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中 |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五）
作者简介：宋立中，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
文章原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江南士人鲜花鉴赏实践及其休闲文化的建构
江南士人对于生活艺术化的努力体现在许多方面，不只鲜花鉴赏一事。举凡园林雅集、书画品鉴、古董收藏、听戏弹琴、饮酒品茗、旅游交友等等，无不是他们刻意经营的人生理想。鲜花鉴赏是其努力营造艺术化的生活空间的一种实践，并形成了本阶层独具的休闲文化。
(一)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及闲雅生活的营造
陈宝良认为，晚明社会由于追求物欲与享受，其社会风尚又开始趋向于艺术化。从阶层上来说，起始于士大夫有闲阶层、富商大贾，渐及一般民众；从地域上来说，起于三吴，渐及全国。对此笔者较为认同，但这种过程是否为截然两分，还有待商榷。但大俗之后，是否“大雅将还”，从江南士人鲜花鉴赏与闲雅生活的营造中亦可窥见一斑。
第一，文人雅士以自己的审美趣味，营造闲雅的生活空间，形成一个自足的微观环境。许多有较高审美能力的文人雅士多极力经营其生活美学，营造闲雅的生活空间，如张大复、张岱、屠隆、文震亨、陈继儒等。晚明苏州府长洲县人文震亨谓，茉莉、素馨、夜合，“夏夜最宜多置，风轮一鼓，满室清芬”。(40)而张岱则用栽花种竹方式装点自己的居所——梅花书屋。“西瓜瓤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岁满三百余朵。坛前西府二树，花时，积三尺香雪……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前后明窗，宝襄西府，渐作绿暗。余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慕倪迂‘清’，又以‘云林秘阁’名之。”(41)彷佛元代大画家倪云林之所居，故以此名之。
袁宏道为此列举花快意十四条，皆与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即“明窗，净几，古鼎，宋砚，松涛，溪声，主人好事能诗，门僧解烹茶，苏州人送酒，座客工画花卉，盛开快心友临门，手抄艺花书，夜深炉鸣，妻妾校花故实”。以上十四条多为雅事，鲜花处于这样的环境应当颇为快意的，这其实是表明士人的主观情绪，非关鲜花本身；而下列环境下赏花，则是对花的不敬，即所谓的“花折辱凡二十三条”：“主人频拜客，俗子阑入，蟠枝，庸僧谈禅，窗下狗斗……破书狼藉，福建牙人，吴中赝画，鼠矢，蜗涎，僮仆偃蹇，令初行酒尽，与酒馆为邻，案上有黄金白雪、中原紫气等诗。”(42)以上所列皆为俗事，赏花为清雅之举，讲究意境，雅俗不相容。
第二，寻芳览胜，调节身心，获得审美快感，达到物我交融的空灵境界。寻求名花异卉成为许多江南士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借此沉浸在一种幽雅而恬静的环境中，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生命状态。《遵生八笺》的作者高濂记载道：“桂花最盛处惟南山龙井为多，而地名满家衖者，其林若墉若栉……秋时策蹇入山看花，从数里外便触清馥。入径，珠英琼树，香满空山，快赏幽深，恍入灵鹫金粟世界……归携数枝作斋头伴寝，心清神逸，虽梦中之我，尚在花境。”(43)
杭州西溪一带每届花朝时节，“梅花甚盛，沿亘十余里，清芬袭人，中多别业，往往高人逸士托足其间”。(44)康熙时人刘廷玑也有沉浸于香海之亲身感受。“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为幽绝……深极处香风习习，落英沾人衣袂。所持酒盏茶瓯中，飘入香雪，沁人齿颊。觉姑苏元墓邓尉，犹当让一头地也。”(45)高濂不仅种花，也寻花，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菊为花之隐者，惟隐君子山人家能艺之，故不多见，见亦难于丰美。秋来扶杖遍访城市林园山村篱落，更挈茗奴从事，投谒花主，相与对花谈胜，或评花品，或较栽培，或赋诗相酬，介酒相劝，擎杯坐月，烧灯醉花，宾主称欢，不忍热别。花去朝来，不厌频过”。(46)类似高濂、刘廷玑这样的寻芳讨胜者在江南士人中比比皆是。李日华曾在《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自己多次来往于苏杭之间寻访名花的经历。
第三，作为斋头清供的插花艺术的精研，体现文人文化的特有内涵。“瓶中插花，盆中养石，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47)作为斋头清供的插花技艺是很有讲究的，举凡花瓶、花卉的选取、姿态、环境空间等都要适宜。袁宏道、文震亨、高濂等对此基本持相同的审美主张，体现了本阶层文人鉴赏文化的一般倾向。
(1)插花的选择。清初苏州人沈复(1763-1808？)深得江南著名园林专家张兰坡的真传，对瓶花的选材非常精通，颇能代表文人士大夫的鉴赏品位。他说：“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瓶口取阔大不取窄小，阔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于瓶口中一丛怒起，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所谓‘起把宜紧’也。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花取参差，间以花蕊，以免飞钹耍盘之病；叶取不乱，梗取不强；用针宜藏，针长宁断之，毋令针针露梗，所谓‘瓶口宜清’也。”(48)
此外，插花与其装点的环境和氛围必须相宜，“瓶花置案头，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绕吟魂；杏蕊娇春，最怜妆镜；梨花带雨，青闺断肠；荷气临风，红颜露齿；海棠桃李，争艳绮席；牡丹芍药，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开笑语；幽兰盈把，堪赠仳离。以此引类连情，境趣多合”。(49)
