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降落
文/末梢
在我五岁那一年，舅舅带回家一个女人，头发很黑，披散在背上，风吹过时卷起毛茸茸的几根细丝，那一片黑则稳固地粘在背上。我望着她，不记得谁还有这样长的头发，肖庄村的女人喜欢把头发剪成男人一样短，参差不齐的厚刘海盖着同样参差不齐的眉毛。
我躲在芹和桂身后，抬头看见她的表情在天空下闪着莫名的光。他们让我叫她保分阿姨。
我记得初次见时觉得保分阿姨笑的样子很奇怪。芹和桂说什么她都会先迎合一句：“是嘛！”然后嘿嘿笑起来，脖子要歪一下，眼睛和嘴巴要往中间挤，声音也是不大自然的尖细。肖庄村的人，不论男女，都只张大嘴巴哈哈大笑的，在空气里弥漫一阵热烘烘的声音，然后眼角挂一滴泪，拿手一抹。他们似乎察觉到不这么笑就是装模做样。尤其是芹，几乎在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摆脱女性的一些特色，她称呼那些特色为“瞎逞劲”。
“瞎逞劲”这三个字在童年时期是我的噩梦。小学那几年，电视里的偶像剧女主角总是留着披肩发，于是在洗完头发后我故意将它湿漉漉地散在背后，想象它们也能像她们的一样，在风中丝丝缕缕地扫过自己的脸。而每当我对着镜子自我欣赏时，芹就会对桂说：
“你看她又在瞎逞劲了。”
于是我赶忙拿勒在手腕上的一根毛糙的黑色皮筋把头发胡乱一扎。我当时其实并不理解那个词的含义，但隐约意识到它包含着很多令人羞惭的东西。这份羞惭是被芹和与她一样的女人们制造出来，可是她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呢，又能满足自己的什么呢。但有的时候，有些妖娆的女人却能够让芹束手无措，甚至还装作不经意地模仿起来，比如我亲耳听到过她学着一个外地来的美容院店长称呼桂为“我老头儿”。那个店长有一头红棕色的头发，嘴巴张开时白牙凸出来，笑得像个亲切又吓人的女妖精。
后来，舅舅和保分阿姨结了婚。在肖庄村一间狭窄的旧砖房，东屋。她那天穿着雪白的婚纱一边那样笑着一边走进了木门。然后再也没有出来。
那天是个晴朗的天气，可我觉得大家脸上都有些阴郁。大姨二姨将不屑一顾凝滞在表情里，芹端着饭碗瞥保分阿姨的婚纱，脸和眉眼狠狠垂挂下来，然后矜持地往嘴里送饭。桂倒是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只是摸着我的头开玩笑那样地说：
“你舅舅很不简单，能从大学带回个外地媳妇儿。”
那天很快就结束了。夜幕降临前我看到大家立在院子里准备离开的身影，灰黑的衣服和头发在傍晚的色彩中像一把把刀。红砖烘托着一片狭窄的天空，星星劈在他们的头发上，闪烁的光让我想起村边那条黑暗又寒冷的河流。保分阿姨在红砖那一边的灯泡下坐着，黄黄的光映衬着她的笑，她的眼睛，嘴角的一颗痣，还有怪腔怪调的普通话。那一刻，她所展示出一切与我们自己的面貌所暗示着的事物尖锐地冲突着。
之后再见到保分阿姨，她的儿子已满了一周岁。她仍是一头直发，垂在腮边，不过脸颊粗糙了一些，眼睛也不大灵活了。那些贴面的头发就像在西屋的织布机上纺出的棉布一样，风一刮就破了。
芹说：“生了孩子就算完成任务了。”她说这句话时肖庄村的人们都没什么反应，但我不知为何，在长大后的某一天再次听到它时，突然明白了那个幼小女孩当时的真实感受。在那一时空，我似乎就一下子抓住了它的意义，不带任何思考和询问地理解了它，但与此同时跟随而来的还有一阵难挨的惊慌，只不过这找不到根由的知觉刹那间就被丢弃了。它是属于土地的，像我们一样。所以它所有坚硬的怪异的部分都可以轻易地融进我们的心灵里。
舅舅和保分阿姨结婚后就躲在东屋生活，姥姥姥爷住在旁边的向阳大间。时间哗啦啦流逝而去，他们双双下岗后在狭窄的房间里干起剪纸花的营生，因为入不敷出，便又在靠近姥爷房子的一片荒地上安置了些蜂箱，开始生产蜂蜜。舅舅手舞足蹈地告诉我，等春天槐花开的季节，那些箱子里的蜂便会“哄”得一声升腾上半空，然后向北边倒去。
