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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写稿与吃饭,就是最好的花样年华

2018-06-10  本文已影响151人  alice趙漫風

香港教父级小说家刘以鬯昨午(6月8日)2点25分,于香港铜锣湾东华东院逝世,享年99岁。

“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出去走走了。”

1962年,44岁的刘以鬯(chàng)写下成名作《酒徒》的开头。《酒徒》从此开创了香港文学意识流小说的先河,这部作品也让刘以鬯声名鹊起。

旺角二手书店里的刘以鬯小说

1918年12月7日,刘以鬯生于上海,原名刘同绎,毕生与报业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刘以鬯的创作期超逾80年,留下数千万字的作品。

花样年华剧照

2000年,82岁高龄的刘以鬯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代表小说《对倒》出版。这部小说,正是张曼玉、梁朝伟主演的《花样年华》的素材。《花样年华》里引述小说《对倒》的三段文字,片末“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一段醒目文字,让新一代观众与读者在2000年重新认识这位作家。

王家卫直接采用《对倒》里漂亮的句子,梁朝伟在大荧幕上扮演周慕云,人们在大荧幕上看见了小说里的迷人意象和句子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 

没出路的感情转眼成空,影片尾声,梁朝伟去了遥远的吴哥窟,对着树洞诉说无可告人的故事。

《对倒》里的花样年华

《对倒》的设想来自于小说家集邮的兴趣。对倒是邮票学词汇,指的是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小说以双线结构进行,犹如对倒邮票。中年男子淳于白与少女亚杏相遇,是城市里常见的人际关系──擦身而过,人与人偶然交会旋即分离,带着各自的心事走进未来。淳于白与亚杏彼此打量对方,其交集不过是一场电影的时间。他们都怀抱强烈的孤寂,各自承受经济与欲望的重量,不同的是,淳于白背负着回忆讨生活,亚杏则活在自己的的想像里。

《对倒》里的的香港,人口四百万,许多旧楼已成摩天大厦。当年长江以北战火延烧,淳于白历经时局动荡与金圆券狂潮。少女亚杏一直幻想能中马票,快活过日子,穿漂亮衣服,引起男人的注意。刘以鬯的笔墨对位精准,往往正反相成,当亚杏“脱去衣服,站在镜前,睁大眼睛细看镜子里的自己”,淳于白正好在“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想起了年轻的事情。” 镜像内外,真假虚实交错,小说折射出的真实是:但为金钱故,港人自我异化、物化,抢案发生时善于袖手旁观,他们怀着投机心理炒股炒楼、赌狗赛马,证明了每一种活法各有不幸。

小说结尾安排两只麻雀同时飞起,一只向东,一只向西,象征意味浓厚。大千世界充满无尽的对倒,不管怎么选择,人生的底色充满遗憾、无奈与哀伤。

《酒徒》与《2046》

王家卫拍《2046》引述《酒徒》里的警句:“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 

镜头接到黄色街灯特写,斜斜的雨水打落,这样,文字就不仅是抽离了小说叙事脉络的文字,也成了电影的主调诗意。

巩俐在电影中饰演的苏丽珍占戏不多,在周慕云心中大概只是失落但美好爱情的代替品,但第二段文字也是与她连结,周慕云叫她一起离开新加坡,字幕打上:

“一若牡丹盛开/她站起身/走了/留下既非‘是’又非‘否’的答案”。

最后一段文字则在剧终出现|与电影中的2046列车相符,也最有总结意味:

“他一直没有回头/他仿佛坐上一串很长很长的列车/在茫茫夜色中开往朦胧的未来”。

梁朝伟饰演的作家,与小说里的酒徒相似,以写作支撑现实,靠买醉逃避现实。意识流小说容易沦为喃喃自语,让读者在纷乱的情绪枝节里迷路。 《酒徒》轻易地避免这些缺陷,在看似散漫实则苦心经营的手记结构下,直接让酒徒的感觉说话,而且说得层次分明。中年男性的苦闷,和金钱、情欲脱不了关系。小说家敏锐的感官直觉遇取了城市经验,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意见或预言。

《酒徒》被誉为中文世界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刘以鬯下笔清醒冷静且带有诗意:“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霎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

“现实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 ”,于是酒徒必须借助酒精,进入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刘以鬯着眼于角色的心理状态,刻划一位鬻文为生的男性作家(也许是自我投射),行文不忘捍卫自身的文学观:“诗是一面镜子,一面蕴藏在内心的镜子。它所反映的外在世界并不等于外在世界。这种情形犹之每一首诗旨含有音乐的成分,却并不等于音乐。”

男主角在追寻理想和自甘堕落之间往复摆荡,往往只需一杯酒的代价就轻易出卖了灵魂。就算典当钢笔买酒喝,亦是在所不惜。酒徒与朋友麦荷门不断辩论:从事纯文学创作在商业市场里究竟有没有前途?写作者该不该向现实低头?