(2)花与瓶必须相宜。作为文学家，袁宏道极精鉴赏之道，他对插花之瓶的选择很有心得，颇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审美风格。他说：“养花瓶亦须精良。譬如玉环、飞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贺、李，不可请之酒食店中。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斋瓶宜矮而小；铜器如花觚、铜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匾壶；窑器如纸槌、鹅颈、茹袋、花樽、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与家堂香火何异，虽旧亦俗也。”(50)将花瓶分为铜器、窑器两大类，皆尚古风。
高濂将瓶花分为堂中插花和书斋插花两种，两者的瓶式和质地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如果堂中插花，就要“以铜之汉壶、太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傍，或置几上，与堂相宜”，“冬时插梅必须龙泉大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高三四尺已上，投以硫磺五六钱，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如果是书斋插花，那么“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头瓶、花觚高低二种，八卦方瓶、茄袋瓶、龙泉窑瓶、定窑花尊、花囊四耳小定壶……”，(51)等等。张潮则就具体瓶式与花的搭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养花胆瓶，其式之高低大小，须与花相称，而色之浅深浓淡，又须与花相反。”(52)
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插花理论中所主张的瓶式，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文艺领域中的复古主义倾向，也受到当时古玩鉴赏审美倾向的影响。凡勃伦认为，从爱好的理论方面来说，(有闲阶级)对于古风崇拜的一种公认的典型的表现，不论这一典型是依据什么理由获得公认的，也许最好是把它看成一个审美因素。(53)
(3)插花姿态须有画意。从明末清初文人对插花艺术的普遍审美倾向来看，皆认为插花须有画家写生之态，方为佳妙。袁宏道说：“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53)高濂认为：“折花须择大枝，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令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54)沈复则针对不同花卉插瓶提出不同要求，“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当“以疏瘦古怪为佳”。(55)总体来说，江南士人精于鉴赏，深受传统绘画艺术的熏陶，在插花艺术和盆景制作方面达到融会贯通之境界。
(二)江南士人凭借文化资本以凸显其鲜花鉴赏文化的阶层属性
布尔迪厄在其代表作《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中研究了文化资本、习性、鉴赏趣味等问题。他认为，对高雅与低俗、精致与低劣、独特与平庸、新奇与陈腐等各类商品与服务的不同消费偏好，代表了不同的消费品位。人们通过不同的消费模式选择来树立自己的风格，展现自己的品位，并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区分开来。(57)江南士人凭借其文化资本采取歧视性对比手段，以达到与世俗阶层相区分的目的，营造属于自己阶层的鲜花鉴赏休闲文化，其大致采取如下几个途径：
首先，闲暇是鲜花鉴赏的必备条件，有闲本身就是身份的标志。赏花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有闲。田艺蘅就认为，闲暇并非人人可得，拥有闲暇就是拥有名望，可以进行文化创造活动，“余性极爱闲，而闲中不能静处，寻诗、问酒、灌卉、调禽，实无暇时”。(58)凡勃伦认为，从希腊哲人的时代起直到今天，那些思想丰富的人一直认为要享受有价值的、优美的或者甚至是可以过得去的人类生活，首先必须享有相当的余闲……这种价值，一部分是以有闲作为博取别人敬意的一种手段时的功用的反映，一部分是借此在精神上得以获得调剂的结果……有闲生活是金钱力量的，因此也就是优势地位的最简捷、最确凿的证明。(59)所以张潮认为：“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60)当然，闲也能赏花。
其次，士人拥有鉴赏鲜花的文化资本，这也是其优越感的体现。鲜花鉴赏不是一种生产行为，而是一种休闲消费行为，是雅致生活的表现，是一种身份符号的象征、高贵优雅的标志。所以当时的士人皆以精于品鉴而与普通民众相区别，借以展现自己闲雅的生活情调。伍绍棠说：“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盖贵介风流，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指《长物志》——笔者注)。”(61)但明清江南的情况是，为封建士大夫及文人所专有的特权，如今被普通大众所纷纷效仿，鲜花消费亦然。(62)黄省曾说：“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凿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以此务为餮贪，积金以克众欲。”(63)因社会风气使然，吴中普通民众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往往有一种虚矫的成分在内，时人称之为“伪为雅”。明人王衡说：“盖今人多伪为雅，而吾吴尤甚。兰菊几家置一谱矣，次则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极矣。”(64)
根据上述分析，江南鲜花鉴赏、消费之群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层：普通民众、商人阶层、士人集团(包括封建士大夫)。商人阶层之所以附庸风雅，其所企羡的是士人阶层富有的文化资本，而财富上则远远高于普通的士人阶层。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尽管在晚明开始动摇，但毕竟不是主流。高雅的风度、举止和生活习惯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有效证明，因为好的教养的养成是需要时间、实践和费用的。较高的鲜花品评能力是长期艺术熏陶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资本，其较之财富的获得，在某种程度上，难度更大。这也是士人阶层极力抵拒商人阶层及下层民众的重要原因。比如《长物志》作者文震亨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是著名文人文征明的曾孙，天启状元文震孟的弟弟，工诗善文，书画俱精，作山水继承家风，兼具宋元诸家笔意，韵致极佳，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
