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

父亲老了，每一年到了收麦子的时候我和姐姐就紧张。哥嫂照旧不回来，回来了也会和父亲争吵：人家都没开始割，咱干嘛要争第一名？就不能等麦子熟干在田里，收回来不用晾晒。要机器割，又不是原来人力收割。哥这样说，父亲就气得跳脚，骂我哥：等黄熟了，一场大雨来，不给你拍在地里！你一年喝西北风去！如此争执几次后，哥嫂就彻底不管收麦子了，任由父亲处置。父亲八十六七岁了，尽管是机器收了麦粒倒在前院，他看着那数千斤的麦粒堆成的那一堆仍旧会熬煎，他的身体不能够承受他把它们推开；农忙之前，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偶尔收拾了电动三轮车去卖菜，也会不堪重负，疲惫至极。哥刚刚六十岁，身体壮实，他可能会体谅八十六七岁父亲对体力活儿的畏难，只是他不愿意去体谅罢了。

今天姐姐带着她厂里的一个员工回了我娘家，帮父亲推开了麦堆，把它们平摊在太阳底下。姐发了一张自拍照给我，她的脸像出锅的红薯，热气要从手机屏幕中氤氲出来。粒粒皆辛苦，她说。她又对我抱怨着：我走了两个来回，脚底粘了一层麦子！咱大割的麦子太嫩了，咱家附近就没有一家割麦子的。我说：难怪咱哥总和咱父母吵吵呢。我姐说：他又不回来！他又不心疼父母八十多岁的人了，总是丢不下一把庄稼，自己又干不动的心情！我跟咱爸妈说了，咱三亩地的麦子能卖多少钱，我给他们多少钱好了，免得我精神有压力！

道理是这样，她年年这样说。可是，那是钱的事吗。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你让他和土地绝缘，不等于让他承认他没用了，不再被需要了吗。有这个方面的因素，可是仅限于此吗？好像又不是。年年我们姐妹帮父母收麦子，今年我因身体的缘故缺席了。

收麦子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并不陌生。小时候，麦田里开镰收割的时节，太阳还没出来我们就被母亲派到田里去拾麦穗。一天那么长，一个早晨能抵整整一个中午。麦茬戳着脚踝，偶尔会留下一点点血迹。成年人在前面收割，遗留下来的麦穗就是我们需要捡起来的，一株麦穗弯一下腰，或者眼尖手熟后，捡几株麦穗或者一把麦穗才直起腰来。遗穗欠瘪的多，早晨的潮气浸润着它们，封锁着它们，不让它们散发出粮食的气味。偶尔捡到一穗饱满的，沉甸甸的，就让人高兴了。这些麦子是归私人的，不用交到公家去，多劳多得。我记得我打着哈欠，总也睡不够，恨不得在潮湿的麦秸堆上睡过去。我厌恶劳动；趁夏天的早晨还凉爽，我要美美地睡一觉才好。可是母亲的腰弯得更低，她在前面割麦子，割着怎么都割不完的麦子。她不停下来，我也不能停下来。我打着哈欠，心里痛骂着麦子。

麦子拉到了晒场，我们小孩子需要把和自己体重差不多的麦秸捆拖到脱粒机跟前去。拖也好抱也好，累了摔倒了哭了也好，夜里也好白天也好，没有人会被特许停下来，除非她的那一张嘴不需要吃饭。最惬意的是夜里，等待脱粒机转运的间隙。我们躺在新鲜松软的麦草堆上，听着巡夜的风忽远忽近地轻吹，人很快就要睡着了。等到麦子变成干燥的麦粒，能够装袋了，就轻松一些了。我们只需要撑着粮食口袋，等父母把麦粒灌进口袋里。不起风是最好的，大不了被裹在麦粒中的浮尘敷满头满脸。倘若起了风，那浮尘就扑到人的口鼻中来，堵住了呼吸，真让人难受却毫无办法。浑身脏透了也是没法洗的，最近的河流在一千多米之外；人却是累得顾不上干净不干净，只想要睡觉。比肥肉还美的睡眠。

