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翻译]利器——节选
翻译伤痛类小说，绝对不是一件享受的事。因为要拧着眉毛试着理解作者描述的那些自我伤害的词语。中文对自残描述的词眼我绞尽脑汁想了想，差不多也就刺、割、挖、剜这些，这时候也觉得自己语言贫瘠的很，实在想象不出来其他的描绘方式。可英文原文使用了cutter, snipper, slicer, carver, jabber.相比之下我的表达生硬了很多。而在描述自残行为时，原文似乎又用词很简单，一个简单的“do”字，似乎又在回避“自残”这种做法的字眼。
我在青春期也是“划痛”体验者，身体的痛确实可以带来一丝丝快感，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心里无法处置的痛一些些补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一做法的来源。对于有些人来说，只是一种体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变成了一生去不掉的阴影。
东西方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东方人并不青睐直截了当或者热情洋溢的说出爱或者恨，或者索性刺啦啦的刻在身体的明显部位，让别人像“读”一本书一样的读你。而西方人却直接很多。表达或者不表达，似乎该发生的问题总要发生。我不难过，因为人生的这一段旅程不就是用来体验爱与恨的吗？
本文节选自长篇小说吉莉安弗林的小说《利器》（《Sharp Objects》）。作者的名字可能并不深刻，可是如果提到她的另一本小说《消失的爱人》，就会引起一片唏嘘。她的《消失的爱人》我也有幸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完，电影我也有幸一帧一帧看过。读完、看完之后我对婚姻、爱情有了更多的理解，在一段婚姻中的两个人并不处在对立面，也没有谁是坏人，渴望爱与理解是人的天性，如同嫉妒与报复一样是人的天性。
《利器》也被拍成了美剧，并且第一季播出后由于良好的收视率，被续订。
以下是原文翻译。
我是个切割爱好者。还喜欢横切、割片、刻字，总之是一个无聊的人。我是个奇葩。我是有目的的。我的皮肤，谁看到了都会唏嘘。上面刻满了“厨师”、“纸杯蛋糕”、“小猫”、“卷毛”这些乱七八糟的词，就好像一个刚会写字的一年级学生用刀瞎刻的一样。我偶尔，好在只是偶尔，自己看到都会笑出声。从浴室出来，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一条腿侧面:刻着“年轻的”。穿毛衣的时候，闪过手腕上刻着的字“有害的”。为什么刻这些字?好多优秀的心理医生已经为此浪费了几千小时的咨询时间。这些词一般都很女性化，比如迪克和简或者粉色和小狗的尾巴之类。有的完全是个负面词汇。我刻了好多焦虑的同义词，有11个。不过我确信，在某个时刻，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些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不光是看，而是感受。我的左臀灼烧着:裙子。
挨着“裙子”，是我刻的第一个词“邪恶”，那是一个让人焦虑的十三岁夏日。那天早上醒来，我又热又烦，总担心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如果你的一天像天空一样又空虚又无边，怎么找得到安全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记得那个词的感觉，它在我的耻骨上沉重而粘稠地划过。当时用的是我母亲的牛排刀。就像小孩描红一样切过去。我自己清洗了一下。再刻得深一遍。再清洗。我把漂白剂倒在刀上，再偷偷溜进厨房放回去。“邪恶”，这个词让我觉得解脱。那天我一直在处理我的伤口。用浸透酒精的棉签挖出W型的曲线。我不停的搓着脸，直到刺痛消失。冲洗。上绷带。再重复。
当然，我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问题总是在显露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了。九岁时，我用一支厚的圆点铅笔，一字不差地把《草原上的小房子》系列抄写在螺线笔记本上，我记得笔记本的封面是闪闪发光的绿色。
十岁时，我用蓝色圆珠笔把老师说的每句话都写在牛仔裤上。我在浴室的水池里，用婴儿香波浸泡他们，怀着内疚的心情偷偷洗了它们。上面的字模糊不清，只在裤腿上留下了一些靛蓝的象形文字，就像一只沾着墨水的小鸟从裤腿上跳过去。
11岁时，我的强迫症让我把别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一个小小的蓝色记事本上，俨然一个小记者。每句话我都必须写在纸上，否则就会觉得它们会失真，会溜走。我甚至能看到这些话飘半空中——卡米尔，递过牛奶——这时我就很焦虑它们会消失，就像喷墨一样散去。不过，似乎把它们写下来，就能拥有它们了。不用担心它们再消失。我是一个语言保护主义者。我是一个怪咖，一个紧张的、神经质的八年级学生，宗教般狂热地记录着句子(“菲尼先生绝对是个同性恋”、“杰米·多布森真丑”、“他们从来不吃巧克力牛奶”)。
玛丽安是在我13岁生日那天去世的。我醒来，蹑手蹑脚地走到大厅里打招呼——这是我一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发现了她，眼睛睁着，毯子拉到了下巴。我记得我并没有惊吓。我每次一想起她，都是死去时的那个情景。
