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起源来自中国的看法（非喜勿喷）

人类文明起源自中国

——从“医、易、乐、食同源”看人类文明起源

一

关于中医的起源，有两个传统记载。一个是“医食同源”，一个是“医易同源”。

“医食同源”是说，医学是和做饭同时起源的。为什么说“医食同源”，原因在于，做饭和熬制汤药所使用的工具是同一个，就是锅。最早的锅是陶器锅，陶锅。锅出现了以后，人们便开始用它去做饭，去熬制汤药，这两者是同步发生的。

目前的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最早的陶器已经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来自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这也是世界最早的。东北亚的日本和俄罗斯，发现了距今16000年左右的陶器，最早的在16800年前。然后才是西亚地区，这里最早的陶器仅仅距今8500年左右。北京大学考古教授吴小红的研究证实，陶器最先产生在中国南方，俄罗斯、日本的陶器更可能是从中国南方流传过去的。

西亚一贯被欧美人称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地”，但是这里的陶器却比中国晚了惊人的一万多年。这意味着，在没有陶器的这一万多年里，西亚人是没有锅的，他们将不可能象中国人一样，享用蒸煮、爆炒的食品，以及熬制草药。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卫生程度必然要大大低于同时代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8500年前陶器在西亚出现以后，快速成熟，几乎和中国同步进入发达的彩陶时代，而且两者的彩陶纹饰存在高度的相似。这些事实都似乎说明，西亚的陶器象日本、俄罗斯一样，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这意味着，西亚这个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可能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

所以，单纯地从陶器的出现时间看，中国的医药业可能开始于20000年前，而在西亚，8500年前是不可能有医药业的。

另外补充一个有趣的事实，由于陶锅在西方出现很晚，导致他们加工食品的风格，主要是不用锅的烧烤，而中国则是用锅的蒸煮和爆炒，现在依然如此。同样是小麦，西方人主要是用来烤面包，而中国则是用来蒸馒头和煮面条、水饺。

毛主席大概说过，中国菜和中医是中国给世界的两大贡献，这个话并不完全准确。更准确的表述是，做饭炒菜和医学是中国给世界的两大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领先于世界发明和使用了锅。锅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比“四大发明”重要的多的大发明。

二

“医易同源”是说，医学是和《易经》同时产生的，而且理论基础也是一样的。那么《易经》是什么时间产生的？

《周易》的系辞说，“伏羲画卦”。伏羲在神农之前，神农是农业时代，伏羲就是农业时代之前的渔猎采集时代。也就是说，《易经》产生在农业尚未出现的渔猎采集时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农业的出现至少在10000年以前。这意味着，10000前是《易经》和中医出现的一个时间下限。

康有为之后，中国兴起了“疑经”热，“疑史”热，而且愈演愈烈。对自己的经典不相信，对自己的历史记载不相信。不仅不相信，甚至侮辱和谩骂，至今如此。这种风气之下，对《易经》的“伏羲画卦”说也当然不以为然，认为是瞎编，“落后”的渔猎采集时代怎么可能产生如此“先进”的东西。然而中外考古证据越来越显示，中国的经典和历史记载是可靠的。

学界已证实，更早的《易经》卦象，不是由一长横两短横的阴阳符号所组成的，而是纯粹的数字，即所谓的“数字卦”。“数字卦”的破译，是已故的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做出的。张政烺不仅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量数字卦，甚至发现了5500年前的数字卦，刻画在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鹿角上。这意味着《易经》在5500年前就已经成型了。

三

关于《易经》最古老的考古发现来自河南舞阳贾湖，这个遗址的时间已经可以上溯到9000年前。这里出土的三样东西和《易经》有关，分别是：内装黑白石子的龟甲、骨笛和陪葬的陶壶。

关于装有黑白石子的龟甲的用途，目前的看法很多，但是最有影响，也最可信的观点是，认为是用来占卜的，是数学占卜的工具，即“算卦”的工具。从技术上来说，《易经》就是数学占卜术。占卜术在人类历史中非常古老，流派也很多，但是以数字的运算和变化为占卜对象的仅《易经》一家。同时，这也让作为占卜术的《易经》，和任何其他占卜术有着本质的区别：《易经》是数理的，是无神的，而其他任何的占卜术都是巫术的，有神的。所以，尽管没有直接发现《易经》本身，但是成熟的数学占卜工具的出现，意味着在9000年前《易经》已经成熟了。

