眼前可知、可行的无动于衷。

表面上看，陆澄是在和老师抬杠，深层次讲，也是受这种好高骛远思潮的影响，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超出能力边界的“知”上，忘掉了“知行合一”这回事！

关于“抬杠”，山东曲阜地区流传着一个故事。

有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在外面做事，碰到一个外地人，那个人听说对方是孔子的学生，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向这位学生请教“一年有几个季节”？孔子的学生开心，说：“这有什么好请教的？一年有四个季节”。对方说：“不对，一年有三个季节”。两个人争得上头了，坚持要打个赌，谁的答案是错的，要向对方磕三个响头。

于是，两个人找到孔子，说明来由。孔子听了，马上说：“这有什么好争的，一年有三个季节！”孔子的学生不情愿地向那个人磕了三个响头，等来人走远了，拉着老师说：“一年怎么会只有三个季节呢？”

孔子笑了笑说：“你没看那个人浑身上下都是绿的，一看就是个蚱蜢，在蚱蜢的世界里，只有春、夏、秋三个季节，它们是没有见过冬天的，同它有什么好争的，磕三个响头又不吃亏！”

如果有人刻意抬杠，不要计较那么多，你们两个之中，一定有一个是孔子所说的“三季人”！

抬杠，最不适合学问上的精进。有些杠，不抬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