现实中的刘以鬯:写稿与吃饭,就是最好的花样年华

现实里的刘以鬯,从小就是上海英租界里的翩翩少爷。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批英文翻译官,哥哥则是宋美龄的英文机要秘书。

他小学二年级八岁时候已经喜欢作文,因为中文写作好,由老师推荐跳升至五年级。也因为经常走去法租界流连,看见白俄女人迫于生活当妓女,十七岁便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为他出版的编辑是钟楚红家翁(朱家鼎父亲朱旭华)。

作家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厚度,一页一页,一年一年。所以他很明白,要培养作家,靠的都是作家自己。 

“这个不需要鼓励的,最重要是他自己对文学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充份兴趣,他自己会跟着文学方向去调整。”

读者看他的人生有电影感,写的小说有电影感,总有原因。 

”我年纪很小已喜爱看电影,上海大光明戏院第一天播新片我就去看。大光明、南京大戏院播的都是英文电影,我未必了解,但我就是喜欢看。” 多年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刘以鬯这样说。

父亲在抗战中死去,留下遗产。抗战胜利以后,刘以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创立怀正文化社出版文学书籍。在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及政治,上海高级文化人,日间在国际饭店拿一张台下午茶,要出书的文人,就来这里找他。晚上丽都夜总会吃饭跳舞,为《不了情》作词的导演陶秦,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当时是夜总会经理,因为借了刘以鬯一笔钱,最终以免费款待还债。日间是文化,夜里也是文化,由始至终都喜爱文学与邮票,刘以鬯一生能驾驭的,只有一支笔。

因为战争,1948年,期待为国内书籍开拓海外市场的刘以鬯来到了香港。起初,因为堂姐在湾仔居住,他也租住了一个酒店房间。后来,在庙街佐敦附近建立出版社。然而,不善经商的文人,最终千金散去,带来的美金都花光了。

那段时间,写稿是刘以鬯谋生的手段。

而真正有天份的作家,写稿是天生本能。 

“我当时只有一支笔和几张稿纸,写了一篇一千字的稿,寄去《星岛晚报》。第一篇就成功了,可以拿到十元八块的稿费,用一半,已经三餐温饱。那时候,三毫子一碗云吞面,写一千字稿子,就写出三十碗云吞面。“

1952年,刘以鬯曾在新加坡担任《益世报》副刊主编,然而报纸却在4个月内停刊。在1952年至1957年的6年,刘以鬯曾在新马近10家报纸和小报工作,见证了五十年代新加坡小报的兴衰。

1956年,刘以鬯在金陵旅店邂逅从香港来新加坡表演的舞者罗佩云,与她相恋,并在1957年回港与她结婚,白头偕老至今。

”60至70年代最高产时候,一天为十三间报馆另加定期与不定期的杂志稿约写稿。报纸每稿约一千字计,每天一万三千字,一年总超过三百六十万字了。当时每间报馆每月稿费在三百元上下,月入三千多元至四千元,一年下来,怕已经能赚到50年代一层楼的价值。

刘以鬯夫妇最终在70年代末,以十多万元一次过付款方式购入位于太古的六百呎实用面积单位,居住至今。

一张报纸写一个故事,顺利的话,写一千字的连载小说,最快半小时可以完成。有时想古仔的时间都没有,夫妻一边度桥,一边吃饭。 「晚上他回报馆做副刊编务,我在家里拟好故事大纲,两个人才能安心一起在外面吃晚饭,回家后,又再写稿。」写了半世纪的稿,右手食指起了厚厚的茧,要戴一只手指套保护。他挨过辛劳,但从来没有挨过穷。天天写快稿,辛劳像农夫,香港曾经有这样一块文化土壤,让两口子天天合力在家「耕作」,可谓奇景。

写稿人写尽人生,太知道世事无常,所以,有稿约邀请,不敢不写。 《银灯日报》约稿,《明灯日报》也约,于是《新灯日报》不可独无,所以最终就有赶写十多间报馆文章的情况。喜欢的写,不喜欢的也写,有记者曾问刘老,写作痛苦吗?

“我觉得应该做,我住在五洲大厦(60年代在那里写下《酒徒》),每朝起身写至英女皇出现。所有事她(刘太)做,稿我一个人写,假如写得顺利,写得快,十三间报馆写完,就租白牌车去送稿,然后到海运大厦吃饭,这已经是我最开心的生活。”

刘太年轻时梳的雀巢发型,也在刘以鬯笔下出现过。

虽然忙碌并坚信,但是这对报馆作家夫妇一直过着中产的生活,半岛下午茶、中环希尔顿酒店开幕后吃十多元一份自助餐,都是普通事情。写稿与吃饭,就是两口子最快乐的花样年华。

“酒不是好东西,应该戒绝。——我想。翻个身,脸颊感到一阵冷涔,原来我已经流过泪了。我的泪水也含有五百六十三分之九的酒精。这是很有趣的事情。酒精本身就是那样有趣的。只有酒醉时,世界就有趣了。没有钱买酒时,现实是丑恶的。香港这个地方,解下佩刀沽酒的朋友不多。”

学术界评价刘以鬯小说地位极高,他一直在商业压力下走一条香港文学道路,绝大部份小说是从以往报刊连载中增删结集。刘以鬯的小说,处处是香港,而且是摩登的香港。一九八五年一月《香港文学》月刊创立,他出任总编辑,退下报坛,全心全意搞文学出版。据刘太说,月刊资金来自中新社,目的是办一本不分派别的香港文学杂志。他月前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杰出艺术贡献奖,领受奖项时,全体与会者起立致意。

刘以鬯后期已经不再执笔写稿。每天逍遥跟妻子或友好在外用餐,闲游商场,看见漂亮明信片便高兴。

最轻的笔、最重的担子,卸下了。少女时候就看刘以鬯报章小说的刘太,一直守在刘以鬯身旁。她比丈夫年轻十七岁,自1956到新加坡表演舞蹈时认识大作家,享受至今。结婚前,作家给她写下十封八封情书,保存至今,她情愿做唯一的读者。

“出名的作家,自然得人欢喜。” 刘太说的是自己和丈夫,那段花样年华的飘然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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