而骨笛则可提供旁证。

骨笛是用来演奏音乐的，而关于音乐的起源，中国有个传统说法是“乐易同源”。音乐和《易经》是同时起源的，而且理论基础相同。《易经》的理论基础是，认为数字的变化代表阴阳的变化，而阴阳的变化代表天道的运行。音乐的理论基础是，音高的变化就是数字的变化，数字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阴阳的变化就是天道的运行。在中国古人眼里，音乐不是用来悦耳的，而是用来与天道和谐的，音乐就是天道。只有知道这些，才能真正理解儒家为何对音乐如此重视：向来是“礼乐”并称，而且，《乐》经被认为是六经之一。

同时，“律”字在中国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律”、“数”、“道”，这三个字是同意词，都是指天道。而“律”字的本初意义就是指“音律”，就是音乐的数理规律。另外，“履”、“礼”、“律”三个字在古代是同音的，很可能，“履”、“礼”就是衍生自“律”。司马迁的《史记》有律书、历书，《汉书》有律历志，都对律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而且都认为历是源于律的，坚持以律定历。关于律历的关系，以及日历的起源，以后将专文详述。

贾湖出土的骨笛，尽管已经埋在地下9000年，但是现在依然可以用来吹奏，甚至演绎现代流行曲目，其技术的成熟度是令人震惊的。能批量地制造这些乐器，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充分地掌握了音乐的数理基础。既然“乐易同源”，那么这也反过来证明，当时的《易经》也像音乐一样成熟了。

四

贾湖遗址的很多墓葬都陪葬陶壶，一人一壶。这说明陶壶对当时的贾湖人有着重要意义。陶壶就是葫芦形的陶器，而陶器和易经、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伏羲又称庖牺，庖牺就是做饭，做饭要用锅，早期的锅就是陶器。传统上，伏羲是和燧人、神农这些一个序列的，但是燧人、神农的意义一眼便知，燧人是发明火的人，神农是发明农业的人，但是伏羲的含义却是模糊的。从燧人、神农的范例来看，伏羲也应该是指一种对人类而言的重大发明。从这个意义上，庖牺比伏羲就明确地多，伏羲事实上可能就是指用锅做饭的人。

注意，伏羲在神农之前，意味着中国人是先学会的做饭、烹饪，后学会的耕田种地。这和考古证据也是一致的，陶器和定居生活的出现都远在农业出现之前。

关于伏羲出生地的记载，目前还是有争议的，主要有两说，一个是山东说，一个是甘肃说。但是关于伏羲工作地的记载，则是没有争议的，就是“都于陈”。在伏羲时代是不可能有都的，伏羲即便真有其人，也不可能是王。这一记载的真实含义是，伏羲是一个群体，他们会使用陶器做饭，他们是经常迁移的，但是最后在“陈”定居，并创造了繁荣的文化，实现文明的突破。陈是哪里，是现在的河南周口淮阳，地处豫东平原。

这意味着，周口，或者用一个更大更有典型意义的地理范畴，豫东平原，是《易经》的诞生地，当然也是中国文明的诞生地，因为《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同时，综合来看，伏羲这个用锅做饭的群体只可能来自豫东平原的东方，而不可能来自西方。这意味着，伏羲出生在山东菏泽一带的记载更可信。

尽管，豫东平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但是，考古发掘显示，这里却不是陶器的起源地，这里的陶器是从南方传来的。伏羲人就是把陶器带到这里的人。

同时，考古证据也显示，陶器的传播速度沿海快，而内陆慢。陶器在16800年前在东北亚的日本和俄罗斯出现，就是沿海岸线传播的结果。现在俄罗斯、日本、中国是三个在边界戒备森严的独立国家，而在10000多年前，是一个连续地区，畅通无阻。

所以，陶器从南方向豫东平原传播路线的一个合理推测是，先沿海岸线传播到山东东部，然后从山东东部再向西部内陆渗透。这样就和伏羲是从山东前往河南的历史记载相合。

那么陶器是什么时间到达周口的？目前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这附近出土的最早的陶器就是舞阳贾湖的，大概9000年前。但是这是非常成熟的陶器，9000年前只能是时间的下限。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来自这里的本土，而是来自遥远的日本和俄罗斯。既然陶器是从南向北传播的，那么陶器到达更北边的日俄的时间，一定不会比达到豫东平原早。所以，将陶器达到日俄的时间，定为到达豫东平原的时间下限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陶器到达豫东平原，即伏羲人到达豫东平原的时间不会晚于16800年前。