这都是风调雨顺天公作美的场景。麦收时节，最怕的是傍晚西天有黑云聚拢——我们这里有谚语：黑云接爷（爷，太阳神的别称），等不到半夜。说是不到半夜就会有瓢泼大雨。那个时候父母们在和天气战斗，父亲们站在高高的麦秸堆上，扬着铁叉把一捆捆麦秸摞成堆。狂风要把人从高处掀下去，手里的铁叉锃锃响着，天上乌云滚滚，他们疯了一样加速，胳膊上的肌肉一大团一大团鼓起来。来啊，你这个疯子！他们咒骂着老天爷，咬牙切齿地恨它，怕它把他们下了牛马一样气力才种出来的庄稼夺了去，怕他们的孩子因饥饿而生病或者死去。他们又多费了一场牛马的力气，当晚或者下了雨，他们会担心麦秸摞中间有没有积存的水瓮子，沤烂了麦子。最好没有下雨，哪怕白忙一趟。天晴了他们再把麦秸摞拆开，把麦子晾晒出来。有一年他们要如此反复几次，老天爷折腾他们无止无休。为了裹腹的粮食，精壮的汉子们也费劲了力气。

这都是好的。有一年麦子要在穗子上成熟了，偏偏连阴雨下个不停，眼见着麦穗变成了枯灰色，甚至于生了些许绿芽。那个时候眼泪是淌不出来的，心里太难受是没办法哭出来的。然而父辈们倒是坦然，生了芽的麦子只要有，就不会饿死。最怕全部麦穗都化成一泡灰，那就是饥馑年了。

粮食来之不易。我三四岁的时候，田地是公家的，还没有分到个人手里，雨后我被母亲派到晒场上去，左手端一个碗，右手用毛衣针粗细的树棍挑出深陷泥里的麦粒。它们吸饱了水分，鼓涨着。母亲把我收集的麦粒淘洗干净，她这个时候倒难得地舍得菜油了，她炒的麦粒儿很香。还有一些麦粒陷得更深，挑不出来的，一场雨后它们变成了青青的麦苗，长得很快，才留意到它生出来就已经半拃高了，又软又茂密，草腥味很重，做了母鸡的饲料。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太深的关于饥饿的记忆，它不曾给我们留下烙印，更不曾改写我们的人生轨迹；然而比我大十岁的我的哥哥，他就不同；倘若六十多年前，他的生母不曾从外地逃荒到我们陕西，倘若她不曾遇到我的姑父，那个以黄面馍馍做诱饵捕获她的人——不全是诱饵的过错，也是为了活下去她自投罗网——她被我姑父当做还礼，送给了我单身的父亲。没有这一遭，也就不会有后来我哥一生的委屈，更不会有我出生于这个人世。我怀疑我哥一直憎恶麦子。但他生在北方长在北方，面食和馒头是他习惯了的饮食，这大概又让他无奈。我知道，父母眼中的麦子，和活命一样重要。

前年，我们的那一个研究生，高高地挽起袖子来帮我父母收麦子，抬着装了满袋的粮食，一会儿圆脸上就是黑一道白一道，看着比什么时候都来得亲切。被金钱抬高了身价的姐夫没有来。但他若来了，也会毫不质疑地参加到劳动中去。只是他越来越不中用了，应酬灌下肚子的酒精把他的力气拿走了。我的父亲种着养得活我们所有人的麦子。我怀疑我的姐夫和我们的研究生，他们是借着我父亲的土地来完成自己种田的心愿，尽管他们表面上装作不情不愿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是聪明又狡猾的人，他们需要从种地这种劳动中吸取最纯粹的养分。他们骨子里属于农民的血液需要这个抚慰。

去年，我父亲收获了二十三袋麦子，相比丰年，去年算是平年。这就够了。

所以，你让我怎么评价麦子呢，那黄红色的麦粒，那吸收着太阳的颜色和温度，可以供养着生命存续的麦子；它不是薄薄的纸币，它也不是某种赞美和图腾中的东西。它是聂鲁达《山河》中红色的麦粒，又饿又悲伤的人们懂得它的重要。它是我父亲心里的安稳。我一定是老了，心理上开始接近了父亲。除了麦子，除了裹腹的需要，对生活不再做别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