那阵子，姥姥充当舅舅和保分阿姨的帮手，穿梭在蜂箱中间，下雨时，她奔跑着把透明的塑料布盖在蜂箱上，压着角的红砖浸泡在雨水中，她的黑色布鞋也浸泡在雨水中。保分阿姨和姥姥的身影在那里始终向着两个方向奔去，她们的眼睛也从不望向彼此。就好像虽然身处同一个空间，她们却只需要坚守在自身的秩序里。
后来，在一个春天的末尾，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蜜蜂便大多死在了飞行的途中，这一份营生和剪纸花一样，也因此走到了终结。
后来保分阿姨和舅舅继续躲进了东屋，养孩子，吵架，算计，常常有摔东西的声音传过薄薄的木门，钻进姥爷耳朵里。
再后来，这声音就传进我的耳朵来了。芹和桂谈天从不避开我，于是我便听到了许多复杂的事情。年幼的我总想寻找一个方向好将那些复杂的事情整合起来，但我能做到的其实只是在脑海中重复那些句子和词语所留下的印象，让它们来来回回地飘着。当我在厨房由砖垒起的餐桌前望着桂和芹绕开我的视线，感到他们也在竭力让那些话语绕开我。当时的我并没有察觉到，在那些时刻，我距离自己寻找的方向无限遥远。后来的一天，我从他们短促或者悠长的句子里，揪了出一个词，“疯了”，这个词我明白，它的形态粗大而且具象，没有曲折地去向了某处。于是那些印象被我一把拽向地面，我终于恍然大悟了：保分阿姨疯了。
其实在我的脑袋里，还装着好几个疯子。比如街边那个夏天穿棉袄的老婆子，那个长着大鼻子，见到我就冲过来吐口水的小女孩，那个背着个大竹篓子，满大街捡垃圾吃的男人。他们常常出现在我回家的路上，赶路一样地经过，歪着脑袋傻笑，或者一边往后甩头一边骂着什么。每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看过去，他们嘴角的那一抹弧度有着我的生活里所没有的东西，显示出狂喜或狂怒，惊悚且充满着吸引力。我的心头滑过一丝丝急切的兴奋，保分阿姨也疯啦！后来我便像期待着被吸附一般期待回姥爷家了。保分阿姨的鬼影那段日子在我的脑海里挥散不去，我揪着她的长头发，她揪着我的裙边，在狭窄的东屋里跑来跑去，一边跑，一边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可令我大失所望的是，再见保分阿姨时，她在我眼中竟没有任何变化。我偷偷扒着门缝观察她的举动，她察觉后笑着朝我走过来，拉开门：
“快进来！快进来！”我疑惑地走进去，盯着她的脸看。她立马用她怪声怪气的普通话问我：看啥捏，我脸上有啥。我“啊”地大叫一声跑了出去。
那一天我抓住一切机会盯紧她，看她洗菜，做饭，抱着她的孩子走来走去，实在不像是疯子，可越是这样，我就越起劲儿地看着她。终于，我的耳朵听到了尖利的一声。一定是盘子，摔碎了。
我跳了起来，扒住门往里瞧。那一刻保分阿姨的脸也像个摔碎的白盘子，五官散落在上面，高挑的身材掺杂了男人气，展示出和肖庄村的女人一瞬瞬的相似。肖庄村壮实，笨拙的底色攀附了上来。她挥舞手臂，跺脚，甩动头发，都无法挣脱那些东西，它们从土地之上冒出来，扒紧她，挣脱一次，就再冒上来扒紧一次。她正压低声音说着什么，那腔调仍一如既往，过分纤细和阴柔，于是它们所表达的内容便被大家忽略了，只在空气中留下一阵阵的异样的波动。我的眼睛追着那些纤细的腔调，来到了一个狭窄的空间，它半悬在空中，也绕开了我。这些印象的存在让我隐隐觉察到保分阿姨好像不是疯了，这个词语显得过于集中，而她和她所做的事更接近一把扬起的沙，散乱，难以命名。可是“疯”的确太清晰了，在童年混沌的视线中这样的清晰是一道诱惑的光。
保分阿姨疯了的消息在之后的几年里传遍了我们庞大的家族。无论是凑在一起，还是分散在各自的房子里，我们都会不时讲一讲这件事。在那些讲述中，始终有一个漏雨的房间，有碎裂的声音，电闪雷鸣以及从屋子里传出的恐怖的叫声，最后，还有一个猛地冲出来，冒雨逃走了的舅舅。哎呀，保分阿姨犯病了！我学着大姨的口吻对桂和芹说。
