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第二版）：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作者: 刘海龙
ISBN: 9787520206280
内容简介 ：
本书是宣传概念的历史，也是宣传观念的历史。为了回答什么是宣传、它为什么会存在、大众为什么会容忍宣传等问题，本书追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概念的产生、美国20世纪初宣传与民主的争论、俄国革命的宣传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观念、20世纪后期的新宣传等宣传观念发展的重要环节，并以此为背景，重点研究了中国宣传观念的产生和建立、宣传与革命、知识分子与宣传、从宣传1.0到宣传3.0的升级、宣传与粉丝民族主义等问题。
作者简介 ：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主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著有《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Propaganda: ideas, discourses and its legitimation、主编From Cyber-nationalism to Fandom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Diba Expedition、《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19》.译著有：《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真相》（校译）、《人际影响》（校译）、《收容所》（校译）。
精彩书评：
壹：短评
# 国内宣传研究集大成之作，本次修订主要调整了原版结构，采用先西后中的传统叙事，增加了新技术环境下我国宣传观念的变化，即由结合一体化宣传(垄断一切信息传播渠道)与科学宣传(利用技术、传播规律以及大众心理特征达到思想控制)所建立的一个表面宽松，底层严密控制的新型宣传模式。并且，宣传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压迫和欺骗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自我制造的幻觉上，他们为了某种现实利益，而接纳了这种幻觉。
# 就是那种读了会觉得无法归为某个学科的好书，也是一本优秀的历史著作呢。统治与教育、宣传与教育……形塑新人的种种方案
# 犹记得十年前明德新闻楼下的晚风，学生活动中心一楼的续梦、二楼的迷思和幻灭，一切如同禁闭岛一般，被幻觉与祛魅塞满。离开、回来。
# “牧羊人必须统治，羊不得不被统治，盗贼的影响必须被彻底清除”这似乎是「宣传」的逻辑。当代所谓“治理”话语体系下所隐藏的是不是被全新技术所伪装起来的又一套「统治术」呢？
贰：
每一个曾经接受过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人，恐怕都或深或浅地思考过，作为系统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从何时开始出现？它为何存在？什么样的正当性支撑着它不断发展、变化？课程压力之下，多数人抱怨几句“洗脑”宣传之后仍不得不死记硬背地接受教条，在考试之后将批判与教条一同抛诸脑后。
长期以来，公众对宣传概念与逻辑的的认知流于模糊，使得许多人虽然拒斥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却不得不以做戏的方式重复学习行为，而其内容在未被正视、未被充分理解的情况之下，仍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中国人的符号宇宙与语言习惯。
人民大学学者刘海龙，作为一个同样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疑惑的人，力图借助思想史的梳理展示一幅关于宣传的知识地图。他在《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中回顾了20世纪至今中外宣传思想史的产生、传播与发展，得出宣传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也必将与现代社会相伴始终的结论。
该书用讨论宣传诸要素的方式界定了宣传的概念，亦即宣传者在有着明确地宣传意图的情况之下，操纵象征符号塑造群体受众认知方式或对现实的认知，进而影响态度和行为的活动。笔者之所以不厌冗长地将这个定义放上来，一方面是为了完整展现刘氏对宣传的定义，另一方面意在对比，宣传作为一个弥散在社会生活和日常话语中的概念，其现实处境非常暧昧，并非如前述般精确。
这种暧昧首先体现在“宣传”这个词语的中英文对照之上。1998年之前，中宣部的英文名是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然而propaganda作为一个战后逐渐披上负面色彩的词，往往令西方人联想起纳粹德国的宣传，中宣部也被西方理所当然地看作“邪恶的”机构。而西方人面对宣传部的道德优越感并非代表西方人不事宣传，而是类似的职能与行为在西方被称为publicity，亦即“公关”。词语的误译使得中国与西方在面对宣传之时有着不同的刻板印象。
更重要的是，“宣传”这个词在从日语汉字中移用到中文之时，描述的是清末维新变法的民族主义与启蒙主义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带有天然的进步的、正面的色彩。而在西方，从公共关系理论早期代表者爱德华·伯内斯1928年出版的小册子《宣传》（Propaganda）开始，这个概念就引起了自由主义者们的恶感。
