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山益村 （序）

    山益村位于渝中区中山三路。往前走是两路口，往后走是上清寺。这里是居家的好地段，因为周围有体育馆、文化宫、人民大礼堂等可供玩耍的地方。我父母大约在1955年从市中心迁至山益村居住。那時候山益村所处的地段恐怕要算近郊了，十分清静，全然没有今天的繁华。我家的住宅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我的祖父母住第二层，也就是平街的一层；父母及我们四个儿女住第三层；最底层是厨房和贮藏室。黑色的大木门，红色油漆的楼梯和扶手，斑驳的红色木地板，整个住宅让人感到宽敞又朴实。我最喜欢的是三楼围绕房子大半圈的木廊。木廊由一圈弧形的凸出去的长木凳围着。我们几个孩子常常跪在木凳上向远处眺望，可以望出去很远很远。人民大礼堂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有時从天边飞过来一群白鸽，一忽儿又飞了过去。童年的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

    進了山益村村口，左边有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三个大院。一号院是检察院机关的宿舍，二号院是市广播电台的宿舍，三号院不知是哪个机关的宿舍。右边有我家，戚伯伯一家及邓医生一家的三幢三层楼房，其余就是简陋的平房及破旧不堪的捆绑房了。在我家楼下的捆绑房里住着刘伯伯一家。他们是下力的劳动人民，虽大字不识一个，但人却十分豪爽，乐于助人。他们的女儿刘亚龙只稍稍大我一点，是我的好朋友。临街还住着我的小学好友朱佩芬一家。她奶奶早上卖糯米团补贴家用。我和佩芬一块儿上学，奶奶经常给我一个糯米团。那米团夾着黄豆粉，白糖和油条，味道香得不得了。50年代的山益村给我留下十分祥和温馨的记忆。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就破到了我家。家里被抄了个底朝天。留声机、唱片、电风扇这些“资产阶级的奢侈品“都被革命小将毫不留情地拿走了。但文革中，山益村多数的人还是很和睦的。夏天，重庆是个超级大火炉。那時人们还没听说过“空调“二字。吃过晚飯，家家便把凉床、凉椅、凉板等傢什扛了出来，一家挨一家地摆放好，用自來水冲透，并把地面甚至墙面都浇个遍。待热气渐退，夜晚的凉气渐渐地抚平人们滚烫的身体，山益村院内便开始了大人小孩的“黄金時光“。大人们三五成群的闲扯“龙门陣“，我们几个半大孩子特别喜欢缠着院里的钟叔叔讲故事，拉手风琴……山益村大杂院那時多像一个大家庭啊！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和弟妹分别踏入大学校门，半月一月才能回山益村一次。后來，我在北碚安家，后來又出国，离山益村愈來愈远了。80年代，山益村的老房子全部拆除，在原地址盖了几栋高楼。山益村村民大多数搬進了新楼房。虽然还住一栋楼，但关上铁门“自成一统“，全然没有了以前大杂院里“串大门“，睡“大通铺“，吃“大锅飯“的热情、亲密和乐趣了。如今的山益村，各种公司林林总总，完全变了模样。从一个朴素的、穿着补丁衣服的村姑变成了一个追求時尚的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