在一段时间之内的家庭聚会时，我总看到保分阿姨笑嘿嘿地朝大家走去，手里端着一筐馍馍。然后，一些情节便缠绕在一起了：大姨朝她翻了个白眼，二姨垂着眼睛，余光亮闪闪的。小孩子们躲得很远，姥姥姥爷在昏黑的里屋端坐，面无表情。面无表情所指的并不是神情严肃，而是没有目光。这些情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复地出现又消失，但都只是轻飘飘地闪烁一下子，只有两个细节顽固地扎根在底部，一个是保分阿姨身上的衣服，它们的色彩像是被风沙包裹的月季那般，鲜艳又黯淡。那是从过去的遥远的娘家带来的嫁妆。另一个细节是姥姥挥舞着胳膊用肖庄村的语调讲述的一件事。她说，保分阿姨在一次犯病时，把衣服扯成了布条子，挂满了整个房间。第二天，姥姥坐在门槛上，盯着端着脸盆走出来的保分阿姨。说她恶狠狠地看了自己一眼，像要杀人的样子。
我往后的日子里，傍晚时分在由红砖垒成的桌子前吃晚饭时，总会突然感到一阵惊恐，然后攥紧衣角望向一片黑暗的墨绿色窗玻璃，好像保分阿姨的头发，和那些烂布条就披挂在我的身影之中。
不久之后，我经过肖庄村时走了进去，看到姥姥正在对一群人说着什么，她的眼珠子几乎要蹦出眼眶了，胳膊一次次往大腿根甩去。这些都让我觉得异常，如同疯子们嘴角的弧度。可我看到对面的人也都流露和姥姥同样的姿势和神情。这一刻发生的，似乎是村庄深处传来的千万次复述的回声，它翻搅起的人们内心相信的欲望，犹如万丈深渊。
在那些年，保分阿姨渐渐地止住了笑，也停止了所有的表情和动作，然后一次次转身走出了门。待到她走远了，我听见大家的议论纷纷也一个光阴一个光阴的时长那样般淡去，只有那声“疯了”还有着回荡在我的耳边的力量。
我跟她走了出去，在大门道看到她正站在掉漆的铁门前，紧盯着巷子中间积起的雨水，和坑洼里折射出的村子里最平常的红砖墙。由于把手放在身前，她的背显得僵硬。等我重新跑回人群中，站在姥姥姥爷视线的正前方，那失却了目光只是绕过我飘向保分阿姨隐匿的背影。可他们究竟看到了一切，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呢。
保分阿姨在某一个时刻戛然淡出了大家的视线，无论是姥爷生日，年节聚会，她都不再出现了。芹每年都会对舅舅耳提面命：“娶了个什么烂人，什么人品？老人一年就过一次生日，就不能到跟前来，脑子里装的什么。”舅舅唯唯诺诺地点着头，亲戚们愤愤地抱胸站着，嘴巴和脸向肖庄村的土地上甩去。
我问桂为什么保分阿姨不来了，是疯了吗？桂轻松地笑着：
“记住，人是不会疯的，人只会伤心。”
“伤心是什么？”
“伤心就是，我不跟你们玩了。”
那些蜂箱的消失却不像保分阿姨那么迅疾。它们一年年地累上尘埃，一年年地碎裂，直到变为一堆木片，塌陷在地上，才被彻底丢弃。那象征着他们一整段生活的物品，在消失的过程中，舅舅的心里对它们的期待也一点点搬空了。大姨有一次和芹聊天时，谈起了一个令我感到震惊的往事——姥姥的手掌在那几年常常被蜜蜂蛰伤！据说她总是捧着蜜蜂穿过很长的一条道路回到家中，然后摊开手掌暴露出火红的伤口。她们那天坐在长而窄的沙发上，膝盖朝向对方，但眼睛却始终看着地面。头顶的白色灯棍不时断电，暗一下子又亮起来，电流的吱吱声和飞蛾撞在上面沉闷短促的声音交缠在一起。这让她们的话语显得无比地轻，断断续续的意义落在我的耳朵里。但保分阿姨在这些往事之中，姿态是那么稳固，将自己包裹着，与肖庄村发生的一切矗立在相反的方向里。她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时，目光是向着“空”望去的。她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吧，包括她手里的红纸，身旁的蜂箱，可能还有身旁的舅舅，摔碎的盘子，甚至还有她自己。
后来我长大了，保分阿姨在我长大的那些年似乎没有出现过。听说，她每年都在除夕夜赶回娘家，坚决不肯在大年初一出现在姥爷的旧房子里。她不工作也不做买卖，每天躲在屋子里和舅舅摔盘子、争吵。她的头发留了好长好长，到了大腿的地方，扎起时，末梢显得稀疏又丑陋。稀疏又丑陋是二姨告诉妈妈的话。