宋立中 |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五）
再次，江南士人借鲜花鉴赏的歧视性对比，表现文人文化的雅致化趋向。商人阶层以夸示性消费作为博取名望的手段，即为士人阶层所鄙薄的所谓“富贵容”。这体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生活品位和鉴赏水平。
凡勃伦认为，“歧视性对比作用的倾向，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人类性格的普遍特征”。(65)士人阶层通过与下层民众、富裕商人鲜花鉴赏水平的歧视性对比，极力构建属于自己阶层所认可的闲雅的生活形态和鉴赏文化。但现实生活中，富裕商人及其子弟附庸风雅，极力模仿文人闲雅的生活情调，致使雅俗莫辨。沈春泽在为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作序时曾表达了当时雅俗对立的状况。“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诫不谈风雅。”(66)张大复也抨击过下层民众世俗化的鲜花鉴赏行为。他说：“卖花，古之遗事，然未有无所不卖如今日者。少游白下，闻卖花声，心乐之，吾乡故未有也……年来老妇稚子，敝敝于道，典花取钱，市贾无异，插串谬种，非意所及。至有豪右之族、闺房之雋，转相效慕……好华而甘伪，世贫而情窄，乌乎知其所终也哉！”(67)
在张大复看来，没有鉴赏能力和文化品位的“老妇稚子”对于鲜花的态度是与“市贾无异”，其插花艺术水平极低，张氏鄙之为“插串谬种，非意所及”，而“豪右之族、闺房之雋，转相效慕”，则是“好华而甘伪，世贫而情窄”的表现，亦即世风的体现。张大复通过歧视性对比，表达了本阶层的审美理想和与世俗相区分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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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生活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在生活理念上的反映，便是有别明以前社会的一些新气象的产生。金钱观念使得社会生活开始世俗化。江南士人因为仕途险恶、科举仕进之路拥塞，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情调。他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通过古玩、图书、园林、游览、赏花等为媒介构建属于自己阶层的休闲文化，达到抵拒世俗浸染之目的。而赏花为清雅之事，尤能表现个体生命状态，成为文人文化构建的必备之物。因而，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们掀起一股鲜花鉴赏的时代风气，并著之于书，运用于生活实践，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较为系统的赏花之道。在某种意义上，江南士人的鲜花鉴赏文化有矫正时俗流弊的作用。在文人士大夫的倡导下，江南社会生活由雅趋俗，再由俗返雅，生活日趋精致化、艺术化，某种程度上这是江南民众生活品质提升和社会进步的反映。
注释：
①吴智和：《中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晚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
②钱谦益：《瞿少潜哀词》，《牧斋初学集》(下)卷七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90页。
③辛衍君：《唐宋词“花”意象符号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6第5期。
④本文所考察的明末清初，主要指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其地域范围主要以环太湖区域的所谓三吴地区，即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城市的江南区域。此区域文化昌明、风俗相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因而表现出许多共性，故可综论之。
⑤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361页。
⑥李渔：《种植部·木本第一》，《闲情偶寄》卷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
⑦张大复：《兰蕙》，《梅花草堂笔谈》(上)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
⑧张潮：《幽梦影》卷下，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92页。
⑨吴从先：《花案》，《小窗自纪》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79页。
⑩高濂：《起居安乐笺上·高子草花三品说》，《遵生八笺》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63年，第508—509页。
(11)袁宏道：《瓶史·花目》，《袁中郎随笔》，第250页。
(12)陈继儒：《绮》，《小窗幽记》卷九，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34页。
(13)同上，第1351页。
(14)褚人获：《花客》，《坚瓠集·丁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4页。
(15)吴从先：《花论》，《小窗自纪》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2册，第748页。
