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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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读的第70本书。书名[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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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限（死亡）到来，我们该如何面对？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禁让我想起了身边的故事。

去年，大伯走了，83岁，很安详，在家里的自己的床上走离开了，领走之前听大哥说还喝了一口自己喜欢的牛奶，这也许是唯一大家宽心的事情。

还有多年前的外婆，脑溢血，医生开颅可能能延长生命，但可能永远无法唤醒。舅舅选择了放弃，当时还在上学的我心里异常难受，甚至心里长时间责怪舅舅。

还有一个老人。当老人出现病危的时候，直接选择让医生尽可能的延长生命，最后全身插管，长期昏迷直到死去。家人自己也许很安心，但是老人最后的那段时间经历了什么...

死亡让我们失去亲人朋友，留下悲痛。有时是怀念，有时是愧疚，但是我们有没有留下思考，去面对下一次生死抉择。

我们需要承认衰老和死亡是我们的宿命，活到100岁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你是否看到97岁的老人跑马拉松的故事，然后期待那些个例未来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你可知道，当我们70岁的时候，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在头部受到撞击后，会很容易发生颅内出血——实际上，大脑在他们颅内晃动。

对了，你没有承认死亡，你至少相信自己会活到那个年龄，而且可能比别人好。

据统计（国家统计局），2018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11.9%。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死亡人口993万人。

基因决定了我们最终都会走向死亡，不管你是体态健硕还是老弱病残。

最终，死亡还是不期而至，却没有几个人懂得什么时候停止治疗最为理想。

癌症是如何诞生的？

癌症也叫“老年病”大部分是基因突变导致的，人的年龄越大，细胞分裂（需要去填补死亡的细胞）的次数越多，而细胞分裂就可能产生突变，所以癌症的几率越大。

当大限来临，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还是仅仅将它扔给医生和家人?

我们把老、弱、死都医学化了，认为它们只是又一个需要克服的临床问题。然而，在人近黄昏之时，所需的不仅仅是医药，还有生活——有意义的生活，在当时情形下尽可能丰富和充分的生活。

欲望的无止境、个体的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科学的局限性决定了不是谁都可以把死亡交给医生，然后活蹦乱跳的走出病房。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想好，当自己可能处于那个时候（如：癌症末期的医疗选择），当获取不到医疗资源，当没有能力支付巨额的费用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理智的做出决定，是回家选择善终服务，还是哭着闹着让医生延长生命。

医患冲突如此之多，是谁的责任？

在10万年的存在史中，人类的寿命大多数时候（除了过去几百年）不到30岁。而如今我们退休年龄都到了65岁。不得不承认医疗条件的突飞猛进。

然而医患冲突多有发生。我们是否仅仅去责骂家属的不理智，家属的灭绝人性。这并不仅仅家属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因为家属、医生、社会都没有做好准备。

家属意识到了医学的风险，但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没有人曾经在死亡方面教育过他。就像我们逃避性教育一样，当发的时候我们手足无措。病人都早已知道自己病入膏肓。然而他们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没有为最后的阶段做好准备。

医生意识到医患冲突的可能，但当死亡可能发生时，仅仅是拿出一张冷冰冰的纸，让家属在痛苦面前签知情书。

三种医患关系：家长型、资讯型、解释型。

“家长型”——我们是医学权威，目的是确保病人接受我们认为对他最好的治疗。我们有知识和经验，负责作出关键的抉择。如果有一粒红色药片和一粒蓝色药片，我们会告诉你：“吃红色药片，这对你好。”我们可能会给你讲讲蓝色药片，但是，我们也可能不讲。我们告诉你我们认为你需要知道的东西。这是一种祭司型的、“医生最明白”的模式，虽然经常遭到谴责，但目前仍然是普遍的医患交往模式。

“资讯型”——同家长型关系正好相反。我们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随患者来裁决。“这是红色药片的作用，这是蓝色药片的作用，”我们会说，“你想要哪一个？”这是一种零售型关系。医生是技术专家，病人是消费者。医生的工作是提供最新知识和技术，病人的任务是作出决定。越来越多的医生成为这个样子，医生这个行当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我们对病人的了解越来越少，而对科学的了解越来越多。总体而言，这种关系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选项清楚、得失明确、人们偏好确切的情况下。你会得到检查、药片、手术，以及你想要并接受的风险，你拥有完全的自主。

“解释型”——在这种关系中，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解释型医生会询问：“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你有些什么担心？”了解到答案以后，他们会向你介绍红色药片和蓝色药片，并告诉你哪一种最能够帮助你实现优先目标。

我们大多是前两种。

第一种可能发生在医生觉得自己能搞定这些疾病的时候（比如大多数现有条件能完全治好的病，如：看完化验单之后，发现你是感冒等）。就像我们辅导自己孩子做小学作业一样，我们啥都会。

第二种可能发生在比较困难的疾病，比如面对癌症，这个时候医生会让你选择放弃和继续。就像我们辅导孩子做初中以上的作业一样，我们能做的太少。

在某个时刻，医生需要帮病人权衡他们更大的目标，甚至质疑他们，让他们重新思考其考虑失当的优先选项和信念。这种做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是医生不愿意做么？大多数并不是，可能的原因是不专业，没精力或者没有这个绩效考核。这是社会体制问题。

最后的诉求是什么？

书中的病人贝拉，虽然有了护理人员，比如，贝拉有她喜欢的梳理头发的方式，但是没人问起，也没人明白。菲利克斯想出了使她容易吞咽的分切食物的最佳办法、她觉得舒服的安置办法、她喜欢的穿衣办法。但是，无论他怎么费力地跟护理人员解释，他们就是不明白要点。

我们需要把他们当做人，而不是病人，他们也许想尽可能有尊严的活完最后几天。只想躺在自己家的床上，能够自己上厕所。他不能接受身体完全瘫痪、全靠别人照顾的生活。也许我们需要书中说的“善终护理”。

善终护理

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

这是一种服务，而不是等死。

这也许是一种需要创新的行业，就像对待嗷嗷大哭的幼儿一样有难度。

善终服务试图提供一种死亡方式的新范式。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其主张，但是，那些接受的人在为我们这个时代展现一种死亡艺术。这么做代表着一种抗争——不仅仅是抗击痛苦，同时也是抗击医学治疗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

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汹涌而来的焦虑——对死亡的焦虑，对痛苦的焦虑，对所爱的人们的焦虑，对资金的焦虑。让他们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

接受和坦然是一辈子的修行

要在人的必死性方面谋求共识，并以生命尊严和保持有意义生活作为生存追求，医患双方都面临着学习的任务，而这需要一辈子的修行。

大限到来之时，我只想说“再见”，“别难过”，“我很抱歉”或者“我爱你”。

我们依然相信科学，但记住活好每一天，而不是押宝未来，牺牲现在。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会更容易接受这一切，并准备好了新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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