二姨还说她的精神问题愈发严重了。多年来，每次一听到保分阿姨的精神问题，我都会立刻想起那电闪雷鸣中仓皇逃窜的舅舅，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还有她被破碎的头发遮挡的脸。保分阿姨疯了这件事，与那个久远的，雷雨中的景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过来，我从未亲眼见过那景象。它们是由他们的嘴巴传进我耳朵里来的，我是用想象搭建了那样一个怪模怪样的世界，然后把保分阿姨摆放了进去。后来我才明白过来，我因为一些幼年时虚幻冒出身体之外的欲望，听信了他们的描述，在每一砖每一瓦上费劲了心思，让那个世界纤毫毕现。但令我不解的事实是，保分阿姨始终是其中最模糊的部分，如一个鬼影，在坚实的领地飘动。
在一些回看时边界分明的岁月之中，我好奇的眼睛倏忽间闭上了，触觉也跟着散去。我突然发现，很多童年的目光里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着平常的一面。所有的答案其实早在最初就有了方向，只不过选错了道路，便距离它越来越远。正确的那条路绝对不会在最初显露出端倪，只能在光阴里渐渐地流逝出一些结局的残骸。在我遗忘了保分阿姨的那些年，她从这条理解的道路上消失了，等再出现时，被剥落的往事突然变成了破碎的壳，轻易地散尽了，露出一个平常的虚空内里。
那些年我的心就像河流在慢慢地干涸，曾经河底发光的石头裸露出来。我看到那个朝我吐口水的小女孩一下子消失了，从我真切地感受到她每一天都在寻找我，咒骂我的稳固规律中，一下子消失不见。那些疯子，神秘兮兮的竹篓子和棉衣，一丝丝激动人心的恐惧，都松了劲儿，软塌塌地掉落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忘，却几乎想不起什么来了。我试着把心脏外那些粗糙的石块砸破，好再次露出光滑鲜活的皮肉。然而力道总无法完美，有些肉与血管，扎进了碎裂的石头，有些淌出红色的液体。可是保分阿姨每一次在这样的心脏中摇曳时，我都会感到一股莫名的涌动。在那消失已久的身影之中，我听到了许多来自过去的话语：“生了孩子就算是完成任务了”“什么人品！”“稀疏又丑陋的辫子”……肖庄村土地与尘埃的气味包裹着它们，浑浊与温暖之中，它们剥离了恶毒的意义，裸露出亲切的本质。
我还听说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肖庄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地震中轰然倒塌，烟尘升腾起来，再落下去。行动迟缓的人们茫然地站在折断的房屋前时，烟尘的白光流动在他们刀一样的头顶。他们四处张望，悲伤地看着彼此。村子很快重建，但那废墟中的目光，永远地留了下来。而保分阿姨来到的是一片完好无损的土地。因此，也许从她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就被撕裂了：她走在蜂箱和院子之间，她穿过整个村庄，但她的身体和心灵却与这里最深重的一切无关。她是建立在真实之外去感受，在语言、意义、表情、动作的核心之外，那个空壳中去寻求对这里的理解。
保分阿姨再次出现，是在姥爷去世的那天。深夜十一点，他在那紧挨着舅舅婚房的向阳间与世长辞。而如今，曾经属于他们的东屋的痕迹都已消失不见。保分阿姨面朝着那薄薄的墨绿色窗玻璃整理自己已黑白相间的长发时，也许看到了她过往的岁月，也许没有看到。她曾飘动着身影的房间，现在已有灶台，水池，染成一团团黑灰的墙壁。她在窗玻璃上的模样也和那年踏进家门时完全不同。不仅仅是老去那么简单，就算皱纹浮出来，白发隐去，那也不是同一个人的脸了。她也许也模糊感受到了这些，因为我听到她回头看着我时，瞪大眼睛，捏着嗓子展示她如同往常的声调：
“都长这么大了，上什么学捏。”
这音调在我的心头忽地荡了一下子，随着这一下，一段具体的时光被碰得支离破碎。我看到很多景象纷飞而起，纸花，头发，成群结队的蜜蜂，舅舅的铃铛，笑脸，姥姥姥爷的目光……它们在时光被碰碎的刹那聚拢在一起，坚固而稳定，而保分阿姨依然模糊、缥缈——我朦胧地意识到，她从来没有存在过，在那些我所记忆的话语里。
