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乔治·奥威尔，一个时代的冷峻良心
奥威尔第一个使我意识到，政治跟文学可以完美结合。
乔治·奥威尔（1903-1950）
为什么而写作？是个永恒的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人们就此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为人生而艺术赢得了最后胜利。然而，过于政治化、党派化的为人生使得作品意识形态过强，艺术水准不足。这直接影响了我对写作目的的判断。
我曾坚定的站在为艺术而艺术一派，为此大大贬低纯文学，提倡通俗化写作；毕业后，我见惯许多无聊的漂亮文字，一如没有灵魂美丽少女，终于开始思考为人生而艺术；这时，奥威尔以其生硬的笔力闯进我的世界。他第一个告诉我，为政治而写作，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
严格的说，奥威尔的所有作品中，只有《1984》和《动物庄园》称得上绝对一流之作。这两本书，大大的改变了我们对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看法。
《动物庄园》以动物为寓，描写了极权主义苏联的蜕化和暴政。在出版时，英国情报部高级官员为了不影响与苏联的关系，暗示不予出版，然而出版热销后，就连英女王都专门派人来出版社要书而不得。
《1984》更是成为了英语文化的一部分，像莎士比亚一样为英语创造了新的词汇。其对极权主义的准确预测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之惊异。当时，诺奖得主波兰诗人米沃什说，《1984》很难得到，连拥有都十分危险，只有内党中的一些人知道此书的存在，那些他们熟悉的情节，使他们读得非常入迷。
在《我为何写作》中，奥威尔指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个人主义、美学热情、历史冲动、政治目的。他曾经是前三种动机占主导的人，然而贫困和失败的滋味，增强了他对权威的天生的憎恨，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确立了他的政治方向。
1936年以后，他的每一篇严肃作品都指向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声称“我发现我所写的那些缺乏政治目的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不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就是空洞的句子、堆砌的词藻和通篇的谎言。”
这些极大的影响了我关于写作的思考，终于促使我从为艺术而艺术转到——为政治而艺术！
奥威尔小时爱耍头手倒立，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如果头手倒立的话，你看见的东西要比直着身子看时多。”他头手倒立的看清了这个时代，也让一代人通过他得以看清。
由此，奥威尔告诉了我应该为何写作。
如何写作？读书、经历和思考
1903年，奥威尔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家庭，本名埃里克·布莱尔。他14岁时拿了国王奖学金，就读伊顿公学，学习拉丁语、英语、法语、历史和数学。但跟所有聪明学生一样，其真正教育来源于自己的阅读。他读萧伯纳和伯特勒、斯威夫特、萨克雷、吉卜林，尤其爱看威尔斯的《盲人之国》。
他并不热心学业，对教条式的教学反感不已。四年后，该届毕业的14名奖学金获得者中，11名上了牛津或剑桥，2名从事家庭生意，只有奥威尔选择了去缅甸当一名殖民地警察。
在当时，殖民地警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至少在待遇上来说。当时的缅甸被英国统治，作为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奥威尔在曼德勒受训14个月，学习法律和两门东方语言。他通过了兴都斯坦语、缅甸语和沙乌-克伦语的考试。
在殖民地警察任上，他干了5年，年薪有696英镑，指挥三五十名缅甸警察。但在这份工作中，奥威尔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对缅甸的压迫。他伊顿式的超脱、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露出头来，他为作为压迫者的一份子而痛苦。终于，他选择辞掉这份工作，决心当一名作家。
“我之所以辞了那份工作，部分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已经毁了我的健康，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写书的念头，但主要是因为我无法再为帝国主义服务。”
在缅甸，他写了《绞刑》、《猎象记》两篇随笔，而后又将经历写成了《缅甸岁月》一书。通过成为作家，他开始了清除自己内在野蛮人一面的漫长过程。接下来的15年中，他穷困潦倒，以作家的身份苦苦挣扎，直到1942年当上BBC节目制作人，薪水才与他初到缅甸时持平。
奥威尔的经历告诉我比起高学历，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还是其自己的读书、经历和思考。他第一个使我在严格意义上认清了作家之路：读书，经历，思考，写作。
作家的艰难之路——向下求索，对抗暴政
写作的奥威尔
对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和平民，奥威尔存在一种难以释怀的负疚感。他自我选择困苦的生活，并希望为他们做点什么。
在他决定成为作家后的第六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才得以出版，写的是他在伦敦巴黎的落魄生活。他在伦敦当过流浪汉，在巴黎做过洗碗工，睡过广场冰冷的长椅，海明威声称他在卢森堡公园抓鸽子吃。这些经历经过艺术加工，形成了奥威尔揉真实与虚构与一的写作风格，主题是贫穷、不体面的工作，与尊严。这本书受到《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的好评，是达特姆尔监狱最受欢迎的读物。
如书中描述的那样，奥威尔流浪受穷、当洗碗工。为了生计，他也教书育人，并为《阿代尔非》杂志撰写书评、诗歌和随笔。他微薄收入中的大多数，是靠书评而得，这是一份很苦恼的工作，他不得不来者不拒的读书。这本书并未给奥威尔的经济带来多大改善，但确实坚定了他当作家的信心。
坦诚而言，他后来的两本小说《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在风中飞舞》都是平庸之作，人们研读它们，主要是因为他是奥威尔，人们想从早期作品中了解他的思想和艺术发展。甚至奥威尔自己都觉得《牧师的女儿》和《叶兰》写得非常糟糕，他自称“我发现我所写的那些缺乏政治目的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不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就是空洞的句子、堆砌的词藻和通篇的谎言”，便是指这两部。