此外，使得宣传这个概念一直模糊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宣传的外延在中国长期被泛化。如果说罗斯福对全体美国人的炉边谈话是经典的宣传，那么新闻联播对全体中国人的新闻播报是不是宣传？又进一步，中学老师对全体班上学生的知识传授是不是宣传？新闻与宣传、教育与宣传的关系在中国常常纠缠不清，甚至很多时候，新闻、教育都明确地是宣传的一部分。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就是这种泛宣传观念的支持者与践行者。他认为人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都是宣传，不仅传播是宣传，行为本身及行为效果都是宣传。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毛泽东说“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都是宣传”。正因认为一切行为都能够也必须成为巩固党的领导的宣传手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将《解放日报》改造为“党的喉舌”，这种新闻与宣传等量齐观的做法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党报。建国之后，毛泽东用宣传员言说、流动红旗、光荣榜等形式，将政权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将中国改造为一个被宣传完全浸泡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整个地变为一座伟大的学校”，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当然地成为巩固政权宣传的一部分。
然而，实然绝不等同于应然。新闻、教育以及整个宣传行为与宣传制度影响了我们的认知与行为，这是否是对公众自由的侵犯？换言之，宣传的正当性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刘海龙用《圣经·约翰福音》中的故事喻证了宣传合理性的前提：民众是羊群，管理者是牧人，前者松散、愚钝、而莽撞，后者团结、智慧而冷静。既然民众注定卑微，那么其思想也理应被伟大的管理者引导与管理。这一点甚至在借重工人阶级革命以最终消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是如此，列宁在1902年的小册子《怎么办？》中说，工人只会产生工联主义，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要想使他们的觉悟提高，必须依赖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宣传的灌输。以勒庞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家和以佛洛依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用他们的理论证明了群体甚至个体的非理性，进而肯定了宣传作为增强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秩序的现代治理术的存在合理性。
如果说思想政治课的宣传意图太过明显，使得我们时常质疑其合理性，甚至将思想政治教育污名化的话，一些时髦的概念不过是包装更加精致的宣传。危机公关尤其是本世纪中国兴起的政府危机公关，不负责从根本上解决危机，而只是局部地、自私地图谋从危机中去危存机，这与其说是将损失减到最小、实现多赢的努力，不如说本质上是文过饰非以巩固现有制度与秩序的保守行为。又如，公共外交——远到美国的富布莱特计划，近到我国的孔子学院——都是借重民间交流，以塑造他国公众对某国国家及其文化的好感，这种打着文化多元与文化交流旗号的光鲜行为，本质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利己行为。然而，危机公关切断了公众批判性思考的路径、公共外交诱惑着外国人“自由地”对某国产生好感，这无疑也是一种认知与行为的操纵术。
片面地否定上述行为的正当性，追求所谓的绝对“自由”，乃是缘木求鱼。那么，衡量宣传正当性的标准又该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标准在于宣传是否能在传播效率（或社会团结）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遗憾地是，他认为，作为动态的平衡，其标准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尺度，换言之“一个社会的制度与社会对自由的渴望程度决定了宣传在社会空间中覆盖范围和强度的大小”。这种似是而非的标准，一方面抽象地肯定了从思想政治教育到公共外交在内的宣传具有其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衡量中又缺乏可操作性。
作为一本受教育部基金赞助的思想史著作，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宣传的新视角，分析当代中国宣传行为的合理性边界确非本书的题中之义。然而，当不得不因审稿压力改变章节顺序时，这本结构有些凌乱的宣传著作，能否能对作者宣传的合理性边界有更多的启发？
叁：
第二章非理性人的发现：宣传观念的兴起165群众心理同一律的群体。这种同义反复，正符合他笔下的群众领袖驾驭群 众的手段一简单重复。所以约翰・麦克菜兰认为：“（群众心理学》的重点 不在于大众心理学，其重要性也不在于大众心理学，它本身就是大众心理 学的一番实践。”换句话说，正是《乌合之众》等一系列著作的成功，证明 了大众心理的存在。阅读着《乌合之众》频频点头、自以为洞悉了网络暴 民心理的读者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的阅读行为オ真正地展现和承认了自 己作为乌合之众一员的特性。
引自 非理性人的发现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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