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来首次出门堂吃

3月11日之前，经常在单位食堂吃饭。食堂吃饭就是堂吃。之后几个月一直蜗居在家里，自然不存在堂吃问题。直至7月3日重返单位，中午大家坐在一起吃盒饭，这个或许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堂吃。真正的堂吃，应该是在食堂、餐馆、餐厅、酒店等公共空间吃饭。

如果算上一次堂吃，要追溯到3月13日。那时对整个申城的状况倒不曾有太多留意，到了3月10日，单位突然通知全体人员在三天内分批接受检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选择了11日，清楚记得是星期五。到了12日，就传出单位里面有病例了，而且整个宿舍区加以闭锁。13日，小区发通知组织检测，这是我第一次在小区检测，此后便犹如家常便饭了。3月13日的那个聚会，是早就约定的，看风声有点紧，那天中午我还特地问组织者晚上的聚会是否如期举行，对方说“外甥打灯笼——照旧”。到了晚上聚会，席间有人说，单位已经是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接近四个月没有进过单位的大门，直至7月3日。

3月13日之后，风声是越来越紧——数据在不断攀高，附近病例此起彼伏的传闻甚嚣尘上——大家都在采购、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我这个时候，反复向家里人、同事、邻居宣扬我概括出的一个理念，就是“动态补足”。一方面风声鹤唳，另一方面“生产自救“，也就无暇顾及到外面堂吃了。

没想到会足不出户两个多月，没想到6月1日解放后直到6月29日才有序开放餐饮堂吃。

6月28日那天上午，我到长风公园遛弯，返回时路过马路边上一个四川人开的餐饮店，看见大门紧闭，里面在大白天却是黑洞洞的，估计是为了节约电费。在门口有一老一少两个大男人，小伙子在玩手机，年纪大的蹲在台阶上抽烟。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营业，这些店会承受多少损失？我没有问这些，只是明知故问地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营业，年纪大的那个人告诉我是29日。

其实，26日有关方面就在发布会上说了，从6月29日起，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且近一周内无社+会+面YQ的街镇，将有序放开餐饮堂食。里面有具体规定：

——提倡预约、分时、错位就餐。换言之，避免在某个时段人群过于聚集。

——根据餐厅面积实行限流管理，其中对大中型餐厅（经营面积150平方米以上）、小型餐饮餐厅（经营面积150平方米以下）分别按最大承载量70％比例和50％比例控制就餐人数。换言之，也是避免人群密切接触。

——在具体运营中，每桌顾客就餐完毕离开后要及时对桌椅及餐具进行清洗消毒。

——顾客佩戴口罩、测量体温、持有72小时内HS检测阴性证明，且无异常方可进店。

我家住在普陀区，由于7月2日普陀区发现了新增病例，7月4日又发现好几例，而且有关部门确定了3个“高风险”区，其中2个就在普陀区，其中包括我所在的街道。显然，按照规定，要堂吃在我所在的街道辖区内的餐饮店是不行了。好在离我家靠北边不远的地方是另外一个街镇，那个街镇暂时是安全的，走过去大约400米。

预定的餐饮店也就1000米，约定的堂吃时间是17:30开始。我在28分进店的时候，没有看到门口有“场所码”，推门进去后有几个服务员在里面，我就问“怎么没有看见场所码呀？”其中一个服务员站起来回答我“想扫场所码也可以”，但在明眼可以看见的区域就是没有看到场所码，服务员也不告诉我究竟在哪里扫。听她口气，似乎不扫也行。服务员领我进了包厢后，这时已经有三个人到了。我说起扫描的事，他们告诉我，服务员其实是不想让我扫码，理由是：如果餐厅有事，那么我们会受牵连；如果我们有事，那么餐厅会受牵连。于是，多事不如少一事。

我懂了，原来这是餐厅的一个小算盘。我在想，如果大家没事，就可以蒙混过关，万一出问题，追究起来可就是大问题。话说回来，前面几个月，餐厅、影院、旅行社等服务性行业受的冲击比较大。在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这些餐厅耍小聪明，虚与委蛇，阳奉阴违，实在是不足取的。

这次堂吃的几个人，基本上还是3月13日聚在一起的几个人，只是少了一个人，不清楚他是在武汉出差还是旅游。

堂吃的过程中，大家举杯庆祝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平平安安，也祝愿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平平安安。我看在座的七个人中除了我都是负了一定责的头头，而他们中有3个人驻守单位战疫，其中一个人从3月中旬一直坚持到了6月下旬才出来，刚开始的时候穿的还是棉毛衫，短袖衣服一件都没有带，没有驻守单位的有个人就加入了小区的消杀队，有一段时间每天背着一个几十斤重的桶从早上8点干到12点，我就提议向在第一线战疫的4个“战士”举杯表达敬意。

堂吃吃了啥、喝了啥不重要，关键是大家聚在一起了，有很多感想、心得可以分享。当然，席间不知不觉也干了3瓶白酒、2瓶红酒，时间也拉到了晚上九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