所以，将《易经》和中医的起源时间定在16800年前。

五

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这里简单说一下，以后再专文详谈。

尽管陶器最先在中国的南方产生，但是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突破却并没有在这里出现。同样，陶器很早就传到了东北亚的日俄，但是，文化繁荣和文明突破也没有出现。这说明，陶器只是产生文明突破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西亚的黎凡特地区，尽管没有陶器，但是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明的突破，这就是可以追溯到14000多年的纳吐夫文化。但是，尽管也很古老，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纳吐夫文化受到了伏羲文化的影响，受到《易经》的影响。也就是说，西亚出现的文明突破不是原生的，而是外传的。从全球来看，只有伏羲文化原生性地出现了文明的突破。伏羲文化不仅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也是世界文明、人类文明的源头。《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不仅对中国文化成立，对全球文化也成立。

种种资料显示，导致文明突破最重要的条件是定居生活的出现。而定居生活的基本前提是拥有规模面积的野生谷物分布，因为唯有拥有大面积的野生谷物，才能采集到足够的谷物，存储起来，使得全年的食品供给具备稳定的保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戏下，只有谷物才是可长期储藏的食品。从全球来看，最重要的野生谷物就是西亚的小麦和中国北方的小米、南方的大米。

中国的南方尽管有野生大米，考古证据也显示，在农业出现的很早以前，南方的中国人就用陶器来蒸煮大米了。但是，这并没有导致真正的定居生活出现。最早的中国南方的考古遗址都是出现在山洞里，而非自己修建的房屋里。

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最早的定居生活就是出现在豫东平原，最早的定居者就是伏羲人，进而医学、《易经》、音乐等人类文明的最核心元素也随之产生。同时，这也是定居生活和文明元素在全球首都产生。

定居生活之所以最先出现在豫东平原，而不是中国南方，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可能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这里拥有大面积的野生小米。二是，从南方传来了陶器，以及加工谷物的方法。三是，这里没有天然的山洞之类的住所，即便是临时住一段日子，也必须人工修建，这增加了迁移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南方有野生大米，由于大米是生活在水里，在人工种植以前，它的分布密度一定很稀疏。而野生小米是生活在陆地上，它的分布密度可以比大米大很多。这意味着要大量采集野生大米，其成本可能要比采集野生小米要高很多，甚至不可能。在农业出现之前，野生小米可能就成为伏羲人的稳定的主要食物来源。而大米唯有在农业成熟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意味着，中国南方的定居生活可能要出现在农业出现之后。而中国的北方，凭借着采集野生小米，就可以过上安稳的定居生活了，而这最先发生在豫东平原。

六

以上是对中医，或者说医学的起源时间的讨论。下面说说，中医出现后，在世界的传播。

尽管医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早，在16800年前。但是在中国之外，出现的时间却很晚很晚。中国之外，最早的医学理论出现在古希腊和古印度。大概在公元前5、6世纪左右，医学突然在这两地同时出现，比中国整整晚了13000多年。

但是，无论印度还是希腊，其医学的理论基础都是和中医高度一致的，都认为，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整个宇宙，都是阴阳两种元素构成。这两种元素相克相生，在矛盾冲突中，保持平衡和谐。所谓的健康就是阴阳平衡和谐的状态，病态就是偏离常态，阴阳偏离了平衡与和谐。

中国讲“医易同源”，令人吃惊的是，在医学突然在印度和希腊出现的同时，《易经》元素也在两地同时出现了。不仅如此，中国讲“乐易同源”，音乐元素居然也伴随着医学、《易经》的突然出现也出现了。

《易经》是一种数学占卜，认为数学运算、数字的变化代表着天道的变化，或者说数学运算和数字变化就是天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也可以说《易经》就是一种数字崇拜，给数学、数字赋予了神圣意义。在公元前5、6世纪，这种数学、数字崇拜也在希腊和印度出现了。

在希腊，数学崇拜的代表人物是毕达哥拉斯。现代的欧美人认为，毕达哥拉斯是现代数学的创始人。然而，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现代数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是“有神数学”，而现代数学则是无神数学，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纯数学”。毕达哥拉斯开创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教派，不妨就叫它“数学神教”。毕达哥拉斯不是一个“数学家”，而是“数学神教”教主。与一般的神教不同，“数学神教”认为，神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数学、数字。数学不仅是世界的本质，而是是世界的创造者，一切都源于数。这是不是很难理解，不仅你觉得难理解，就连现代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大师都觉得怪异。罗素是现代哲学家中的“大师”，他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直接表达了对毕达哥拉斯“数学神教”的困惑。