葬礼就如婚礼一样，转瞬即逝。保分阿姨离开了，舅舅离开了，我们回到各自的家。这一次，保分阿姨似乎在所有人的房子里销声匿迹，没人再计较、戳破她裸露出的陌生，真实，稚嫩，也许还有，恨，思念，艰难，无依无靠……这些我终于握紧了的意义，在她二十年的光阴之上轻不可察地氤氲着。
只有桂不经意地提了一句：“保分现在干啥呢。”
“应该是在火锅店当厨子。”
“这人还是得接触社会，这样看起来就机灵了。”
我听着这些游荡在真相之外的言辞，觉得有什么东西锋利地切下了人们纤细的触角，让重大的事以可以阐释的模样出现，然后日子过去，换一套说辞，也换一种可以阐释的模样。那些承担过毁灭的碎裂的生命，被这些简易，如零件一般，组装得完好无损。事实被深深地掩埋了，但我总有预感，它藏在话语的尾声里，正甩动着身体靠近浑然不觉的我们。
保分阿姨淡出了这个大家庭的视野。可她已经老去了。她从未被珍惜过的美丽，终于在目光中无迹可寻了。
在某一年的冬天，我一个人去了海边，住在车站旁边的小旅馆。老板娘看上去五十岁上下，有些衰老了，但妆化得很仔细。柜台前还有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小男孩，像是她的儿子。
老板娘让我住在一个靠窗的房间，她的卧室就在正下方。半夜我突然听到一声尖叫，紧接着是咒骂和什么东西碎了。我呆愣着，紧接着听到了男孩的声音：“丑八怪”“老太婆”“不要脸”……，一直持续到后半夜。第二天离开旅馆去海边时，老板娘刚好也推门出来，我瞥到她的卧室门里面，那个小男孩裸着的半个背，和从被子里伸出的一条光秃秃的腿。我说我出去了，她一边拢着头发一边朝我笑。
那里的空气似乎比肖庄村稀薄，太阳因此亮堂得多。我回忆着夜里的咒骂和尖叫，突然想起保分阿姨，碎裂的盘子，扎穿了手心的蜜蜂，电闪雷鸣，落荒而逃的舅舅，还有无数张脸，扭曲着说疯了，疯了……我回头看，小旅店的砖房是红色的，静静地在天空下站立，里面住着一对情人，他们一定在发生着什么旷古又切近的事实，一些因为此时此地的遥远，不可捉摸，而如同鲜亮的阳光般平常、虚无的事实。在海边，夜色降临后海水黑暗地涌来。我明白，第二天我就将远离这里，远离昨夜的声音，拢着头发朝我笑的脸，赤裸的背和纤细幼态的腿。这是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我扒着门框朝里望的眼，我的理解，都只能在一片虚空中寻找方位。我从最初就不该走进去，不论是对这一刹那的情人，还是对时光中的保分阿姨。
童年的那种扒着门框想接近一个东西的欲望越来越远了。而童年窥探的眼光扫过来时，我依然能在心惊胆颤之中，看到一些庞大深邃的景象。那些结局的残骸不断地涌现，可我面对它们的来路和去处时，感到无能为力。就像漫长的释怀和努力之后，我仍然会在芹说那句“瞎逞劲”的时候，慌忙埋起自己涂着口红的嘴唇。我沿着理解的道路走了很远，却发现它早就断了，我是在空中行走着，只有被牵引的痛觉真切且漫无边际。
从海边回到家，我又见到了保分阿姨，她从她破旧的出租屋中走出来，穿一条黑色的运动裤，头发扎成细细的马尾，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撞上之后，笑容出现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周围的环境，干枯的树杈和残存的雪，还有一些行人，车辆，而她站立其中，稳稳地，且悄无声息。这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完整的土地上。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属于她的这种完整：保分阿姨一生都在体会着的完整。
原来飘动在月光的冰冷颜色，刀一样的人群，坚硬的，拉着长长的意义的话语，还有数不清的表情与身影之间的。是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