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格列高利圣咏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在前一节的前格列高利圣咏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粗略地得知取代它们的格列高利圣咏的时代背景。在本节中，将具体讨论格列高利圣咏的起源及其十一世纪前的发展。

格列高利圣咏的起源

传统上作为西方圣咏中心一支的格列高利圣咏，几乎一直被罗马天主教会定为正式的礼拜仪式音乐，持续使用到1963年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颁布官方文件《礼仪宪章》。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格列高利圣咏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而它的起源也因为记谱法文献的缺乏而面目模糊不清，至今仍为存在争议的问题。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在以他命名的圣咏的产生和发展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罗马天主教传统上，格列高利一世被认为是在圣灵（化身为鸽子）的吩咐下创作了礼拜仪式圣咏。事实上，对公元600年以前的罗马圣咏的发展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假设直到750年，罗马圣咏一直是保持不变的。格列高利一世在通信中提到过阿里路亚和垂怜经，他还被指控引入了拜占庭仪式习俗。出身于一个高贵的罗马富人家庭，格列高利在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罗马市政长官。由于对宗教的虔诚，他很快就辞官并放弃了全部遗产，自己创立了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在大约578年，他被授予圣职，并作为罗马教廷使节驻扎在君士坦丁堡长达七年，也许在那里他受到了拜占庭礼仪的影响。回到罗马后，他被选为教皇，在他的领导下，罗马教廷第一次成为一种普世性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因此，格列高利一世被认为是中世纪第一位伟大的教皇。

除了创作了大量宗教著作外，据说格列高利一世还创立了罗马教廷的歌唱学校（Schola Cantorum）。然而这种说法遭到怀疑，当时的文献和他本人的传记均未提到过歌唱学校，第一次提到罗马有组织的歌手团体是在教皇赛吉阿斯一世（Sergius I，687-701）的传记中，而能够确定歌唱学校的存在已经是在八世纪初了。七、八世纪这一段时间是罗马仪式和圣咏比较开放的时期，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发展的礼仪及其音乐通过逃亡到意大利的叙利亚和希腊教士促进了罗马圣咏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仪式文本的选择和歌唱方式已经机构化了，而且在750年之后传到北方法兰克帝国并记载于那里的文献。

化身为鸽子的圣灵向格列高利一世传授圣咏

754年，教皇斯德望二世（Stephen II，752-757）访问了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很可能跟随教皇的歌唱学校在圣德尼待了几个月。据报道丕平在那时决定用罗马圣咏取代帝国内的其他圣咏，他派遣梅斯大主教克洛德冈前往罗马，着手引入罗马惯例。这也是拉丁圣咏史甚至西方音乐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丕平之子查理大帝、查理之子“虔诚者”路易和三个孙子这些加洛林帝王们继续帝国内的仪式和圣咏改革，通过促进礼拜仪式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和推进他们宗教统一的理想。

为什么选择罗马圣咏作为加洛林帝国唯一的礼拜圣咏呢？这是由罗马在拉丁西方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决定的。罗马一直是西方第一城，它不但曾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现在也是教会的首脑驻跸所在。教皇具有罗马主教和西方教会首脑的双重身份，同时是罗马城居民和文明世界的管理者。训练有素的罗马歌唱学校歌手们的演唱很可能打动了蛮族出身的法兰克帝王，七、八世纪开始成型运用并带入加洛林帝国的各种罗马圣礼书（sacramentary）也为采纳罗马圣咏作为帝国统一的圣咏建立了基础。

这些圣礼书只包括需要咏唱的经文，而没有乐谱。早期圣礼书是记录为教皇举行过的最重大的庆典礼仪的，如果在较小的教堂中使用，就需要简化，但它的细节都被写定，从而为在别处举行礼仪提供了书面保障。圣礼书还按照不同的仪式参加者或群体进行了划分，读经部分直接来自于《圣经》，后来产生了专门包括《使徒书信》和《福音书》的《圣经选读》（lectionary），此外还有《圣务指南》（ordo），描述了仪式过程的顺序和祭祀环节。用来记录歌唱的文本包括只记录弥撒中进台、奉献和领圣体过程中交替咏唱的经文书《交替圣歌集》（antiphonary或antiphonale）和读经后会众应答歌唱的短小圣咏集《歌咏集》（cantatorium），后来唱诗班取代了会众演唱这些应答部分，产生了《应答圣歌集》（responsale）。弥撒音乐的用书被称为《弥撒音乐集》（gradual，注意不要和同样拼法的升阶经混淆）。

最早的混合了高卢和罗马要素的圣礼书称为《杰拉斯圣礼书》（Gelasian Sacramentary），或《法兰克-杰拉斯圣礼书》。通过广泛复制和快速传播的八世纪《杰拉斯圣礼书》，加洛林教会的礼拜仪式产生了混乱并恶化，因此，查理大帝采用第二种圣礼书作为弥撒标准。为了使他的礼仪改革更具权威性，他请求罗马教皇给他一部纯粹的教皇格列高利圣礼书的复本。教皇哈德良一世（Hadrian I，772-795，亦称为阿德里安一世，Adrian I）在784和791年间寄送了一部，被称为《哈德良圣礼书》（The Hadrianum）。这部圣礼书原本已经不存在，现存最早的复本收藏于康布雷的圣礼书中，但这部圣礼书不但不纯粹，包括了一些格列高利一世去世后才增加的弥撒公式，而且只包括教皇本人主持的重大圣事，甚至没有包括常规的非节日的周日弥撒。因此，查理大帝委派英格兰的阿尔昆（Alcuin）来弥补和完善这一圣礼书。直到查理大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814-840），阿基坦修士阿尼昂的本笃才完成了对《哈德良圣礼书》的补充，一些独特的高卢节日和仪式也包括在内，导致高卢元素和罗马礼仪融合在一起。《哈德良圣礼书》直到九世纪早期才取代在法兰西亚流行的其他圣礼书，最终成为法兰克教会的标准弥撒书。