七

事实上，在整部人类文明史中，存在四个类型的数学。第一个是与《易经》伴生的数学，是“有道数学”。第二个是古两河、古埃及的“有物数学”。第三个是毕达哥拉斯的“有神数学”。第四个是现代的“纯数学”。

“有道数学”和《易经》同时出现，认为数和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认为数学运算可以模拟天道运行，而且认为数道不分，数就是道。在16800年前产生后，“有道数学”就一直在中国存在，直至今天。当然，在现代“纯数学”的冲击下，传统的“有道数学”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迷信”。

“有物数学”6000年前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在这种数学体系中，数字符号本身，不仅包括数的信息，而且还包括所计算对象的特征信息。数字本身是和具体的事物连在一起的，不存在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的数。同时，对不同类别的事物，其计算体系也是不同的。

“有神数学”从2500年前的毕达哥拉斯开始，然后被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继承，最后融入了基督教。大名鼎鼎的伽利略、牛顿都是“有神数学”的信徒。对“有神数学”信徒而言，研究数学就是探究神意，就是与神为一。

200多年前的启蒙运动后，欧美人开始不信上帝了，抛弃了上帝。数学中的神也随之被抽调了，只剩下“纯数学”了。

现代的主流观点认为，“纯数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真理”。同时，把“纯数学”的源头放在毕达哥拉斯头上，认为希腊的数学和现代数学一样，都是“纯数学”，是独立的数学，而基督教的数学则是倒退的，落后的，迷信的，因为这时数学成了神的仆人。同时，现代观点还认为，古两河埃及的数学缺乏理论抽象，是一种低级的经验数学，而《易经》的有道数学则完全是一种原始迷信，原始巫术。

这些看法完全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史无知的基础之上，当然也包括对数学本身历史的无知。这些无知不仅导致现代人无法正确区分和辨别，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数学体系，更重要的是，还导致一个扭曲的成见，认为超越世界、脱离世界的“纯数学”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还可以用这个超绝、独存的“纯数学”去度量、衡量整个世界，世界的存在、宇宙的运行应该服从于这个“纯数学”。

事实上，现在的“纯数学”，相对毕达哥拉斯以来的“有神数学”，尤其是基督教时代，并非真的破除了迷信，而是以一种新的迷信，替代老的迷信。老的迷信是对神的迷信，上帝的迷信。新的迷信是对“纯数学”的迷信。象神和上帝一样，“纯数学”本身也是一个人造之物，是一个虚构。用清朝名儒戴震的说法，任何被尊奉为绝对真理的东西，实际上都不过是个人的主观意见，任何主观意见，一旦被尊奉为绝对真理，都一定会产生专制，都一定会“杀人”。事实上，“纯数学”这尊新神，正在肆意地屠宰着大自然和人类的自由心灵。

关于这四类数学的详细讨论将专文进行。这里只是关注毕达哥拉斯所“开创”的“有神数学”的历史渊源问题。

在毕达哥拉斯的时代，存在两个数学传统，一个是已有1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有道数学”，一个是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两河-埃及的“有物数学”。相较之下，毕达哥拉斯的“有神数学”，与“有物数学”距离较远，而与“有道数学”则高度相似。

“有道数学”和“有神数学”都是一种数学、数字崇拜，都认为数学、数字和一种抽象的神圣东西相连。差别只是在于，“有道数学”认为，与数学相连的抽象神圣之物是天道，而“有神数学”则认为是神。更可能的情况是，毕达哥拉斯做的事，不是“发明”、“创立”了“有神数学”，而引入了“有道数学”，结合当时的希腊实际，做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处理。事实上，毕达哥拉斯的神，已经和当时希腊的传统神有本质区别了，是一种“理性化”的神，把传统的神的人格因素淡化，甚至消除了，这样一来，毕达哥拉斯的神就更接近中国的天道了。

八

另一个佐证是，非常巧合的是，中国文化中“乐易同源”的故事也在毕达哥拉斯身上发生了。用现代欧美人的说法，毕达哥拉斯不仅创立了数学，而且创立的音乐学，发现了音乐的数理基础。

要制造一件乐器，必须首先知道，音高之间的数学比例关系。譬如制作笛子，一个音孔所发出的声音的高度，取决于距离吹气孔的远近。要想使一个笛子能够发出预想的音高系列，并以此演奏乐曲，必须首先确定各个音孔之间的相对距离，然后根据这个比例关系确定每个音孔的具体位置，最后再钻孔。

