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罪”与“罚”的审判，到底该不该？

干草广场恐怖袭击现场

莫斯科时间二〇一七年的四月三日，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一辆从干草广场站开往技术学院站的地铁，在隧道中爆炸，造成十六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的惨剧。我心中不禁为之一抽。

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没有去过圣彼得堡，更没有去过干草广场。然而，干草广场在我的记忆里，就好比我的故乡，我所处的城市那样熟悉。

在梦中，我常常徜徉在小瓦涅河畔，腾挪在富人区与贫民区一街之隔的某幢或许已不存在的小胡同五楼的斗室中，捂着鼻子来回穿梭在伴有各种臭味的肮脏不堪的甘草市场的一个个店铺旁。

在我的记忆里，干草广场永远停留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时间仿佛是静止的，任凭百年沧桑，时代变迁，干草广场始终是那个俄国最底层人民隅居的场所。那里没有汽车，只有马车；没有富人，只有贫民；没有法律，只有权势；没有尊严，只有饥饿。

关于我所认识的干草广场种种景况，大多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的《罪与罚》——那部惊艳全世界的小说。

时光荏苒，绝大部分古老的事物沉入岁月的河床，或拆损，或被掩埋在深不见底的黄土之下。但小说却能将任何时代的人物、场景，永远停留在发生的那一刻。

这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干草广场了

《罪与罚》全篇围绕干草广场进行描写，真实细腻地描绘了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

九级文官的马尔美拉陀夫能力平平，仕途不顺，穷困潦倒，还酗酒成瘾，导致家庭生活进一步恶化，失去工作。结果雪上加霜，自暴自弃，撇下妻儿，带着家中仅存的钱去酒馆买醉。最终因醉酒被撞死在街头。这是当时社会体制恶性循环的根源。

他的妻子卡捷琳娜亦经历坎坷，作为军官的女儿，受过高等教育，早年幸福。而后不顾家人劝阻，与军官私奔，谁想丈夫迷上赌博，吃官司而死亡，撇下她和三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一贫如洗的她受到马尔美拉陀夫的接济，成为他的妻子。她希望丈夫能出人头地，将家中所有的钱财为他添置行头，等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打骂和酗酒。在丈夫的葬礼上，她又坚信女儿索尼娅没有偷卢仁的钱，带着孩子去寻找“真相”，却因咳血在路上奄奄一息，被移送至索尼娅的住处时，终因无法承载苦难的重压，沉重到怀疑上帝的存在而悲愤郁亡。

她的大女儿索尼娅更是命运多舛，为了家中的生计，只能在街头当妓女，赚取少得可怜的金钱，得以让一家人温饱度日。但她与她的母亲截然相反。卡捷琳娜被贫穷和苦难压垮，以至愤世嫉俗，最终舍弃信仰。而索尼娅则刚好扮演了圣母的角色，任凭世道不公下的无情摧残，始终坚守信仰，相信正道，坚强地生存着。她甚至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还屡屡救赎犯罪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带着十字架陪他度过了在西伯利亚服刑的那段艰苦岁月，始终不离不弃地解救主人公罪孽深重的灵魂，直至对方幡然醒悟。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雅，在当时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遍情况下，牺牲自己的生活，嫁给律师卢仁，仅仅是为了资助哥哥能够完成学业，试图通过他的人脉，讨得一份能够维系家人生活的浅薄薪水。

反观卢仁的铁石心肠和利己主义，是俄国新一代资本家的缩影。他们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所有考量皆取决于自身利益，在他们面前，但凡贫穷的百姓，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甚至是他的未婚妻杜尼雅，也只不过是他仕途道路上的一件工具。

放高利贷的阿廖娜，是当时社会落没沉沦下，滋生各种进一步压榨底层人民的资本家典型。她通过对穷人放贷，获取丰厚的利益，导致社会动荡的加剧。正因为社会体制摇摇欲坠，滋生出各种犯罪、堕落、暴力、杀戮。最终，她被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审判者”的名义处以极刑，惨死在家中。

可悲的是，在实施犯罪的那一刻，常受阿廖娜欺凌和虐待的妹妹，善良的丽扎韦塔返回家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不得已之下，也将其一道杀害。

而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害二人的理由，源于人格分裂，演变成的超人主义。

人格分裂

首先，他认为阿廖娜罪大恶极，是社会毒瘤，但放贷在当时又不构成犯罪。他扮演了“超人”的角色，凌驾于法律之上，代为审判。

其次，他是一个激进且具有天赋的青年，因迟迟不得正名，而抑郁寡欢。他相信自己有着拿破仑的能力，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俄国当时的社会格局，却苦无出路。所以他需要阿廖娜积攒的钱财，作为事业起航的风帆。先解决个人仕途问题，再利用自己的能力，干出一番大事业。

