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中书局：重现枫桥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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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枫桥，千古名镇，耕读传家，民风淳朴。明万历年间，枫桥陈家村长道地，有“七樟庵”藏书楼，由陈洪绶祖父陈性学所建。“七樟庵”藏书丰富，名扬东南，与宁波范氏“天一阁”齐名，时人誉为“越中之冠” 。“七樟庵”曾毁于康熙“三藩之乱”，其后未能重建，仅留断壁残垣，见证时事之艰。今国运昌隆，文风鼎盛，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越中之冠”得以复兴。赖政者领导，党民同德，陈松麟、许令霞等出版人勠力同心，筹建“越中书局”，承继“七樟庵”，古书局得以重现。

“越中书局”扎根越中大地，以朗朗书声化育枫桥，造福桑梓，功在千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必将成为越中地区的文化新地标。

己亥江洲履生记

据拍摄组介绍，由中央电视台、诸暨市人民政府拟拍摄15集文化纪录片《诸暨三贤—杨维祯、王冕、陈洪绶》，通过详实的史料展示三位先贤的艺术成就、文化价值和历史贡献，并通过央视强大的媒体平台宣传诸暨深厚的文化底蕴，真实地、艺术地、立体地呈现给亿万观众，让更多观众通过电视语言了解诸暨三贤，并走进诸暨，品味诸暨。

文化纪录片《诸暨三贤》拍摄组

在拍越中书局铜凸版印制线装书《杨维祯、王冕、陈洪绶》流程

该纪录片计划摄制“三贤”每位拍摄5集，共15集，每集6分钟。在CCTV-11首播，并推送CCTV-9（纪录频道）播出，是诸暨文化和历史人物形象对外宣传的一次亮相。

诸暨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自古以来耕读传家、名人辈出，是於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特别是孕育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丰碑式人物——元代诗坛领袖杨维桢，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王冕，明末清初画坛宗师陈洪绶三位先贤。他们虽生逢乱世，但超然独立、正道直行，把自己的满腹才华、忧国情怀、人生抱负倾注于文学艺术，他们的作品创新求变，独树一帜；他们的高超艺术和人格魅力彪炳千秋，永垂史册，是诸暨人民的莫大光荣和骄傲，值得世代敬仰和缅怀。

越中书局铜凸版宣纸印刷《诸暨三贤——王冕》图书

王冕（1287-1359），元代著名画家、诗人，字元章（一作元肃），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诸暨（今浙江）人。出身贫家，白天放牛，只要有空就画荷花，晚上到佛寺长明灯下读书，后从韩性学，试进士不第。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冕宣称：“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遂下东吴，入淮楚，历览名山大川。游大都，老友秘书卿泰不华欲荐以馆职，力辞不就，南回故乡。隐居会稽九里山，卖画为生，终老田园。种梅千枝，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以卖画为生，制小舟名之曰“浮萍轩”，放于鉴湖之阿，听其所止。又广栽梅竹，弹琴赋诗，饮酒长啸。朱元璋平定婺州，攻取越州，屯兵九里山，闻其名，物色得之，置幕府，授以谘议参军，未就。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以兵请冕为官。冕以出家相拒，并扩室为白云寺。旋卒于兰亭天章寺。

越中书局铜凸版宣纸印刷《诸暨三贤——杨维桢》图书

杨维桢（公元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因其父杨宏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故时人又称其为“杨铁崖”，他喜欢铁笛，故号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 ）枫桥全堂人。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授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

越中书局铜凸版宣纸印刷《诸暨三贤——陈洪绶》图书

陈洪绶（1599年—1652年），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汉族，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陈家村（今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人。明末清初书画家、诗人。年少师事刘宗周，补生员，后乡试不中，崇祯年间召入内廷供奉。明亡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以卖画为生，死因说法不一。亦能画水墨写意花卉，酣畅淋漓。还长于为文学作品创作插图，能表现出原作人物的精神气质。其画手法简练，色彩沉着含蓄，格调高古，享誉明末画坛，与当时的顺天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其人物画成就，人谓“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当代国际学者推尊他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陈洪绶去世后，其画艺画技为后学所师承，堪称一代宗师，名作《九歌图》（含《屈子行吟图》）、《<西厢记>插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版刻传世，工诗善书，有《宝纶堂集》。

越中书局负责人许令霞、陈松麟详细介绍了铜版印刷的前世今生，和铜版制作工艺的复杂。

中国铜版印刷约发明于晚唐五代时期。宋人岳珂在自刊《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言：“家塾所藏有﹝后﹞晋天福铜版本。”南宋曾用铜版印制过纸币“会子”，上海市博物馆收藏有会子铜版。铜版印刷的制版工艺较为复杂，成本高昂，要制好一块符合印刷要求的印版，制作者必须在熟悉工艺的基础上对每一环节的操作严格把关，否则便容易产生质量问题，功亏一篑。

较木版印刷而言，铜版工艺水准更高，更易保存，且不易损坏，是印刷线装古籍的绝佳选择。但铜版制作成本高昂，因此目前市面上，只有越中书局使用铜版印刷古藉。越中书局继承“七樟庵”藏书楼重视文化、爱书藏书的精神，不计成本，制作铜版，印刷线装古籍。这些线装古籍，古色古香，装帧精美，内容具有地方特色，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兼备。书籍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这些采用复古铜版印刷的线装古籍，似乎能带我们回到那个人文荟萃的时代，让我们直接与名家对话——而这正是越中书局坚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