在这一点上，毕达哥拉斯和中国再次出现惊人的巧合，毕达哥拉斯和中国的《管子》一书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理论，叫做“三分损益法”。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欧美人立马说，《管子》在抄袭毕达哥拉斯，理由是《管子》成书时间晚于毕达哥拉斯。然而，尽管“三分损益法”这一制造乐器的理论在中国的书面记载的确较晚，但是中国所制造的乐器本身却发达地多，也古老地多。不仅出土了复杂精美的周代编钟，而且批量出土了9000年前的技术非常成熟的笛子。这些乐器成熟度和精美度远远领先于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当然包括希腊。没有成熟的理论基础，这些乐器是无法制造出来的。从实践的角度上看，“三分损益法”只可能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且其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毕达哥拉斯早的多，也许9000年前就有了。

在印度，数学崇拜为一个哲学学派所代表，这个学派的名字就叫“数论派”。至于，这个学派为何叫“数论”，目前印度人，当然包括那些专业的哲学家们，已经无法给出可信的解释了。但是，这个理论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数字，却和《易经》中的神圣数字高度重合。数论派的关键要素是，“二元”、“三德”、“二十五谛”。这里不解释这个理论本身，只关注“二”、“三”、“二十五”三个数。

之所以称《易经》为“数字崇拜”，一个重要原因是，《易经》给一些数字赋予了神圣含义。最典型是1、2、3、5、8、10、25、50等。其中最重要的是3和5两个数字。中国传统上有“三皇五帝”这个说法，仔细检索文献会发现，“三皇五帝”究竟是指谁，说法很多，非常混乱。这情况说明一个重要事实，三皇五帝的具体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和五这两个数字本身。换句话说，“三皇五帝”这一说法的出现，并非依据历史事实，而是依据《易经》的数理逻辑推导出来的。并非仔细考察历史之后，确实发现了三个皇，五个帝，而是先确定三和五这两个数字，然后再去找皇和帝，去填空。

1是数之基础，不但是最小的自然数，而且也是最小的奇数，代表阳；2既代表阴阳二分，同时也是最小的偶数，代表阴；1是阴，2是阳，1+2=3，所以，3代表阴阳的整体，而世界就是阴阳的变化，所以，3代表整个世界，所以它很重要。

2*2*2=8，所以8卦可以用来模拟世界的变化。本来世界就两种变化，或阴、或阳，但是数字8出现后，衍生出了8种变化，8*8=64，则代表衍生后的所有变化，可囊括一切变化。

一个阴，一个阳，1+1=2，从数量上看，阴阳的总数量是2。同时，从内容上说，阴阳的总量是1+2=3。数量的数值2加上内容上数值3以后，2+3=5，那么5就是有关阴阳的全部数字之和，是一个全数，代表这个完满的世界，所以5更重要。

阴阳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可分阴阳，每一个数也都可分阴阳，5分阴阳以后，5*2=10，所以10就是一个包含了变化的全数，也是一个彻底的全数，代表着一个变化的完满世界。所以，数只能数到10，这就是10进制的真正起源。全球的十进制起源于中国，而中国的十进制是《易经》的数理推导结果，而非什么因为人有十个手指头。

5是世界的静态全数，代表静态的完美世界。5字出现后，衍生出5种变化，5*5=25，代表衍生变化后的整个世界的静态全数。而每个数字都可发生阴阳的变化，所以25*2=50，这就是所谓的“大衍之数”，代表一个衍生后的变化着的完满宇宙。所以，可以用这个数字为基础来模拟宇宙的运行，所以，《易经》算卦所用的蓍草总数就是50根。

只有掌握《易经》自身的数理逻辑，才能理解《易经》，或者中国传统为何会比较重视，或者崇拜某些特定的数字。这样的数字崇拜同样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存在，在印度的数论派哲学中也存在。譬如，印度的数论派哲学中，就出现了2、3、25，这三个重要数字。象中国的“3皇5帝”一样，印度的数论派哲学中的这些数字，是《易经》数理逻辑的推导结果，这些数字比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内容更重要。同时，这些数字也是先于其所指代的内容而出现的。

公元前5、6世纪突然出现的古希腊、古印度医学，其理论基础与中医高度一致。同时，与中医高度相关的《易经》元素、音乐元素也同时在希腊、印度突然出现。这些事实只能说明，印度、希腊突然兴起的文明是中国文明西传的结果。至于怎么西传的，那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