(16)李渔：《种植部·草本第三》，《闲情偶寄》卷五，第185页。
(17)石庞：《爱菊说》，《天外谈初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6页。
(18)王士性：《两都》，《广志绎》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页。
(19)袁宏道：《瓶史·清赏》，《袁中郎随笔》，第256页。
(20)陈继儒：《倩》，《小窗幽记》卷十二，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51页。
(21)张岱：《不二斋》，《陶庵梦忆》卷二，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22)李渔：《种植部·木本第一》，《闲情偶寄》卷五，第161页。
(23)张大复：《花木事》，《梅花草堂笔谈》(中)卷七，第451页。
(24)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68页。
(25)文震亨著，陈植校注：《花木·玫瑰》，《长物志校注》卷二，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26)李渔：《种植部·藤本第二》，《闲情偶寄》卷五，第182页。
(27)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59页。
(28)袁宏道：《瓶史序》，《袁中郎随笔》，第249页。
(29)文震亨著，陈植校注：《花木·菊》，《长物志校注》卷二，第78页。
(30)袁宏道：《瓶史·好事》，《袁中郎随笔》，第255—256页。
(31)张岱：《祁止祥癖》，《陶庵梦忆》卷四，第130页。
(32)张大复：《石岩花》，《梅花草堂笔谈》(中)卷五，第326页。
(33)李渔：《种植部·草本第三》，《闲情偶寄》卷五，第188—189页。
(34)田艺蘅：《别花人》，《留青日札》卷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76页。
(35)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64页。
(36)袁宏道：《瓶史·洗沐》，《袁中郎随笔》，第254页。
(37)陈继儒：《景》，《小窗幽记》卷六，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21—1322页。
(38)屠隆：《拟花荣辱》，《考槃余事》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37—238页。
(39)陆次云：《代花言》，《北墅绪言》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17页。
(40)文震亨著，陈植校注：《花木·茉莉素馨夜合》，《长物志校注》卷二，第62页。
(41)张岱：《梅花书屋》，《陶庵梦忆》卷二，第56页。
(42)袁宏道：《瓶史·监戒》，《袁中郎随笔》，第256—257页。
(43)高濂：《四时调摄笺·满家衖赏桂花》，《遵生八笺》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第466页。
(44)《风土·风俗》，康熙《仁和县志》卷五，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45)刘廷玑：《西溪香国》，《在园杂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6页。
(46)高濂：《四时调摄笺·策杖林园访菊》，《遵生八笺》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第468页。
(47)陈继儒：《倩》，《小窗幽记》卷十二，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55页。
(48)沈复：《闲情记趣》，《浮生六记》卷二，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49)陈继儒：《岩栖幽事》，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265页。
(50)袁宏道：《瓶史·器具》，《袁中郎随笔》，第251页。
(51)高濂：《燕闲清赏笺下·瓶花之宜》，《遵生八笺》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第772页。
(52)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68页。
(53)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9页。
(54)袁宏道：《瓶史·宜称》，《袁中郎随笔》，第252页。
(55)高濂：《燕闲清赏笺下·瓶花之宜》，《遵生八笺》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第771页。
(56)沈复：《闲情记趣》，《浮生六记》卷二，第34页。
(57)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8—50页。
(58)田艺蘅：《闲人》，《留青日札》(中)卷十五，第532页。
(59)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第32页。
(60)张潮：《幽梦影》卷上，李保民等主编：《明清娱情小品撷珍》，第1374页。
(61)伍绍棠：《长物志跋》，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
(62)宋立中：《论明清江南鲜花消费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63)黄省曾：《吴风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90页。
(64)王衡：《东门观桃花记》，《缑山先生集》卷十，明万历刻本。
(65)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第85页。
(66)沈春泽：《长物志序》，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第10页。
(67)张大复：《卖花》，《梅花草堂笔谈》卷七，第4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