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3.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文 | 王 兵
父亲梁济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父亲最后问到。
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父亲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梁漱溟在对话的最后，提到他父亲，说他当时自己参加革命，是要推翻清朝的，而他父亲却是在清朝做官。父亲知道了之后，并没有因此发怒或责备他。只是说在他们这样的家庭里头，不好这样做，可是他也没有怎么样干涉梁漱溟参加革命。我想，他父亲应该是个很开明，很有涵养的人，最后自尽，我想他一定有远高于自我的理由，摘抄他遗书中的只言片语：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没有遗憾的人生
艾恺问梁漱溟，假如先生现在返老还童，您能从头开始，您的事业会怎么样？梁漱溟边笑边说，我没有往这边想过，我要做的事情主要是「人心与人生」这个书，书已经做成了，那我已经好像是满足了。
艾恺继续追问道，如果您现在十几岁，你会改行还是跟原来一样做学者？梁漱溟说，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践的这么一个人。但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
文革时，梁漱溟也受到了冲击，自己被关到偏房，妻子被打，血透在衣服外面，家里的衣柜都被摔，床铺也被拆了，藏书、字画、还有父亲、祖父、曾祖的一些东西都被烧了，纸灰成堆，撮了三天才撮完。他的学生、好朋友、侄女，女婿都被赶上火车，由红卫兵押着去南方。
艾：(您夫人)被打过后有没有送医院？
梁：没有送医院。
艾：那时候有没有老朋友来看您？
梁：彼此不来往，谁跟谁都不来往，怕惹事，尽可能的不出门，像是出门买菜、买饮食，都不出去。尽可能地在自己厨房里头还剩下什么东西都吃，十几天的都不出门，不出去，更不往来，朋友亲戚不往来。
艾：那当时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您心里在想什么呢？
梁：我开头就是收到这种冲击心里有点不愉快，开始很少的几天我就过去了，就没有什么不愉快了。过去了我就开始写东西，写文章。这时候没有参考书，书都毁了，但是我凭我脑子里有的东西写，我现在那个稿子还有，写的是「佛儒异同论」，儒家、佛家异同论。
艾：那您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是毛主席……
梁：发狂？
艾：是啊。
梁：我倒没有那样看，我就是觉得他有些乱来吧。北京闹，各处都闹。……后来他就感觉有点不行了，他一再说，说了又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武斗遍国，烧房子，打人，都乱来了，他这个时候他的话都无效了，他不要武斗，武斗遍天下，他也制止不了了。
艾恺问梁漱溟，您这辈子最大的失望，或者遗憾是什么呢？
梁漱溟回答说「没有。」
佩服
艾恺问梁漱溟，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梁漱溟说，年轻的时候，最佩服章士钊，再一个是章炳麟，后来还有梁任公。还有一个林先生，也是我很佩服的，在思想上，为人上都是我很恭敬的。也许有些人不大注意他，他名字叫林志钧，其实呢，他最为梁启超所佩服，梁先生临死前把自己一大箱子著作、手稿，嘱咐自己儿女交给林先生，要林先生审定哪个要，哪个不要，最后出了「饮冰室合集」。梁任公是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他要大有作为，可是这一点林先生没有，林先生就嫌梁任公、讨厌梁任公有点乱七八糟。
艾恺接着问，您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漱溟说，恐怕还是毛泽东。
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原始的佛教现在管它叫小乘，小乘自己规定了三个条件（三法印），一是诸行无常，也就是没有恒常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中。二是诸法无我，诸法之所以要加一个「诸」字，是因为无论是有生灭的「有为法」，还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都没有自性。三是涅槃寂静。梁漱溟在对话中还提到了不生不灭和生灭是一回事情，包罗万象和空无所有也是一回事情，不过我并没有读懂这一部分。接下来大乘法则是在小乘的三法印基础上，再回到世间来「不舍众生，不住涅槃」。这一点，有点像儒家的「不独善其身」。
佛教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觉悟到人生是一种迷误，是一种糊涂，糊涂在哪呢？就是执着与我，所谓「我执」。
佛家有两种「我执」：一种叫「分别我执」，一种叫「俱生我执」。俱生我执就是与生俱来的的，不等到分别心就有的。佛家和儒家的不同就在这里，佛家要彻底地破执，而儒家破分别我执，但不破俱生我执，因为生命就坐落在俱生我执上，有了俱生我执才有了饮食男女的一切活动。儒家要我们做一个完全真的人，它不要做神。儒家跟所有人一样，穿衣吃饭，饮食男女，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在八个字「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天气很好，我很高兴，愉快，这是物来顺应。这个时候没有「分别我」，只有「俱生我」。因为有这个我，才哭，才笑，有哭有笑没有妨碍，还是廓然大公。佛家则不止如此，你比如拿刀砍我，我会痛苦，就算是孔子，他也会痛苦，但如果拿刀扎佛，佛不会痛苦，他已经超过了这个。我仅仅是爱这个佛教，喜欢佛教，佩服佛教，可是仅仅如此而已，我还是一个平常的人。
