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

        把《论语》与算盘相提并论，并且能够理直气壮言之有物的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确是一大创举。此创举中国人想不出来，唯有日本这样求实创新的民族才能想得到，并且行得通。

        在中国古老而典型的农业文明结构中，作为统治阶层的文人士大夫占据了上层，广大的基层是庞大的农业人口，中间阶层实际上是为上层文士和基层农民提供工具和娱乐服务的手工艺人，商人是受排斥和打击的对象。所谓“士农工商”这个社会结构，实际应该上“士工农商”才对。商业附着于手工和农工，转移流通，为社会提供运输服务。

        《论语》是文人士大夫们的专属用具，算盘则是商人的专属工具。传统文人士大夫们是看不起商人的，因为商人是逐利者。逐利者鄙，这是文人士大夫对商人的看法。肉食者鄙，这是有见识的基层农民对所谓庙堂之士的文人士大夫的看法。

        在文士阶层看来，逐利者是缺乏道义的，而《论语》大谈道义。这就构成了《论语》和算盘的矛盾。当然，文士们也不是不打算盘，但他们打的是“仁义礼智信”，打的是“忠恕”，打的“修齐治平”的算盘，这些跟利字没有关系。而商人的算盘主要是逐“利”，跟文士们关注的重点完全不一样。但这其实只是表面的看法，事实是，传统的商人们在“利”的标签背后，本质其实依然是儒家为主的社会礼仪道德。要不何以有“儒商”之说，儒在其内，商在其外，利在其间。

        涩泽的主要创举，是发现了儒家的圣人孔子并不排斥和反对商业。有证据，比如《论语》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前一句是以贫穷为耻，后一句是以富贵为荣。有重点，就是一定要有“道”。什么意思？道就是道义，仁义。怎么才能富且贵，有两条出路，一是从政，二是经商。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什么意思？就是如果可以达到生活富裕，就算做一个为人牵马执鞭的从仆也是可以的。当然，重点不变，就是一定是为有道之人，符合道义之士执鞭。

        如是，涩泽找到把《论语》和算盘并列在一起的理由。一个人生活在有道之国，也很有道义，但是“贫且贱焉”，就是一种耻辱。反之，“富且贵焉”，才是一种光荣。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都很有道德礼仪，但是社会贫穷，这就是最大的不道德。这样的国家不配谈道德仁义，因为它的道德仁义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幻想，而不是现实。任何的学说思想，任何的道德仁义，如果不能使它的人民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更加富裕更加有精神，都是虚假的骗人的货色。

        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曾经在强烈的反击国内保守派时说了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话很有作用，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对相当的一批反对改革者形成了巨大的抑制。从而为改革派的前进道路扫清了尘霾，清除了保守派们设置的理论障碍。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和百年前的涩泽荣一可谓如出一辙。可见勇者无畏，伟大政治家们在事实的巅峰，无分中外，所见所得是基本一致的。

        人要想生活得更好，道德仁义是需要的，金银富贵也同样是需要的。这二者并不相互排斥，不仅不排斥，还相互促进相互增加提高。道德仁义是精神价值，金银富贵是物质价值。人的最好存在状态应该是吃穿住享受着高级的物质条件，精神层面的道德仁义同样具有着高级的素质水准。如果有条件可以二者都具备，一个人却很穷但是有道德未必值得称赞，一个人很富贵但没有道德更不值得称赞。好的状态应该是二者齐头并进，不相上下最好。如果实在只能达到一项，那就道德仁义优先。因为“不义而富且贵焉，于我如浮云。”

        如何平衡道德和财富的共同高水准是个问题，需要路径和标准。涩泽的办法是让人们努力追求个人“智，情，意”修为，全面发展，这样就能达到道德与财富二者的平衡，消除冲突和矛盾。所谓“智”，大抵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即判断道德财富是否可取的智慧。所谓“情”，大抵是各类人生情怀，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怀，即道德财富必须有助于维护和提高这些情怀。所谓“意”，主要是指专注专心的意志，也即是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曾国藩所谓的“有志，守恒”，这个“意”，即是修为和获得道德财富的必须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二者不能获得不能达到，就有沦为“贫且贱焉”的地步。

        宋儒是涩泽激烈批评的对象，因为朱熹光说不练，并未建立事功。唐汉以前的儒家大受涩泽的褒扬，以后的则基本上饱受批评和轻蔑。只有一个人例外，即创立“心学”的王阳明。涩泽对于王阳明尊崇有加，孔子之外，大抵只有孟子和王阳明得其尊崇。

     

        于此我们可以一瞥日本这个民族看待他人的心理和标准，即强调实用，实在，实业。对于华而不实的坐而论道，持极其强烈的鄙视和排斥态度。这是一个异常求“实”的民族，仿佛浮世绘，是那么的清晰明了实实在在，既没有也不追求那种不可靠的朦胧美。

2017-6-11于宝鸡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