奥威尔的探寻之路，揭示了成为一个作家之艰难。即使奥威尔这样的天才，单靠写作也无以为继。但贫穷的经历导致他政治的觉悟，最终导致他选择走上政治与文学的艺术结合之路。贫困的生活不仅为他当前的小说提供肥料，更对于他最终的超绝之作《1984》埋下了伏笔。
奥威尔揭示了作家应该如何寻找素材，利用素材，以及，如何在积累的同时也可以活着。作家之路并非闭门造车，并非不能曲线救国。任何一种经历对作家来说都有其价值，写书评更是走向作家之路的一个不错的工作。
接下来，奥威尔再度走上流浪之旅，为《通往威冈码头之路》的写作搜集素材。这篇小说就大萧条时期工人们可怕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描述，奥威尔说“我想让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对抗施暴政者”。和但丁一样，他“向下而行”，但他不是为自己寻找向上之路，而是描述“下面”，以催人警醒。
奥威尔为向下突围感到兴奋，为自己的这本书感到自豪。《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书评，将奥威尔比作恩格斯、亨利·梅休、杰克·伦敦和托洛茨基，称这本书是“最佳的社会报告”。通过《威冈》，奥威尔找到了一条把个性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延续了《巴黎伦敦落魄记》那种受苦受难的写作模式，从一个二流作家迈进巨大一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评论家。
之后，奥威尔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成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几千个国际志愿者的一员。他斩钉截铁的说：“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他！”他卖掉家传银器装备自己赴战，像一个拜伦。
不过，曾好评他《巴黎伦敦落魄记》的亨利·米勒将此看为十足的蠢行：“奥威尔这人不错，但说到底我觉得他蠢。”亨利·米勒祝他好运，并送了一件皮夹克。米勒这种只关心自己的态度震动了奥威尔，他决定要跟米勒的书形成对比，一定不脱离政治。
奥威尔通过英国独立工党联系上西班牙马统工党，加入了其民兵组织。他对左派阵营内的派系林立之间的强烈敌意一无所知，以为他们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弗朗哥。有过警察经验的奥威尔担任了小队指挥官，他作战极为勇敢，在枪林弹雨中冷静的大步向前。
一次战斗中，奥威尔的喉咙穿过一颗子弹，他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但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养伤期间，马统工党被视为托洛茨基派而受到苏联警察的清缴追杀，奥威尔也被牵扯了进去，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受到前盟友的攻击，很多人被关或被杀，奥威尔逃了出来。
西班牙的半年是奥威尔一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它给奥威尔的精神造成巨大伤口，但同时也强化了他对政治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敌意。回国后，他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从今以后，他所有的作品都指向极权主义！
向下突围和参与战争，使得奥威尔对整个时代有着比象牙塔文人们更深刻的领悟，最终帮助他找到写作的方向。这种探寻对我来说，非常值得借鉴。
《1984》和《动物庄园》：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在BBC工作的奥威尔
二战开始后，奥威尔在BBC当节目制作人，做战时宣传工作，年薪为640英镑，这是他首次挣得比在缅甸多。
同鲁迅一样，奥威尔认同一切艺术都是宣传，但一切宣传不一定都是艺术。他憎恨自己的工作，一针见血的评论道：“战争最令人反感的一点是所有战争宣传、所有叫嚣、谎言和仇恨无一例外全来自那些没在打仗的人。”
最后，对此感到灰心的奥威尔离开了BBC，开始创作《动物庄园》。
《动物庄园》的灵感火花来自于奥威尔见到一个十岁小男孩赶马车：“那匹马一想转弯，他就用鞭子抽。我突然想到，万一这种畜生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我们将无力制服它们，而人们使用畜生很大程度上就像夫人剥削无产者一样。”
这部关于极权主义俄罗斯的寓言中，几乎每一细节都有政治所指。人类指资本家，动物指极权主义者，无法驯服的野生动物指农民，猪指布尔什维克，造反指十月革命，附近农场主指欲支持沙皇势力推翻红色政权的西方军队。主要的两头猪拿破仑（代表斯大林）和斯诺鲍（代表托洛茨基）争斗不休，最终以后者的失败告终。
《动物农场》的出版使奥威尔获得巨大成功，连英女王都派人专门去出版社要上一本。
随即，奥威尔开始创作自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作品——《1984》。这本书将纳粹德国和极权俄罗斯的政治恐怖与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相结合。大洋国（美国并吞英帝国）、欧亚国（俄罗斯并吞欧洲）、东亚国（中国并吞东亚）三个极权大国彼此联盟征战不休，以欺骗的手段统治一切。人们被笼罩在极权主义的暴政中无法逃脱。
这本政治预言堪称20世纪最勇敢、最残酷、最恐怖之作。它使得文学对世界的影响达到高峰。直至今日，《1984》仍然是出版人喜爱的畅销书，在特朗普登台后，《1984》销量暴增9500%。许多作家都不吝溢美之词，或写过向《1984》致敬之作。连骄傲的海明威都说：“奥威尔我没资格评说。”
奥威尔的政治文学尝试像一缕启示世界的明光。他不求藻饰的文字，不求精湛的写作笔法，靠他惊人的想象力、卓越的洞察力和正直、勇气、良知结合，创造了严肃文学中的一个奇迹。
他欣赏毛姆那样直截了当，不装腔作势讲述故事的能力。他的不转弯抹角，直接描写实际经验的写作风格，第一次告诉了我，即使抛弃浮华的文采，靠故事和思想一样能打动人。
奥威尔是伟大的。他靠最令人尊敬的人道主义理念，去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幸福做贡献；他凭强烈的社会良知，来度过艰难朴素的生活，无惧血肉横飞的战火。
奥威尔在中国的影响远非在西方国家那么重要。但对我来说，他已经成为我心中的维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