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走出大山

在我们下乡三年之后的一九七二年，知识青年迎来返城的高潮。那是一个让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的大好消息，全社会都欢呼雀跃。因为知识青年们终于可以回到故乡与家人们团聚，家长们也终于盼来自已的子女回到身边。

我们新民大队四个生产队的十多个知青开始返乡。我们一队的杨传瑞、王宗元、李肇琍、李肇琍的妹妹；二队的冯大卫、梁和、唐沙波、肖宁凤；三队的袁长江、龚长宁；四队的王宗笠、刘明白。这十二个人全部都“刑满释放”，只留下我和鲜继錦二人回不了城。

我不能回城是因为政审材料上写了我父亲“问题不清楚”几个字。这几个字可把我害惨了。如果写的是“资方代理”、“资产阶级”之类都还好办，至少问题是清楚的。但是“问题不清楚”，招工的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我大弟刘明白的档案是否与我一样我不知道，但明白会拉手风琴。这一拉，招工的就把他收了。我本来也可拉拉小提琴，但明白把我的小提琴偷偷拿回城去卖了，用那钱为自己买了一个旧手风琴，我就什么表演道具也没有了。鲜继錦倒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回城我不清楚，恐怕是因为他的父亲解放前是重庆的大资本家。他后来比我还要惨，一直在兴隆呆了八年，此是后话。

我的同伴们一个个地都离开了，我们新民一队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单影只”，热气腾腾的屋子变得异常冷清。晚上、月冷风清，没有一丝人气。因为我们后来独立门户，搬到专为知青修的木屋，离社员们又远，所以，她们走后，我就一个人独守几厢空房。寂寞孤独差点要把我淹没，住了不多天，我就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父母为我回不了城焦急万分！他们到处托人帮忙，使劲要把我调出来。当时，最有“权势”的恐怕就是我的六姑爷和隔房的彭姑爷了。六姑爷在市委工作，是个一般干部。彭姑爷是革命干部，级别也不高。我爸就去求他们帮忙，他们又去求别人帮忙，爸妈还去找过我的老师。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想到了、试过了，还是一愁莫展。于是，他们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小菊、实在回不了城也没得关系，好好劳动，争取今后在兴隆区上的小学教书，当个小学老师也要得。”我们生产队的那些热心婆娘还打起了我的主意，准备給我找个“好婆家”。有一天，一个本家（刘姓）把我叫到屋里，给我煮了一斗碗油醪糟鸡蛋，里面整整有十二个。我本来平时就饿得慌，加上回不了城又气得慌。我端起那一斗碗醪糟鸡蛋，駦都没打一个，三下五除二地吞进肚里。我心想，不管他们为何招待我，不吃白不吃，管他妈的哟！刘姓大嫂见我这个样子，吱吱唔唔地也没说出个名堂来。

家里传来的全部是不好的消息，真的似乎是“山穷水尽”了。我的结局似乎就是呆在兴隆大山区，争取在兴隆小学当个老师就是最好的出路了。但是，我不甘心！我才不在这个山洼洼呆下去，去他妈的哟！一个异常强烈的念头出现在脑海：我一定要跳出去！我要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回重庆誓不罢休！

我胸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悲壮意念，打点行装，立即起程，回到重庆。

回家后，我自己又去找了两位姑爷打听情况，又去找了另外我认为还可做做工作的熟人。在这些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怎么办。有一天，不经意中我听说某某回重庆是顶替她妈妈的小学教师名额。我一想，我妈妈也是小学教师呀！我也可以顶替她的名额呀！但父亲的“问题不清楚”仍然是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找谁去申诉呢？突然、好似一道亮光，我想到了教育局。“我应该去找重庆市教育局的人”，我脑子出现这个念头。但是，我不认识重庆市教育局的人啊！親友中也没有认识重庆市教育局的。其实，我们住家离重庆市教育局很近，也就三十多分钟的路程。干脆我直接到教育局去，但是，找谁呢？教育局长！我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对了，对了，干脆就找教育局长！找他才“关得到火”（解决得了问题）。到教育局去找到局长办公室，就找到局长了。这下子，事情就有眉目了。但是转念又想：找局长的人肯定很多，办公时间、人来人往，局长有时间、而且静得下心来听我的陈述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即使他接见我，但事情多，忙忙慌慌的。我本就紧张、而且也不得不忙忙慌慌地说几句，事情得不到解决，反而把这个最宝贵的“机会”也用废了。如果这样，我真正的是无路可走了！

