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读书笔记14
第三卷
一九三〇年
14、午后幽会
一、出场角色
1、安娜·乌尔班诺娃—电影女明星，曾经红极一时，因为两条狗的事情与伯爵相识。过气落魄时获得伯爵的同情，因而再获自信，再获事业进步。她向好的变化，一定与伯爵的指导不无关系。
2、罗索托斯基—电影导演。常使用安娜·乌尔班诺娃饰演片中主要角色。因他俩第四部合作的电影题材中出现贵族人物，导致导演与安娜事业受到重创。
二、内容梗概+解读
伯爵与·乌尔班诺娃又好起来了。
正文
我们上回写到这一对是在1923年。当时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赶出208号房间，伯爵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后来满腹辛酸地上了屋顶。此刻，她正钻向床罩，脸上挂着饱含耐心、温柔甚至感激的微笑。伯爵开始解开他的衬衣扣。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是怎样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又把他们带进了311号套房，重回彼此怀抱的呢？
1923年，伯爵第一次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遇见乌尔班诺娃女士时，就发觉了她身上的那股作为名人的傲慢劲儿。1919年，伊万·罗索托斯基在敖德萨郊区的一家地方剧院里发现了她，从那以后，她便成了他接下来两部电影的女主角。这两部电影都是历史爱情故事，歌颂的是劳动人民纯洁善良的情操，同时也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进行了批判。两部影片都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得到了政治局成员的首肯。这位女演员轻而易举地收获了荣誉和声望。
1921年，安娜成了全俄电影联盟的成员，也有了进出联盟成员特许店的资格；1922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一处别墅的使用权；1923年，他们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给了她。宅子里有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子的梳妆台。
这些东西本可以作为罗索托斯基任何一部电影的道具。也正是在这幢豪宅中举办的聚会上，安娜学会了从楼梯上逐级而下的古老艺术。她手扶栏杆，身后拖着一袭长长的丝绸礼裙，一步步地从楼梯上款款而下；而楼梯脚下，画家、作家、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都在众星捧月般地等着她。
然而，对任何政权而言，艺术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诚的那一位。果然，当安娜主演的罗索托斯基的第四部电影（她在该片中扮演一位被误认为孤儿的公主，而她爱上了一位被误认为王子的孤儿）在莫斯科举行盛大首映式的时候，“索索”的总书记并没露出会心的微笑。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首映式的第二天，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组织成员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承认，电影虽然有趣，可是，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吗？可历史紧迫感呢？集体奋斗呢？
此信在《真理报》上登出第四天，“索索”在全体会议发言之前特意赞许了这位作者。之后，这封信的精神又分别得到另外三家报纸和一份艺术期刊的响应。这部影片赢得的微弱掌声到了那年秋天，罗索托斯基就没有下一部影片的着落了，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开始遭到怀疑。
安娜很清楚，罗索托斯基的失势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会把她一齐拖入深渊。于是，她开始避免同他一起公开露面，并公然赞扬其他导演的美学观点。这时，刚好大西洋对岸创造出了有声电影。尽管安娜那张脸仍旧令人着迷，但观众却完全无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哑的嗓音。因此，29岁的安娜·乌尔班诺娃在1928年的春天，便成了过气明星。
安娜拎着两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从别墅里赶上街头。她没有回敖德萨城外的家乡，而是和年已六旬的服装师搬进了一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里。
伯爵第二次见到安娜是在1928年11月，也就是她被赶出豪宅后大约八个月。当时，他正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往一位意大利进口商的杯子里倒水，却看见她穿着一袭红色的无袖晚礼裙，踩着高跟鞋从门外走了进来。他还隐约听到女演员向安德烈解释，她约了一位客人，可她那位客人过了40分钟才来。
博亚尔斯基餐厅正中间布置着许多花卉（那天摆的是向日葵）。伯爵从花卉装饰台另一侧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员和她那位客人此前应该只是互有耳闻，未曾谋面。那人一看就是个粗鄙之人。因为他落座后虽为迟到道歉，眼睛却瞄着菜单。
安娜还是无比迷人。她讲自己的故事时，眼中充满神采，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会适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每当有人走到他们的桌子前，恭维他新拍的电影，她总是摆出一副耐心的姿态。几小时过后，安娜和她那位客人从夏里亚宾酒吧出来。安娜想邀请他上楼再喝一杯。可他瞥了一眼手表，表示不凑巧，跟别人有约。说完，便径直朝门口走去。安娜的笑容和她的肩膀立刻耷拉下来。她抬起手，无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头，然后从对着门的位置转过身来，却迎头碰上了伯爵关切的目光。