《杰拉斯圣礼书》

除了圣礼书的罗马化，早期加洛林帝国的圣咏也进行了罗马化。查理大帝统治时期记录了最早的圣咏改革的描述。上一节提到的克洛德冈向梅斯的神职人员教授如何使用罗马方式演唱圣咏，他还根据罗马样板建立了歌唱学校。查理大帝颁布了几部皇家法令促进和加强在法兰西亚使用罗马仪式和圣咏，最重要的是789年的《通谕》（Admonitio generalis），要求所有神职人员都应当学会和正确地实践罗马圣咏。几个大教堂和修道院也建立了歌唱学校，皇家代表被派往教堂去保证礼仪和圣咏能够正确地实施。

查理大帝和“虔诚者”路易

然而，学习罗马圣咏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出现乐谱，音乐只能靠口头传播。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法兰克人是否成功地引入了罗马圣咏？八世纪晚期和九世纪早期的在罗马演唱的圣咏和当时在法兰西亚演唱的圣咏到底是什么关系？

现在的学者已经否定了格列高利一世作为圣咏作者的假设，而认为格列高利二世（715-31）才是罗马礼拜改革的始作俑者。九世纪在法兰西亚演唱的圣咏曲目和罗马的并不相同。830年代修改交替圣歌集的梅斯的Amalarius发现在罗马和梅斯演唱的文本和顺序之间的不同；Strabo（？-849）也承认高卢圣咏的要素还存在于所谓的法兰克教会的罗马仪式之中；格列高利一世生平传记的作者执事约翰（John the Deacon）意识到法兰克人和罗马人演唱音乐的不同，指责“野蛮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没能力学会罗马圣咏；圣加尔的“口吃者”诺特克（Notker Balbulus，约840–912）在查理大帝传记中指控罗马人通过教给北方歌手不正确的旋律来故意破坏查理大帝时期的法兰克圣咏改革。

不幸的是，现在没有办法直接比较加洛林时代在罗马和法兰西亚演唱的音乐。记谱法发展于九世纪的法兰西亚，已知完全记谱的圣咏集出现在九世纪末，而保存最早的来自罗马的带有乐谱的手稿是十一世纪的。保存在法兰克人手稿中被称作“格列高利圣咏”的音乐的确和罗马的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也存在足够明显的差别，我们将罗马保存下来的那部分传统称为“旧罗马圣咏”，二者之间关系已在前一节详细讨论过。

这些关于格列高利圣咏起源的相互矛盾而且区别甚巨的假说只能说明我们对中世纪早期圣咏及其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特别是旋律固化程度的问题，许多争议集中于罗马歌唱学校的性质及其在产生和保持罗马圣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罗马歌唱学校是加洛林时代之前西方唯一致力于教授和表演圣咏的机构。有些学者认为罗马专用圣咏产生于歌唱学校，在七世纪下半叶和八世纪初期短期内出现了大量这类作品，曲目旋律的固化也发展于罗马，后来被加洛林人采纳并替代了高卢圣咏。最早的完全记谱的圣咏全都书写于法兰西亚，显示出法兰克教会演唱圣咏旋律的高度统一性。尽管这些手稿也包括一些变体，但并不足以破坏格列高利曲目旋律高度固化的整体印象。固化的格列高利圣咏最终取代各地方言圣咏，成为拉丁西方教会统一的标准礼拜仪式音乐，也是千年来西方音乐的基石。

唱片推荐

标题：圣咏之战

演奏：Sequentia，Benjamin Bagby（指导）；Dialogos，Katarina Livljanic（指导）

厂牌：Deutsche harmonia mundi，82876-66650-2

唱片简介

八世纪和九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为了达到政治和宗教统一的目的，法兰克帝王们决定用罗马仪式和圣咏取代帝国疆土内其他方言圣咏，然而高卢地区的圣咏要素也融入其中，这种法兰克化的罗马圣咏现在被称作格列高利圣咏，也是罗马天主教的标准圣咏。格列高利圣咏的形成及其在法兰克帝国内的强制推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罗马教皇派到查理大帝那里去教授罗马圣咏演唱方式的歌手们出于对高卢人的嫉妒和歧视故意破坏这次音乐史上重要的圣咏改革。罗马和高卢之间的圣咏之战最终以形成混合式的格列高利圣咏而告终，它反而传播回到罗马取代了所谓的旧罗马圣咏。两个著名中世纪合唱团Sequentia和Dialogos合作录制了本专辑，通过比对高卢、旧罗马和格列高利圣咏，为我们奉上了一次精彩绝伦而又具有历史韵味的圣咏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