那年夏天，发生了其他事情。我蜕茧成蝶般的变漂亮了，非常漂亮。然而也没什么所谓，反正最终都会走向堕落的方向。玛丽安是公认的美人:蓝色的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完美的尖下巴。慢慢的，我的容貌也发生了变化，仿佛有云朵在我头上飘浮，在我脸上投下了讨人怜惜或者说多愁善感的影子。我一旦长成型了——那年夏天我们似乎都发现我变美了——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发现大腿上有血迹——那年夏天我开始无法停止的、疯狂地手淫——我完全着了迷。我被自己迷住了，只要找到镜子我就对着自己搔首弄姿。像个雏一样不知羞。大家都喜欢我。我不再是那个死了妹妹的可怜虫。而我是那个漂亮的、多么伤心的、死了妹妹的女孩。所以我很受欢迎。
也是在那个夏天，我开始自残，而且对这一新爱好我几乎倾注所有精力。我喜欢自我疗伤，在肚脐上方用一块湿毛巾擦去一滩浅红的血，然后神奇的显现出一个词:恶心。用小棉球蘸上酒精，一缕缕的碎片粘在血淋淋的线条上，显现出一个词:活泼。高三时候刻的字就有些下流了，之后我都改掉了了。几次快速的重刻后，“阴部cunt”改成了“不能can 't”,“阳器cock”改成了“后面back”“阴蒂clit”描成了四不像的猫，“我I和i”变成了歪歪扭扭的大写字母“A”。
从开始刻字到持续了十六年之后，我刻的最后一个字是:消失。
有时我能听到这些“字”在我的身体里互相争吵。刻在肩膀上的“内裤”呼唤着右脚踝内侧的“处女膜”。刻在大脚趾下面的“缝合”发出低压的声音，威胁左胸上的“宝贝”。我让“消失”命它们全部闭嘴。“消失”永远一副安静、庄严的样子，它就在颈后安全的地方对其他的词发号施令。
不过:在我后背的中央，有一圈拳头大小的完整皮肤，之所以完整，是因为够不到。
这几年我也常常讲一个专属于我的冷笑话。你真的可以读懂我。要我把它们给你念出来吗?我似乎给自己判了个无期徒刑。有意思吧?如果哪一寸皮肤没有被纹身覆盖都会令我觉得无法忍受。以后我可能会去看外科医生，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恢复我的皮肤，不过现在我还受不了光滑的皮肤。为了不总想着伤害自己，我会喝酒，喝醉之后就不刻了。但大多数时间我还是清醒着的，总想着刻自己。之后刻的就不再是简单的字眼，而是模棱两可的、说不出口的、表里不一的字。在伊利诺斯州的医院里，医生们无法认同这种心理渴求。
对于那些想知道是什么病情的人，我有一篮子医学术语给你。我只知道切割让我有安全感。这就是证据。思想和文字，我在那些能看到和追踪到它们的地方捕捉。真相，用一种古怪的速记法，刺痛着我的皮肤。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在手臂刻上“不安”。当你陷入爱里时，我在胸前勾画出“悲剧”的线条。我并不想被治好。但我实在没有好的皮肤可以刻了，我在脚趾间刻上——“差劲”“哭泣”——就像一个吸毒者在寻找最后的静脉一样。“消失”为我做了这件事。我一直留着脖子这块最好的地方，留着刻最好的字。然后我就去了医院。在医院住了十二个星期，待在一个自残人专属病房，病房里几乎都是女性，大多数不到25岁。而我是三十岁去的。只待了6个月就出院了。这是一段微妙的时光。
柯瑞带着黄玫瑰来看过我一次。在他被同意进入探视间前，护理人员清除了我所有嵌进皮肤的碎片，碎片被放在一个塑料容器里——科瑞说这些容器看起来像处方药瓶子——他们把这些瓶子锁起来等待垃圾车来了就扔掉。我们坐在休息室里，四周的棱角都包着圆形的边，沙发都是毛绒绒的，我们一边谈论报纸、他的妻子，以及芝加哥的最新消息，我一边瞄着他的身体，看看有没有什么尖锐的物品，比如皮带扣、安全别针、表带什么的。
“对你遭遇的这些我觉很抱歉，丫头，”他在访问结束时说。看得出他真的心疼我，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湿润。
他走后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于是跑到浴室里呕吐，正呕吐的时候，我发现厕所后面的有一个套着橡胶的螺丝。我撬开走一个，藏在手掌里使劲的磨出“我”这个单词，直到看护人把我拖了出来，鲜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
那周又过了几天，我的室友自杀了。当然，讽刺的是，她不是割伤而死，而是吞下了看护人忘在外面的一瓶清洁剂。她只有16岁，还当过啦啦队长，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她总割在大腿上方。她父母来收拾她的遗物时时一直瞪着我。
他们总说蓝色是忧郁，对我而言，如果睁开眼满眼都是长春花的蓝色，我也愿意开心着醒过来。可我觉得忧郁是尿黄色的。流出几里之后最终干涸。
护士会给我们吃一些缓解皮肤刺痛的药。而更多的药物的作用是镇定我们冲动的大脑。我们每周都要被搜身两次，看看有没有尖锐的东西。从理论上讲，我们是一群人坐在一起，清除自己的愤怒和自我憎恨。我们学会了不要背叛自己。我们学会了责备。这些好的习惯坚持一个月之后，我们享受了舒缓的泡澡沐浴和按摩。他们说触觉对我们有好处。
我唯一的另一个访客是我的母亲，我五年没见她了。她身上散发着紫色花朵的气味，戴着一个让我小时候就梦寐以求的可以发出迷人叮当声的手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谈起了城镇关于观叶植物和圣诞节彩灯必须在1月15日前摘下的新规定。而当我的医生来了，她忽然开始放声大哭，抚摸着我，又因我抓狂。她抚摸着我的头发，拼命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之后没多久，玛丽安就不可避免的出意外了。要知道，我母亲几乎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这都快要了她的命。为什么大孩子(尽管是不那么讨人喜欢的那个孩子)会故意伤害自己?我和她那离奇失踪的那个孩子特别不一样，想一想如果她还活着，都快三十岁了。玛丽安那么热爱生命，但还是没有幸免。天哪，她都快让所有人为她惋惜了——还记得吗，卡米尔，即使在医院她也笑得那么开心。
我不敢告诉母亲，不谙世事、生命将近的10岁孩子本来就是这样。不过干嘛要说出来呢?和死去的兄妹不要争什么宠。我希望我不再会有这些念头。