安娜转过身，按原路下楼，穿过大堂，来到伯爵站着的地方对他说，每次她和伯爵同时出现在大堂里时，就免不了被人羞辱一顿。伯爵非常惊讶。
“我邀他睡前再一起喝一杯，可他说他明天需要早起。”
“我倒是从来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说。
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她用手指指楼梯上的台阶。
如今，安娜住在428号房间，它在第四层楼的房间中说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套房里有一间小卧室，卧室旁边有个小休息区，休息区里摆了一张小沙发、一张小咖啡桌，旁边还有两扇小窗户。从窗户往下看，正好能看到特维尔区纵横交错的电车轨道。这种房间里住的都是那些想让人对自己另眼相看，又住不起更大房间的人。
咖啡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一盘鱼子酱，还有一瓶放在冰桶里的伏特加。伯爵把酒瓶从冰桶里拎出来，给两人各倒上一杯。“为逝去的旧时光。”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当一个原本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的人突然遭受重创时，他会有很多选择。有的人因为耻辱感，可能会试图遮掩所有自己的生活环境
改变的迹象。所以，在赌场上输光了全部积蓄的商人会留下自己那些极其考究的衣服，直到穿破为止，并且，他会时不时向人讲起昔日在私人俱乐部里发生的逸事，尽管他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早已作废。
而有的人则会自哀自怜地从他们过去的幸福生活中退缩出来。所以，受尽婚姻煎熬的丈夫在社交场中遭到妻子的公开羞辱之后，有可能会抛弃家业，离家出走，躲到城市的另一边的小公寓里容身度日。还有人，比如像伯爵和安娜这样的人，则可能直接加入“谦卑者同盟”。
和互济会一样，“谦卑者同盟”也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虽然它的成员平日里并不佩戴任何标识，但互相碰面时，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来。由于同盟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的巨大变故，他们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深知美貌、权势、名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全都好景不长，绝不会永远属于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轻易让他们折服。他们不轻易羡慕别人，也不会轻易发怒，更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在同类中，对外人的奉承和谄媚非常谨慎；当外人同情他们和表现出优越感时，他们则在心底窃笑。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安娜隔几个月就会来大都会酒店一次。她终于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拍电影的事实。她只是请导演作为客人陪她一起去博亚尔斯基用餐。有了1928年的那次教训之后，她学乖了。她会确保在客人抵达两分钟之后准时现身。在晚餐过程中，她向导演敞开心扉，说自己对该导演仰慕已久，并且能回忆起他电影中的好多片段。甚至抓住其中的某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镜头大谈特谈，以表现导演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拍摄的。
饭后，安娜会陪她的客人走到酒店大堂再喝一杯，更不会邀请他去她的房间。最后，跟他道过晚安后便离去。而导演一边穿着外套一边不由得停下动作。眼见电梯门缓缓闭上，他突然觉得，安娜·乌尔班诺娃在第二幕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此时，安娜已回到自己位于四楼的房间。等待伯爵的到来。在同某位导演朋友共进晚餐之后，安娜终于得到了一个镜头的机会。她扮演一位在工厂里完不成工作指标的中年妇女，她发表了一番简短却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大家完成生产任务。
她的嗓音也帮助了她，换句话说，她的声音就是家人朋友的声音。因为她的讲话，那些女工干劲倍增，超额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在影片首映式上，安娜的角色获得了莫斯科电影艺术局的主任、，如今已成文化部的高级官员的赞赏。他曾极其崇拜安娜。1923年，在夏里亚宾酒吧与安娜见过一面。
安娜·乌尔班诺娃又有戏可接了。她是一位真正经历过舞台打磨的表演艺术家。她是一位从不迟到，将台词拿捏得恰如其分，且从不抱怨的模范女演员。于是，当官方的偏好开始向反映现实主义、体现坚韧不拔的精神上转移时，影片中便会经常出现一位成熟美丽但嗓音沙哑的女性。换句话说，安娜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完全在于她把握住了许多内外的有利因素。
伯爵与安娜相处的越来越好了，他们真诚坦率，着眼现实，甚至分享有趣的神话或童话。伯爵知道了安娜剔鱼刺的手艺并非来自家中，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农民，而这手艺是她在敖德萨一家酒馆锻炼出来的。安娜也开始找伯爵的问题，她认为下诺夫哥罗德的苹果长得和炮弹一般大与有彩虹一样的各色是荒谬的。当安娜给伯爵讲完祖母给她说过的大海故事后，伯爵听进去了。这故事似乎对伯爵的未来命运有所启迪。但伯爵表示，好听的故事不能开脱人说谎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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