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说的「仁」是什么呢？它很像是一种敏锐的直觉。孟子喜欢说「良知良能」，那个就是现在说的良心本能。当然这个说法只是近似，不很对，但也不全错。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你把仁说得太高深，就偏了。但也不能理解得太浅，因为人生活在社会里，他容易随着社会走，习俗上说对，他就跟着走，习俗上说不对，他也跟着走了，但是每个社会，每个时间段都有不同的习俗，所以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也是常有的事。那人类有没有一个普遍的价值标准呢？说没有，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礼俗。但说有也是有的，不是世俗之理，而是真理，「极高明而道中庸」，很少的高明人，他们自己看到了真理，能够超出众人，站得高，看得远，但不愿脱离社会，走的路还是中庸的路。我从武志红老师那学来一个理解：对世俗规则的掌握是一个维度，而内在人性的成熟又是另一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同时都高，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彻悟
彻悟是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大变化，不是个普通的事，不是普通的「哦，我明白了」，不是这样。在彻悟上，阳明先生有他的彻悟，我不够。阳明先生门下有好几个重要的人，有一个姓钱的，后来很出名。他听阳明先生的教诲，跟师兄前辈请教，但总觉得不行，没悟道。后来他就跑去庙里头静坐「习静」，然后悟于深的静的时候，他就恍然，好像从那个黑暗中看见天日一样，这个就是说他彻悟了。他彻悟了就跑过来问老师，问阳明先生，阳明点头说对了，对了。但是又告诉钱，你不要告诉别人，虽然你得利于「习静」，这么样得到彻悟。但你去帮助别人，指点别人，容易出毛病，你还是让他「致良知」，随世用功，就是不要躲开众人，躲开复杂的环境。阳明先生这个完全对，为普通人设想。这个样子也慢慢地能够深入，虽然不容易，但也能慢慢地深入，对普通人说法，就是随世用功，随世致良知，引用「中庸」的话，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明心见性了。
无为
梁：说假话，它就是有所为，有所贪求，为了那个才说假话。
艾：但是说假话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有所为，也有好意说假话的。
梁：好意也是有所为，我心里有什么，我就是什么，坦白说出来，这就是无所为。有所为都是曲折的，无所为是直接的。
每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都不同，古今的不同，地方空间的不同，各有各的道德，因为各有各的道德，所以不是真道德，实际上是礼俗。真道德是自觉自律，生命力很强的人，他可以不随俗，他能够自觉自律，不随俗，所以不管旁人的诽笑、反对，本着自己的自觉自律来行动。
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
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在政协，每礼拜有两次小组会议。在小组会议上大家都要说话，他也不得不说，于是他说「我不懂这个在政治上有什么必要，也许毛主席认为有必要，但我既然不懂，也不能随着大家去批孔，毛主席既然允许不同意见的保留，那我就保留意见，我不说，当然我也不说反对的话。」可就是这样，他们随大流走的人还是觉得他这样单独立意跟别人不一样，就批评他，反对他，到最后五个组连续好几百人一起批判他，批判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到最后，问他「你有什么意见，感想？」，梁漱溟就说「我就引用论语上的话，说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匹夫不过一个人，可是他的意志没法剥夺。
这个世界会好吗？
不少的惨事，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事，它还是要来。不过我认为人类历史总是在不断发展，它不会停步的。既然它会自己发展，停不住也拦不住，在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有破坏。但我们总是还要求着避免的，我们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如此，你悲观又有什么用呢？而且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还有件有趣的事
说有次开会，胡适问金岳霖
「我写过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
「看过，很好很好。」
胡适很高兴「你觉得怎么样很好？」
「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
「一句什么话呢？」
「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因为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是不好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