于是，我放弃了到重庆市教育局找局长的念头。

我又开始盘算起来：一定要找到局长跟他仔细说明我父亲的真实情况，这是肯定要做的事情了。不能到教育局办公室找他谈，那么，我何不到他家里去谈？一想到这个主意我觉得太过唐突、有些过份。我不认识他，连个介绍人都说不出来，教育局长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认定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我一想到如果这次回来我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就只好又回到酉陽兴隆。天啦，那怎么得了！我又回到那一排空房子，一个人扛着挖锄去劳动，我今后什么都是一个人，我就这样在农村呆下去？

想到这里，我什么也顾不得了。我跑到重庆市教育局去打听局长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还好，我得到了这些信息。其实，教育局长住的地方离我家也不远，教育局的员工宿舍就在体育馆附近，比教育局还近些，只需走三十分钟左右。我打算在他晚饭休息一下后我再去，这样，他心情放松，比较好谈话。我又把要跟他谈些什么在脑子里仔细地想了一遍。于是，第二天摸约七点左右，我出发到教育局宿舍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的晚上。那天不巧天下雨，傍晚时分愈发下得大起来。我撑着一把黑伞在雨中顶风而行，大滴大滴的雨点打在伞上，地上的雨水都“流成了河”。我费力前行，那把旧伞经不起大雨的冲泼，伞沿下塌，雨水直流。我的头发、衣服都湿了许多。终于走到教育局宿舍，但局长倒底住哪个门洞我却不知，又得打听。还好，有一人刚好开门出来走到过道，我赶忙向他打听教育局长的家是哪个门。这人给我指了门，又加上一句说，教育局长在开会还没回家。于是，我就站在门道等，我的那把伞上流下的水把地面打湿了一大片。

我忐忑不安地等啊、等啊，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慢。我想局长快点回家，但又想他晚点回来，好让那个重大的时刻不要来得这么快。

终于，我看见一个男人走进过道。凭着直觉，我知道他一定就是教育局长。

“马局长，我找您，我等了很长时间了。”

“你是......？”他觉得有点奇怪。

“我叫刘明琼，下乡前是重庆市第六中学的学生，杜贵文是我们的校长。”

“啊、啊、进屋谈！”他见我一身水湿淋的，一副单薄斯文的样子。而且，教育局哪个人不知赫赫有名的杜贵文，她可是重庆市教育部门的权威人士，老革命、老校长，人人见她敬畏三分。

我在他家的沙发坐下，定下神来，一五一十地向局长摆了我父亲的问题。显然，我父亲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接着，我又告诉局长，我在六中学习时不管是在初中、还是在高中，我都是学校的优秀学生，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还告诉他，我的英语特别突出。高中时、我和班上的另一位同学甚至被邀请到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优秀班级去表演英语口语对话。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学英语，三个多月啃下一本英文原著，我记了超一万个英语词汇、短语。我还自己跟着“林格风”（当时有名的英语口语唱片）练口语......我越说越不紧张、愈没有顾忌。我这个从不喜欢夸耀自己的人，在局长面前把自己大大地夸耀了一番。我说起自己的英语水平这么棒，就好像我是一个英语专业的高材生似的！我又跟他讲了有人顶替母亲在小学的位置回城，我的母亲也是小学教师。

局长开始的脸色是比较严肃的，但后来他渐渐露出笑容，变得越来越亲切。听到最后，他对我说：“好吧，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我们要讨论讨论，你回去等消息吧。”。

我知道，我成功了！

不久后，我接到通知，叫我到重庆第三师范学校报到，在那里接受一年的英语培训。我高兴得直跳，一天四处奔跑相告，巴不得有个大喇叭直播！我终于用英语这块砖，敲开了光明前途的大门！这是我一生中最大最关键的一次拼博和努力，虽然后面我也做过无数次的拼搏和努力，但没有哪一次有这次这么重要和关键。因为，这次“死马当活马医”的决心、意志和精心设计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次拼博的成功也让我认识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命运似乎真是安排好了的，我是通过顶替母亲的教师名额从乡下回了城。于是，我就注定要“从一而终”地当一辈子老师。从那时开始直至我六十三岁退休，我一直战斗在教育战线。我也没有辜负那位帮助过我的教育局长，我一直在兢兢业业、富有创造性地工作。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走出了大山。

那时我没想到，我后来还走向了世界！

走向广阔的世界

刘明琼

2020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