这就造成了他天使与恶魔共存的人格分裂，一面企图惩罚罪恶，一面自己在犯罪的矛盾心理。

这种心理自从他杀死阿廖娜和丽扎韦塔的那一刻起，就贯穿整部小说，始终在他内心萦绕。他相信这两者并不冲突，像阿廖娜这样的人本就该死，且死不足惜；同时也坚信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只要仕途顺利，必有所作为，扭转现状。

这就好比一个体恤芸芸众生的人道主义者，可自身却一无所有，为达到目的，先将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罪恶”进行主观审判，顺便获取一定钱财，供今后仕途发展所用，等到成为主宰者的那一天，再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帮助贫穷的人脱离苦难。这是一种病态的意识形态，和罗宾汉的劫富济贫是不同的。

罗宾汉同样是犯罪，但他仅仅是治标不治本地资助穷人，却永远无法改变贫穷。

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却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才华，且先不论他的论文是否能真正达到有效缓解贫困的效果。至少在思维方法上，他要比罗宾汉高明许多。

富人不一定都是有罪的，他只惩治真正有罪的人。一味接济穷人，只能缓解贫穷，无法真正彻底脱贫，走上可持续性的康庄大道。

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动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种想法或意识，有的可能偶尔想想，被道德观或法律后果趋使而作罢；有的可能灵光一现，稍纵即逝；有的可能受到某件事物的感触，短暂地有过过激的想法。

譬如：一个人在ZTM取钱时发现机器中残留上一位顾客因疏忽而未取走的钱款，遂即起了歹念，又因为法律意识而放弃，将钱款交由银行人员；又或是因为车辆碰擦，与对方发生口角或行为争执，正好看到身边有把扳手，动过一击报复的想法，等等。

先不论他们的目的是否高尚，犯罪的动机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只是情节轻重不同而已，有的出于不甘，有的出于泄愤，有的出于自尊，等等。

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人分两种：“平凡”和“不平凡”，是一种先天决定的。他始终觉得自己属于后者。

“平凡”与“不平凡”中的超人主义

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人的劣根性。

从俄国当时社会角度来说，是宗教因素。俄国普遍信东正教，东正教中对于亚当和夏娃的解释，与基督教教义不同。东正教认为亚当和夏娃的结合本就是一种罪恶，因此他们的后代（也就是人），都会带有罪恶的根源。

而基督教则认为是夏娃引诱了亚当，亚当是受害者，夏娃是恶毒的女人。因此造成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的男女地位不平等。

为了摆脱这种罪源体，必须信奉上帝，信奉耶稣，消除或减轻心中的罪恶。

这也就是为什么索尼娅为何始终带着十字架项链的缘故。

索尼娅是圣母的形象，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交汇，是为了减缓和消除他心中的罪恶，引领他走上正途。

最终，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感化下，以及西伯利亚流放中心境平和的劳动，渐渐消除了心中的恶魔，顿悟之前所犯下的罪行，并诚心悔过。

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小说，发现作者的宗教观是基督教，信教徒只有经历各种苦难的磨炼，才能彻底洗涤灵魂的罪恶，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沿着天国的道路，跟随上帝前行。以不埋怨、不反抗、不逆施的原则，等待上帝的救赎。

故而，《罪与罚》小说诞生了一种“索尼娅真理”。这种真理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教的理解。

说到“罪”与“罚”二字，“罪”只在小说第一章进行，剩余五章均为“罚”。

法律惩罚和人民审判

“罚”有两层涵义：

一是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实施的罪刑，无法逃脱自己良心的谴责，在内心涌动的激烈碰撞下，自我惩罚，饱受精神创伤，屡屡卧病呓语，搞得精神疲惫，与原先杀人之前判若两人。

二是因为自首得到了法律审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役。

前者是精神上的摧残，后者更多是身体上的劳役。

该小说长篇累牍的心理描写，充分描述主人公的杀人动机（即人格分裂的精神状态），以深刻细致的心理剖析，还原人物内心世界。这种内心世界的描述对主人公、对作者、对读者，都是一种折磨。

翻阅全书，不难发现，有些心理描写（且不分段），往往长达数十页（记得最长的一段约有三十多页的内心独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毅力上的巨大考验。不少人出于阅读习惯，在该书上折戟放弃。余下寥寥者，多半也是一目十行，不求精读细阅，只求尽快解脱。只有真正懂得小说真谛，具有非凡文学鉴赏力的读者，反倒乐在其中，逐字逐行深耕细作，在充满趣味和无尽感慨下依依不舍地读完全书，放下书本。

即便如此，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那种人格分裂心理，形形色色人物的悲催命运，亦久久在脑中残留，怎也挥之不去。每每提及此书，总是感慨万千，意犹未尽。其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皆历历在目，一闭起双眼，干草广场上的吆喝声便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